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1980年访谈：《反俄狄浦斯》和《千高原》之间有什么区别？
八年以后：1980年访谈
卡特琳娜·克莱芒（Catherine Clément）：在你1972年出版的《反俄狄浦斯》和1980年出版的《千高原》之间有什么区别？
吉尔·德勒兹：《反俄狄浦斯》的情形非常单纯。《反俄狄浦斯》重新考察了无意识，一个我们完全了解，或者说至少我们很熟悉的领域。我们试图用一种更政治的模式来取代家族的或戏剧的模式：这个模式就是工厂。这就是一种俄国式的“建构主义”。还有欲望机器、作为生产的欲望的观念。另一方面，《千高原》试图发明出自己的领域，因此它相当复杂。这些领域都不是预先存在的。它们都是通过书的不同部分来描绘出来。它是《反俄狄浦斯》的续篇，但是在自由氛围（air libre），即“鲜活生命”（in vivo）下的续篇。例如，人类的生成动物，还有它与音乐的关联……
克莱芒：围绕着两本书的氛围是如何区分的？
德勒兹：《反俄狄浦斯》出现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不久，那是一个剧变和实验的年代。今天，已经有了十分坚固的反动。这本书的布局，一种新的政治学，就是对今天妥协的回应。我们看到了劳工危机，即本书提到的有组织的协商危机，以及其他领域中的危机。新闻界已经逐渐掌控了文学中的权力。泛滥的小说重新复活了最庸俗形式下的家庭主题，就是谈妈妈-爸爸的无限变化形式。它对发现一种现成的在自己家庭中既已存在的小说不感兴趣。这些年就是承袭父系的年月，在这个意义上《反俄狄浦斯》完全是失败的。它太长了以至于没有分析为什么，但当下的情况对于青年作家来说尤为艰难，他们遭到了窒息。我不能告诉你现在所说的感觉来自于什么地方。
克莱芒：好吧，或许下次吧。但《千高原》是一部文学作品吗？你涉足了太多领域：种族学、生态学、政治学、音乐等等。其风格是什么？
德勒兹：这就是一种平淡的旧哲学。当人们说：什么是绘画？回答非常简单。画家就是创造线条和色彩的人（即便线条和色彩已经在自然里存在着了）。好吧，哲学家没有什么不同。有些人在造概念，有些人发明先概念。当然，思想已经在哲学之外存在，但不是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存在着：即以概念的形式存在。概念是奇点，对日常生活有影响，对日常生活的流或一日又一日的思考影响很大。《千高原》要发明许多概念：块茎、光滑空间、此性、生成动物、抽象机器、图示等等。加塔利总是在发明概念，我对哲学的概括也是如此。
克莱芒：如果没有一个领域作为基础，那么《千高原》靠什么统一？
德勒兹：我想就是装置的概念（我用之代替了欲望机器的概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装置，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试图用装置观念取代行为观念：在《千高原》得出了人种学的重要性，得出了动物装置的分析，例如得出领土装置。例如在论巴洛克式回奏曲（Ritornello）的章节里，同时考察了动物装置和更专业的音乐装置：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原”，建立了鸟儿的回奏和舒曼的回奏曲之间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对装置的分析，将装置打破成各个部分，向更一般的逻辑开放：加塔利和我已经开始，并完善了这一逻辑，毫无疑问，这个逻辑将占据我们的未来。加塔利称之为“图示论”（diagrammatisme）。在装置中，你能发现事物、身体、各种身体结合、大杂烩（alliages）的状态，但你也可以发现言说、表达模式、和整个符号体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美妙的情结。例如，一个社会不是由生产力或意识形态来界定的，而是由“大杂烩”和“意见”（verdict）决定的。大杂烩就是解释性身体的结合。这种结合非常有名，并被广为接受（例如，乱伦就是一种被禁止的结合）。意见是集体的言说，即是说，是即时性和身体性的转化，并在社会中流通（例如，“从今往后你不再是一个孩子……”）。
克莱芒：你所描述的装置，似乎对我来说，上面带有价值判断。这样对吗？《千高原》是否有一个伦理维度？
德勒兹：装置存在着，但它们事实上有各个组成部分，它们作为一种标准，并允许认识不同的专制。正如在绘画中，装置就是一串线条。但那里有各种线条。一些线条是部分，另一些线条则被分成部分，一些线条堕入常轨，或者消失在“黑洞”里，一些线条是破坏性的，草绘出死亡，有一些线条则生机勃勃，具有创造力。这些创造性的生机勃勃的线条开启了一个装置，而不是将其封闭。“抽象”线条的观念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情结。一根线条可以完全没有代表任何东西，是一个纯几何的线条，但只要它能追溯出一个梗概，它就不够抽象。抽象线条是一根没有梗概的线，一个在诸多事物之间穿行的线，一根运动的线。波洛克（Pollock）的线可以被称为抽象线条。在这个意义上，抽象线条不是几何学线条。它是鲜活的，活生生的，并富有创造力。真实抽象不是无机生命。在《千高原》里，到处都是无机生命的概念，这就是概念的生命本身。一个装置就是由它的抽象线条所承担，它能够追溯出其抽象线条。你知道，它很奇妙，今天我们见证了硅的报复。生物学家经常反躬自问道，为什么生命是“通过”碳，而不是硅来“实现”的。但现代机械的生命，一种真正无机的生命，完全不同于碳的有机生命，即通过硅来实现的生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的就是硅装置。在最大不同的领域里，我们需要考察装置的诸多部分，线条的本质，生命的模式，言说的模式……
克莱芒：在读你的书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在传统中最重要的差别消失了，例如，自然和文化的区别，或者认识论的差别？
德勒兹：有两种方式压制或激活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差别。第一种就像动物行为和人的行为（洛伦兹试过这个方式，但带有令人不安的政治涵义）。但我们正在说的是装置的观念，它可以取代行为的观念，这样相对于装置概念，自然与文化的区别不再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行为仍然有一定的领域。但装置首先将各种异质性的元素结合在一起：例如将声音、手势、位置等结合在一起，里面既有自然的元素，也有人为的元素。问题是“连贯性”或“严密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优先于行为问题。各个事物如何获得连贯性？它们严密一致吗？甚至在各种有着云泥之别的事物中，都可以找到强大的统一性。我们从巴特松那里结用了“高原”一词，正是为了说明这些强大的连贯性。
克莱芒：你在什么地方获得这种支配着“高原”的强度观念？
德勒兹：从皮耶尔·科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那里。他赋予了强度一词的哲学和理论深度。他从中发展出一整套符号学。在中世纪物理学和哲学中，强度概念仍然十分活跃，但由于外延的量和外延空间的几何学的地位提高，强度概念或多或少遭到了淡化。但物理学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有强度的量的悖论，数学已经面对了非外延空间，生物学、胚胎学和基因学已经发现了整个“梯度”王国。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装置的情形中一样，科学和认识论运动很难彼此分开。强度涉及生命的形态，涉及实验的实践理性。这就是延续无机生命的东西。
克莱芒：读《千高原》，或许会不太轻松……
德勒兹：为了这本书，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也需要读者做大量的工作。但一个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的部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特别简单，反之亦然。除了这本书的性质之外，《千高原》正是今天遭到威胁的书籍。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讨论音乐、树、面孔的时候，似乎我们在谈政治。每一位作者都会面对的问题是，无论人们是否有某些用处，无论多么小的用处，在他们的工作、生活和规划中都可以理解这本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