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3期 | 两个南宋大状元的碰撞
编者按：
作 者：吴 斌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浙江温州人。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四十七岁时中了状元。他是名臣、巨儒，以道德文章誉天下。谥“忠文”。有《宋王忠文公集》。
《宠示帖》，又名《室铭帖》，篇幅很长，是王十朋唯一传世墨迹，内容不见文集。收于《宋人法书》第三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为了更好地赏读《宠示帖》，笔者抄录了释文，并对译出白话大意，如下。
王十朋《宠示帖》释文：
十朋伏蒙宠示室铭题跋并和诗，三复钦叹。诗词意俱工，但过情之誉，非所敢当耳。铭跋高深微妙，然有所未谕者。“不欺”二字，岂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以是铭室，自知得罪。窃效古人座右铭，聊以自警云耳。张丞相以合天人为不欺，深得《中庸》谨独、《论语》一贯之旨，其说非不广大，其为训诫也，亦深且至矣。而高见以为未广，如是则吾夫子所谓“惟天为大”“吾谁欺，欺天乎”之语亦未广耶？近世学者多流入于异端……
对译白话：
收到了（您为我写的）室铭题跋与和诗，很是赞叹。其中的过誉，实不敢当。您的铭跋虽好，但尚有未明白之处。“不欺”二字，不是我这个“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的。用它当室铭，乃是私效古人的座右铭，用以自警罢了。张丞相赠我的这两字，蕴含了“天人为不欺”的含义，符合《中庸》和《论语》所倡导的主旨，这种说法，广大且有深度。而您认为还不够广大，那么，孔子所说的“惟天为大”“吾谁欺，欺天乎”，又该怎么理解呢？近世的学者多流入异端……
王十朋《宠示帖》释文：
（近世学者多流入于异端），反以吾圣人之道为小，又以天为小，而求其所谓大于虚无荒唐，清静寂灭，不验无实之间。是之所谓大者，非欺而何？不谓贤者过之而亦以是说也，大是饶舌。及“神游毗耶离城，稽首丈室”等语，虽出于戏翰弄墨，然先贤所不道，六经所不载，恐非先生长者为后学之训，未敢承教。金华子之学，亦杂于佛老，至其《读和韩诗》有“想见大颠师，不应谈什么”之句，识者伟之。圣道不明久矣，诸儒不能无罪。因高论雄文之及，辄敢布复其狂言。十朋惶恐。右谨具呈。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王十朋劄子。
对译白话：
近世的学者多流入异端，反而认为圣人之道为小，天亦为小，而去虚无缥缈、不切实际的佛老那里寻求所谓的广大，岂非欺人？贤者纵去反驳，也费口舌，至于“神游毗耶离城“”稽首丈室”之类的话，更非圣贤之语，不足为训。金华子的学问，也受佛老的影响，但他在《读和韩（愈）诗》里，写有“想见大颠师，不应谈什么”的诗句，识者称道。儒道晦暗已久，儒生们负有责任。只因看到您的文章中，涉及了这些方面，我才敢写出以上狂言。十朋惶恐。（具衔不录）
《宠示帖》佚失了上款，这导致八百多年来，收信人身份成谜，阻碍了人们对此帖的理解。如明代王世贞说：“（十朋）所与书极辩者，不知何许人？想亦工佛法者。公可谓能卫道矣。”清代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亦做此问。
最早对收信人问题进行研究的，是温州学者张棡。1935年春，杭州林同庄给张棡写信，问及《故宫周刊》发表的《宠示帖》。张棡从《宋王忠文公集》中，寻出关键史料，有《不欺室自警》诗、《次韵何子应题不欺室》诗、《题何子应金华书院图》诗等。指出“不欺”是张魏公为王十朋题写的室号，“金华子”是王十朋的友人何子应。并认为何子应是收信人。
▲ 《故宫周刊》 第92期第二版书影 1931年
找出张魏公和何子应，是张棡的重要贡献。美中不足的是，他把张魏公张浚错认成了张焘。
1986年，徐邦达先生在《古书画过眼要录》中，根据帖末王十朋“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的结衔，结合《宋史》，考证出《宠示帖》书于“隆兴二年至乾道初年间”，并正确指出，帖中的“张丞相”是张浚。但是，徐先生未检出“金华子”，他推测为黄庭坚。
之后，又有几篇考证《宠示帖》的文章，但对帖中人物和书写时间的认定，不出张、徐二公。
绍兴三十二年（1162），高宗内禅。孝宗即位后，锐意恢复，重用以张浚为首的主战派，王十朋也在其列。隆兴元年（1163）初，张浚为枢密使，督师北上，但出兵不利，五月，遭遇符离之溃，重挫士气。随后，主战派渐渐落势，主和派占了上风。翌年冬，宋金和议，隆兴北伐宣告失败。
隆兴二年（1164）七月，刚到任饶州的王十朋，去余干（今江西余干县）拜望罢相的张浚，而张浚正在生病，没能见面。八月二十日，张浚为王十朋书写了《不欺室铭》，八天后就去世了。
