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日记：1950年十一月十七日
中国政治的病根在那里？——对陆军大学学生讲话
诸位要我说中国政治的病根在那里？政治是说制度与设施，设施是适应环境的处理，这环境的处理是说不完的，且历史家多有批评。若说病根，应从制度上说，从制度上说应从历史说起。
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演变上有两个病成为政治设施的病根：一为君位变传贤为传子，将政权变公为私；一为废井田制，将土地公有变为土地私有。
自传贤的制度变为传子之后，将增进人类幸福的政治设施，变为人类悲惨的表演。自传子之后，主政者以保持一家的尊荣为施政的主旨。善焉者虽有为民之政，亦是为己而施；即是以为己为因，为民为果，使政治之因果倒置。一家之子孙，何能世世皆贤，恶焉者继君位则残民以逞。故自传子以来，无不是善其初而恶其终。
我尝读中国史，尧舜帝位传贤，以天下为公，一公一切皆公，是以当时人民之安和，几乎无以形容。自禹传子之后，以天下为家，一私一切皆私。历代开国之君，虽有豪俊，递传之君，非暴即昏，非庸即柔；或好大喜功，或孤君寡后。暴君则残贤害能，昏君则听谗杀忠，庸君则妒贤忌能，柔君则抛贤弃能。好大喜功之君，则逞雄树敌，兵戎相接，白骨遍野，民不聊生。孤君寡后，即奸臣弄权而窃国，权臣专政而欺君，君子知难而隐退，小人乘隙而幸进。故历代政治少福民之举，官员多祸国之具。夏有桀，商有纣，周有幽厉，皆为家天下之遗毒。继周而秦，非独传子，且谋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焚书坑儒，以愚人民。汉、唐、元、明、清，感秦之失，虽改秦之做法，实仍师秦之意旨；防贤妒能，乖学愚民。秦行之以暴，而后秦者行之以柔，实皆以贤能为君室之敌。虽有贤者，生时妒之，死后尊之。虽有能者，用时贵之，用罢杀之。演成中国四千年之悲惨历史，几无一册非此等悲惨之纪载。
汉之文景，唐之贞观，清之康乾，皆政治史上昙花之一现，仅差强人意耳；与尊贤用能之传贤圣制的心理，根本不同。馀皆贤能罹祸，谗奸得位，苛政逆施，民不聊生，有心人不忍卒读，读之亦未尝不切齿流涕掩卷而叹息不置也。传子之毒，浸中国人民深矣。
尧舜为中国之圣君，读历史者，无不倾心于尧舜，亦不能不责备于尧舜，责其未为后世人类设想也。假使尧舜当时定一宪章，帝位必须传贤，坚禁传子，如有违者，人人得而诛之，辅弼之大臣，如有假权力施谄媚而成全传子者，人人得而杀之。将此宪章，公布于民，并作为国民之教材，建立人民反传子的信力，奠定传贤的基础，则不止中国四千年前，即可实现真正之民主共和，其影响于世界民主共和的实现，亦可提早几千年矣。
其次则不能不责备于禹，传贤之圣制，禹当继而保之，子贤更当防之；假使禹有传子之禁令，亦可不至由禹破坏此圣制。
孟子答万章之问，以当时人民同情启而不同情益。证之史书，益之功绩甚大，而启则少有所举，吾人以为传启是权力所致，不是贤不贤之所由；况且万章问时曾说：“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传于贤而传于子。”孟子距禹一千七百馀年，民间尚传此话，此实为民意之所向。
孟子说或因传子之势已成，挽之不易，故不欲再发其论。我虽不敢批评大贤，但假使孟子亦继孔子之叹而叹之，孟子以下之各代儒者，亦相继而叹之，传贤之公未尝不可挽回；即使不易挽回，尚可寄之于人类希求的理想中，不至使后世之学者，反误孔子大同之说为后人伪造，其违背于圣人之旨者，深且戾也。
我读史，至夷齐叩马而谏，我以为此段历史，有所失真。“以暴易暴，而不知其非”为夷齐谏之本旨。盖见其本者，不会言其末，明其真者，不肯道其伪。孟子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夷齐岂能以不孝不忠责之武王，置纣之残杀人民而不顾，尚何求仁得仁之足言乎！
夷齐叩马而谏，盖讽之也；讽其勿蹈传子之故辙，冀其用兵之初，即布传贤之令，昭示国人，以复圣制，为用兵之旨，国人闻之何等畅悦，其所谏者在此。否则武王圣人也，纣暴君也，以圣人易暴君，何可谓之以暴易暴。夷齐亦圣人也，岂不辨此。盖以其若传子，不过以桀易纣，将以纣易幽厉而已，谓之以暴易暴，方为恰当。
夷齐之谏，不是说汤不如桀，武不如纣，是说若传子，禹等于桀，汤等于纣，武亦等于幽厉。然传子之制，禹汤共传四十五代，经过一千馀年，至周更有不可易之势，夷齐此谏，虽太公之贤未肯实告，避嫌也，历史亦未敢实书，避忌也。
可以说传贤之制，尧舜行之，禹受之，孔子叹其废，夷齐谏其复，此外不只无大同之识者，反有将大同侮为伪造，此皆趋焰附势之流，不知政治之真谛，不明人欲之可惧。自传子以来，虽贤能亦皆生活于残酷之中，不自知其惨痛，深可慨也。
