经典文言文《原君》·原文·译文·赏析
〔清〕黄宗羲
原文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则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人之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
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一婬一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乃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一婬一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选自《四部备要》本《明夷待访录》
人类社会开始之后，人都是自私的，也是自利的。社会上对公众有利的事却无人兴办它，对公众有害的事也无人去除掉它。有这样一个人出来，他不以自己一人的利益作为利益，却让天下人得到他的利益；不以自己一人的祸患作为祸患，却让天下人免受他的祸患。那个人的勤苦辛劳，必定是天下人的千万倍。拿出千万倍的勤苦辛劳，而自己却又不享受利益，这必然不是天下常人之情所愿意的。所以古时的君主，考虑后而不愿就位的，是许由、务光等人；就位而又离位的，是尧、舜等人；起先不愿就位而最终却未能离位的，是大禹了。难道说古代人有什么不同吗？喜好安逸，厌恶劳动，也像常人情况一样啊。
后代做人君的却不是这样了。他们认为天下的利害大权都出于自己，我将天下的利益都归于自己，将天下的祸患都归于别人，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让天下的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将自己的大私作为天下的公利。开始时对此还觉得惭愧，时间久了也就心安理得了，将天下看作是广大的产业，把它传给子孙，享受无穷。正如汉高祖所说的“我的产业所达到的成就，与二哥相比，究竟谁多呢？”他的追逐利益的心情，不知不觉已流露于言辞了。
这没有其他原因，古时将天下看成是主，将君主看作是客，凡是君主一世所经营的，都是为了天下人。现在将君主看作主，将天下看作是客，凡是天下没有一地能够得到安宁的，正是在于为君主啊。因而当他未得到天下时，使天下的人民肝脑涂地，使天下的子女离散，以增多自己一个人的产业，对此并不感到悲惨，还说：“我本来就是为子孙创业呀。”当他已得到天下后，就敲诈剥夺天下人的骨髓，离散天下人的子女，以供奉自己一人的荒一婬一享乐，把这视作理所当然，说：“这些都是我的产业的利息呀。”既然这样，作为天下最大的祸害，只是君主而已！当初假使没有君主，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东西，人们都能得到自己的利益。唉！难道设立君主的道理本来就是这样的吗？
古时候天下的人都爱戴他们的君主，把他比作父亲，拟作青天，实在是不算过分。如今天下的人都怨恨他们的君主，将他看成仇敌一样，称他为“独夫”，本来就是他应该得到的结果。但小儒死守旧义，认为君臣间的关系存在于天地之间，难以逃脱，甚至像夏桀、殷纣那样残暴，竟还说商汤、周武王不应杀他们，而编造流传伯夷、叔齐的无从查考之事，把千千万万老百姓的死，看成与老鼠的死没有什么两样。难道天地这样大，却在千千万万的百姓之中，只偏爱君主的一人一姓吗？所以说周武王是圣人啊，孟子的话，是圣人的言论啊。后代那些想要凭着他像父亲一般、像老天一般的空名，禁止别人窥测君位的君主，都感到孟子的话对自己不利，直到废除孟子配祀孔子的地位，这难道不是来源于小儒吗？
虽是这样，如果后代做君主的，果真能保住这产业，把它永远传下去，也不怪他将天下当作私有了。既然将它看作产业，旁人想得到产业的念头，有谁不像自己呢？于是用绳捆紧，用锁加固，但一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并不能战胜天下要得到它的众多的人。远的不过几代，近的就在自身，他们血肉的崩溃，就应在子孙的身上了。过去南朝宋顺帝愿以后世世代代都不要投生到帝王家中，而明毅宗对公主所讲的话，也说：“你为什么要生在我家！”这话真可痛惜啊！回想他们祖上创业之时，志在占据天下的雄心，哪有不垂头沮丧的呢？因此明白作君主的职责，那么唐尧、虞舜的时代，人人都能推让君位，许由、务光也并非超尘绝俗的人；不明了作君的职责，那么就连市井之间，人人都想得到君位，许由、务光因而绝迹于后世而听不到了。虽然君主的职分难以明了，但用片刻的荒一婬一享乐，不值得换取无穷的悲哀，即使是愚蠢的人也能明白这一道理的。
（一邓一 乔彬）
鉴赏
《原君》是《明夷待访录》的首篇。原君，就是推论为君之道。文章首先托古：古代贤君，以千万倍之勤劳为天下兴利除弊，而自己却不享其利。继之论今：后世之君，利尽归于己，害尽归于人; 为博一人之产业，为奉一人之淫乐，反客为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使“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正因为古今为君之道不同，所以结果也就两样：古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如天; 今人怨恶其君，视如寇仇，名之独夫。而小儒死守所谓“君臣之义”，枉传无稽，视万姓血肉有如腐鼠。作者认为，此与孟子“民贵君轻”思想，迥然相悖。而明太祖废孟删书，皆导源于小儒。最后，作者从帝王自己的身家利害的角度，告诫他们：若“不明乎为君之职分”，结局必然是血肉崩溃的悲剧，“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南朝宋顺帝痛哭发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帝王家”，崇祯皇帝亲手砍杀女儿长平公主，已为先鉴。若后世之君再以俄顷淫乐易无穷之悲，那就是愚不可及了。