王十朋马上撰写了《祭张魏公文》，收录于《南宋文范》。兹摘录语句若干：
（公）社稷之功最高，亲曾取日；君父之仇未复，誓不共天。……意者天必相之，嗟乎命何止此。……宣室兴思，苍生望起。虽曰闭门绝粒，不忘忧国爱君。中山功未及成，谗谤之书盈箧。武侯死有遗恨，英雄之泪满襟。一老不遗，百身莫赎。某滥比假守，惊闻讣音，忍观绝笔之铭，愧阻临棺之奠。嗟吾道之穷已甚，非斯人之恸而谁？
南渡三十余年，主战派熬白了头，好容易争取到北伐的机会，没想到，很快就折戟沉沙，眼见复国更是无望了。随之而来的，是满朝的毁谤。政敌得势，连挑梁的老帅张浚，也贬死江西。正所谓“嗟吾道之穷已甚，非斯人之恸而谁？” 主战派迎来了昏暗时刻。
王十朋所说的“忍观绝笔之铭”，显然是指《不欺室铭》。此铭全文已佚，仅见朱熹在《张浚行状》中引用的二十四个字，云：“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在王十朋看来，这是逆境中的张浚，借儒家圣贤之言，对自己的谆谆训诫，务要常秉初心，慎独不欺。
▲ 南宋 张浚《远辱手翰帖》
与《宠示帖》同属于《宋人法书》第三册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P451
在《宠示帖》中，着墨最多的部分，还不是《不欺室铭》，而是“儒释之辨”。帖的后半部分，全是讲此。为什么王十朋会引入这种话题？这只能结合当时的政治背景加以考虑。
宋代皇帝多推崇道教，而孝宗有所不同，他在不废道教的同时，更倾心于佛教，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有浓厚佛老情怀的君王。孝宗登基前，最信赖的和尚，是宗杲。宗杲的信徒众多，俨然是当时的佛教领袖。
宗杲有复国情怀，力主抗金。《舆地经胜》卷十九《宋国府》载：
宗杲虽林下人，而义笃君亲。谈及时事，忧形于色，或至垂涕。时名公钜卿如李邴、汪藻、吕本中……汪应辰……，皆委己咨叩，而张浚雅相推重。
宗杲周围聚集的官员，全是以张浚为代表的主战派。笔者认为，他们本质上组成了孝宗潜邸时的顾问团。孝宗一登基，之所以迅速地给岳飞平反、重用主战派，发动隆兴北伐，宗杲的影响极其重要。
佛教，是一把双刃剑，有促成北伐的作用。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容易沦入虚空，脱离实际。最早明确指出这个问题的，是朱熹（1130~1200）。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孝宗登基，同年八月，发诏请天下谏言。在潭州监南岳庙的小官朱熹，递上著名的《壬午应诏封事》，打响了反对“佛老”的第一枪。他说，自古圣贤治国，不依佛老，都不看道释之书；重用儒生，弘扬儒学，才是治国的正道。这篇《封事》，对后世影响很大，但在当时没有引起重视。
朱熹《壬午应诏封事》摘句（仅供参考，可略过）：
比年以来，圣心独诣，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疏远传闻，未知信否？私独以为若果如此，则非所以奉承天锡神圣之资，而跻之尧、舜之盛者也。盖记诵华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圣帝明王之学，必将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
臣愚伏愿陛下捐去旧习无用浮华之文，攘斥似是而非邪诐之说，少留圣意于此遗经，延访真儒深明厥防者，置诸左右，以备顾问，硏究充扩，务于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下国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
朱熹有一位关系密切的从表叔，叫汪应辰。汪应辰（1118~1176），字圣锡，江西玉山人，他十八岁就中了状元，他既是一代名臣，又是一位开明的大儒，创建了玉山学派。谥文定。有《文定集》。
汪应辰师从张九成和吕本中，这两位都是宗杲和尚的密友，痴迷佛教。汪应辰亦执礼于宗杲。汪应辰深得张浚赏识，他们同属主战阵营。
隆兴元年（1163）七月，此时的北伐军，刚遭遇“符离之溃”，朝野上下，人心动荡。在汪应辰的推荐下，朱熹赴杭州“入奏登对”。在《癸未垂拱奏札一》中，朱熹激烈地批评孝宗沉溺佛老，不尊儒道。
朱熹《癸未垂拱奏札一》摘句（仅供参考，可略过）：
陛下求所以进乎此者，又不过取之老子释氏之书。是以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効所以未著，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也。
臣憨愚抵冒，罪当万死，然愿陛下清闲之燕，博访真儒知此道者，讲而明之。考之于经、验之于史，而防之于心，以应当世无穷之变。则今日之务，所当为者不得不为，所不当为者不得不止。以至于臣下之忠邪、计虑之得失，不待烛照数计而可否，黒白判然矣。