自废井田制土地公有变为私有之后，将天然供人生产之土地，变为地主剥削劳动者之工具，既夺佃雇农之产物，复灭佃雇农之人口，其残且酷，亦谓至极。
孟子对井田之废弛，叹息不置。自秦废除井田制后，后世之君相学儒，亦不少谋恢复井田之人。井田时代之农人，可养八口之家，井田废后之佃雇农，因土地私有，被地主剥削，仅能养四口之人。我所以说佃雇农既被夺其产物，复被灭其人口。一方面不劳而获，骄奢淫佚；一方面终岁勤劳而无立锥之地；惹起佃雇农对地主之不平，发生生活之矛盾，由矛盾而斗争。但此为制度，虽由矛盾而斗争，其痛苦亦是不能解决不能停止不能忍受的。这不能解决不能停止不能忍受的痛苦，变成一种疯狂的行为，即成为社会上造乱的空隙。
注：阎伯川于民国二十年三月十四日、二十三年八月九日、二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三十六年四月十四日，先后论传贤及井田，并有纪载，可资参阅。
以上中国历史上演变的两大病根，使政治的设施，均建立在这病根上，乖戾了一切的政治设施，毁灭了人类之幸福，残害了人类的生存，但这两个病根，不只中国为然，世界各国皆然。按说世界各国政治，均多民主，传子之病象已去，我以为传子之病根仍在。结党的竞选，仍是贤能求人民，不是人民求贤能，仍是部分的民主共和，不是全面的民主共和。
至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已为今日世界工业发达的国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较之地主剥削佃雇农，尤为严重。因土地的生产工具，属于天然，不易增减，农田的产物，是人生的必需品，不能停止的，且土地可零星使用，可以产生自耕农。工业机器的生产工具，属于人造的产物，所产生的产品，亦多系人生的次要品，易于停止，且工业生产工具，不易零星使用，不易产生劳资合一的工厂。故政治环境以工业国家较落后国家亦复杂而严重。
今日的政治病根，世界相同，所以形成现世界人与人间国与国间的种种矛盾，由矛盾而斗争、战争，成为今日人类毁灭的前夕。欲去此病根，政治制度上须实行人民求贤能的直接选举，经济上须去除地主剥削佃雇农与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剥削制度。政治之病根去后，一切制度皆能公平合理，政治上一切设施，皆是成己成人，自无强凌弱、众暴寡、富欺贫、智诈愚一切的不良现象。政权与人民无矛盾，政治与民需相统一，当然政治易施而政效易见。
吾人生存于现世界，科学发达，交通便利，距离缩短，往来频繁，今日之全世界，等于已过的一国；欲某一国之幸福，须着眼于世界之大同。欲实现大同，必须政治经济双方并进。政治上去阶级之不平，使人各平等，实现身份的大同。经济上去剥削的不平，使劳享一致，实现经济的大同。国际上，大国小国强国弱国间去武力的侵略。工业发达与工业落后的国家间去经济的侵略，实现区域的大同。使强弱相安，众寡相融，贫富相扶，智愚相助，无矛盾，无斗争，无战争，以完成安和的大同世界，此为今日全世界人类之所希求。
不然，人与人间、国与国间，矛盾仍存，由矛盾而斗争战争。已过两次大战，已足恐怖人心，三次、四次以及无数次的大战，当无杜绝之把握。加以科学助杀人的武器，人类势必毁灭在恶风暴雨疯狂的斗争战争的漩涡中。
今日的世界，是人类毁灭的前夕，亦是人类安和的前夕。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世界人类久苦于斗争战争的威胁。事在人为，具有领导世界的能力者，登高一呼，全世界的科学家、哲学家、宗教家、工业家以及被剥削、被榨取、被侵略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劳动者，一定能风起云涌，欢心鼓舞，响应这个号召，安和的走上大同之路，则为人类安和的前夕。若仍循矛盾，而疯斗争战争，即成为人类毁灭的前夕。
然欲实现大同，必须有大同的人，有大同的认识，建立大同的思想，创造大同的主义，组织大同的国际，循着大同的步骤，走上大同的途径，建立大同的政府，推行大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完成大同的好景。
因此，我说今日中国政治的病根，亦是世界政治的病根，必须去除这政治上的两大病根，才能化斗争战争为互助，登人类于安和，促世界于大同。今日若不走上大同，不只是对不起古人，且对不起今人，更对不起时代，必为时代所抛弃。实现大同，此其时矣，机不可失。愿具有领导时代的国家与领导时代的人，有所选择，当为而不为，则成为时代的罪人。此就我之感想，以答诸君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