对于《原君》，过去曾有过种种不同的评价。顾亭林说： “古之君子所以著者，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 (《南雷文定》附录)这里说的是《明夷待访录》，自然也包括《原君》在内。显然，顾亭林认为这是对帝王的真诚而正确的规劝。那末，帝王们能不能听得进去呢?清代乾隆年间把《明夷待访录》列为禁书，原因何在?梁启超说： “真极大胆之创论也，……于晚清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又说： “实为刺激青年之最有力之兴奋剂” (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我们且不谈孰是孰非，还是先从背景方面作一些分析。《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康熙二年(1663)，当时黄宗羲五十四岁。向远处看，自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商人地主、市民阶级日趋壮大，资本主义因素也就渐积渐多。表现在社会政治思想上，也就出现了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潮。包括《原君》在内的《明夷待访录》，就是这种社会大思潮的一个产物。向近处看，社会刚刚经历了一场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交织的历史大动荡： 明王朝的覆灭，农民大起义的失败，以及清政权的建立。作为亡国遗臣的黄宗羲，力图追究这场社会大悲剧的原因，《原君》以及《明夷待访录》中其他文章，便是这种探求的结果。看清这两点背景，我们就不难发现： 黄宗羲在《原君》中对封建君主自私残忍的批判，对小儒盲目忠君思想的驳斥，以及对人民力量的某种程度的肯定，是他对历史所作的具有哲理思辨性质的总结，也是他的浓厚的民主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黄宗羲认为，天下一切祸害的根源就是以家天下为基础的君主制度，而人民的利益应置于君主利益之上，这正是他超越前人之处的“极大胆之创论”。照顾亭林看来，黄宗羲只是要改良君主制，而不是取消君主制。但事实证明，黄宗羲的思想在客观上对封建统治只能起批判和毁坏的作用，而完全达不到维护的目的。也有人把《明夷待访录》比作《民约论》或“人权宣言”，自然不甚恰当，但象《原君》这样隐含着民主、平等思想的文章，在中国历史上毕竟起过进步的启蒙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
文章认为：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而“好逸恶劳”是人之常情。黄宗羲只看到了“自私” “自利”的一面，以及与之相关的“好逸恶劳”的弱点，而未去强调人的精神中的美好因素，犯了片面性的错误。而这，又是服务于黄宗羲的论述需要的。即他从这样一个基本出发点来展开论述和提出问题的：人类一开始就是自私自利的，而古代的贤君则能舍私为公，为天下兴利除害。这一认识和论述的缺陷，当然影响了本文思想的发挥。然而，黄宗羲结合自身的经历，总结历史上的经验和晚明覆灭的教训，又包含着深刻的历史沉思。这样，也就奠定了该文的政论色彩，透现出民主主义亮色。
文章的基本论点是阐明君主的职分在为天下兴利除弊。作者先把古代贤君对待天下的态度立为准绳，以衡量后世君主。然后，以由此产生的弊害，对小儒盲目尊君的谬论加以驳斥。进而指出，后世君主的行为，实际上是与天下为敌，结果自身遭到无穷的祸害。并在此点明为君的职分，照应前段。全篇的议论，层层加紧，层层深入，前后联贯，首尾照应，具有极为严密的逻辑性。
再者，本文的立论方法是托古论今。自始至终，古今对比，以今衬古，扬古贬今。古代君为天下，今世天下为君; 古代“天下为主，君为客” ，今世“以君为主，天下为客”; 古代君主“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今世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 古之民“爱戴其君”，今之民“怨恶其君”……这样一古一今，一正一反，两相对照，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此外，本文尽管以议论为主，但作者不时插入类似记叙文中人物对话的句子，增加了文章的形象性。刘邦的“某业所就，孰与仲多”一句话，无赖之徒的逐利嘴脸便跃然纸上。“我固为子孙创业也”，“此我产业之花息也”，两句自我辩白，则把后世君主的厚颜无耻，描画得淋漓尽致。而“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若何为生我家”二句，又把末世之君走投无路、悔之无及的悲剧结局，写得撕心裂骨。这种手法，在一般的议论文中，并不多见。除去上述对话式的语言之外，其余的议论文字也十分简练犀利，精辟有力。
从黄宗羲的生平，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个非常之人。而《原君》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则可说是一篇非常之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原君》完主可以称得上是一声振聋发聩的反对君主制的呐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