隆兴北伐失败，张浚负有重要责任。他矢意主战，却不是一位称职的主帅，《朱子语类》记载了朱熹的一段有名评价：“张魏公（浚）才极短，虽大义极分明，而全不晓事。扶得东边，倒了西边；知得这里，忘了那里。”成语“扶东倒西”，即是由此而来。
张浚是虔诚的佛教徒，他和反佛斗士朱熹之间，还夹着一个汪应辰。汪应辰好佛而不佞佛，他相对持中，对儒释两道，并不抑此扬彼。《宋元学案》之《玉山学案》说他：“骨鲠极似横浦（张九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似紫微（吕本中），而未尝佞佛，粹然为醇儒。”
汪应辰举荐表侄朱熹面圣，说明他也看到了君臣沉湎佛老的弊端。但是，他并不赞同朱熹对佛老的彻底否定。于是，在隆兴年间，两人展开了一场“儒释邪正之辨（朱熹语）”。这场辩论，汪应辰的文字几无留存，而朱熹有三篇《答汪尚书》存世。从朱熹文中可以看出，两人都未能说服对方。
“儒释邪正之辨”反映了隆兴北伐期间，一种有代表性的政治呼声，是南宋早期思想史的重要篇章。当时，朱熹年仅三十五岁，这直接促成了朱子理学体系的成熟，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名著《杂学辨》。
王十朋和朱熹一样，也是“尊儒贬佛”。除《宠示帖》外，他亦在其他诗文中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如在《赠陈体仁》一诗中，他就说“异端斥佛老，吾道鸣孟荀”；还写过长篇《策问》，直斥佛老之害。
隆兴二年（1164），帅闽的汪应辰调任四川制置使兼成都知府，主持四川军政。他从福州前往杭州，再取道江西入蜀。在《文定集》卷十四《与周参政》中，汪应辰自述行程：
自上饶登舟，历四月余，始抵万州，去成都尚一千二百里，艰险万状，幸而无他。已于闰（十一）月十五日，境上交印。俟到成都，别具启状。
如此推算，汪应辰是在八月乘船离开上饶。
又，《文定集》卷十五《与朱元晦》：
某舟行至安仁（今江西余江县），而闻魏公（张浚）八月二十八日，薨背于余干。
我们对这段时间内，王十朋和汪应辰的日程进行简单总结：隆兴二年七月，王十朋到任饶州，并去余干拜望生病的张浚。八月，汪应辰在上饶登舟，还未走到余干，就在余江听到张浚去世的噩耗。
王十朋和汪应辰是同一政治立场的朋友，张浚对他们都有举荐之恩，两人在隆兴二年七、八月间，相会于饶州，同时，张浚又病逝于附近，他们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接到了消息。
至此，再回视《宠示帖》，看看收信人应具有的特征。
1、王十朋在帖末“具全衔”，即“左奉议郎充集英殿修撰权发遣饶州军州事王十朋”，这说明，收信人是一位高阶官员。
2、在特殊历史时期，张浚给王十朋书写《不欺室铭》，收信人又撰“室铭题跋”，说明，收信人也熟悉张浚，他和王十朋政治立场一致，也是主战派。
3、王十朋坦率地批评了收信人的佛教倾向，说明收信人好佛。
4、此札涉及“儒释之辨”，说明收信人具有相关背景。王十朋又说“高论雄文之及”，这表明，收信人在相关辩论中，写过倾向于“佛老”的文章。
简言之，就是要在王十朋周围寻找和张浚有关的、且有“儒释之辨”背景的高阶同僚。
收信人会不会是张棡所认为的何子应（金华子）呢？
不会。
在《宠示帖》中，王十朋既然引用何子应的诗句给收信人举例子，收信人显然不会再是他了。何子应，名麒。王十朋知饶时，组织“楚东诗社”，何麒是参与者，时任江东提刑。
现在，朋友们应该看出来了。符合收信人全部条件的，是汪应辰。
汪应辰为王十朋写过“室铭题跋”，是确定无疑的事。在《文定集》卷十二《题跋》中，有一篇《题张魏公为王詹事作不欺室铭》。抄录如下：
凡人缘饰于外，何所不可？至于死生之际，气不乱、志不变，此决非智巧果敢所能强为也。丞相魏国公将启手足，为龟龄侍御作《不欺室铭》，词气凛然，如曾子之战战兢兢也。学道之功，岂偶然哉？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又资诸人以为善，若不及焉，其过人远矣。
这篇短文，虎头蛇尾，我颇怀疑非完篇，于是翻阅了《四库提要》查其版本渊源。据《宋史·艺文志》，《文定集》原有五十卷。此书在明初已罕传。弘治年间，程敏政在内阁觅得，因卷帙浩繁，不能尽录，于是摘编其要，“钜制鸿篇，多所挂漏”。清代编纂四库时，又整合了《永乐大典》。即便这样，今本《文定集》，也仅有24卷。
《文定集》是摘编本，也许此文真的不全。可是，如果拿它来对照《宠示帖》，会发现关键语句之间，竟也合榫。
汪应辰：
龟龄以刚毅正直称天下，方且以“不欺”铭其室。
王十朋：
过情之誉，非所敢当耳。……“不欺”二字，岂晚学无力量之人所敢拟议？
既然所有的环节，都指向了汪应辰。那么，他，就是隐藏在历史迷雾中的收信人了。
（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