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授衔的57位上将中，都有哪些人授衔过高了

在1955年的授衔仪式上，共有55位开国将军被授予了上将军衔。1956年1月，王建安被补授上将军衔，1958年2月，李聚奎被补授上将军衔，这样，开国上将的名单增加到57人。开国的这57位上将都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名将，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所作出的贡献，足以彪炳史册。那么，在这57位杰出的开国将领中，有哪些人的授衔过高了呢？

1952年，全军干部的级别评定工作圆满完成。这次的级别评定，对1955年的军衔评定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标准，1955年的上将，需要在1952年是正兵团级，或者是功勋特别突出的副兵团级干部。根据这个原则，许世友、宋时轮、叶飞、刘亚楼、王震、陈锡联等正兵团级干部被授予上将军衔，韩先楚、刘震、李天佑等副兵团级干部则凭借革命岁月中突出的战功，也被授予了上将军衔。

除了这些兵团级和副兵团级将领外，开国上将中有一位将领比较特殊，他是一位准兵团级干部，却仍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他就是贺炳炎。贺炳炎，外号“贺小龙”，从小就崇拜贺龙的贺炳炎，出身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系统，是贺老总帐下的一员虎将。

在革命岁月中，贺炳炎骁勇善战，不畏艰辛，多次在指挥打仗时亲自冲锋陷阵，他也为此多次身负重伤，甚至失去了一条手臂。但贺炳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回到指挥岗位继续指挥，获得了“独臂将军”的美名。

在解放战争时期，贺炳炎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跟随彭老总历经西北野战兵团的历次血战，将胡宗南的部队打得丢盔弃甲。在宜川战役中，贺炳炎与政委廖汉生审时度势，率领一纵将士们迅速攻占瓦子街，弥补了兄弟部队的缺漏，将国军变成了瓮中之鳖，在荔北战役中，贺炳炎率部直入敌人腹地，利用灵活的跑位和机动能力，突击穿插，将敌人分割包围，为战役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调。一纵改编为第一军时，贺炳炎担任军长。

贺炳炎的战功毋庸置疑，但是因为资历较浅，在1952年的干部级别评定中，仅仅是准兵团级。按理说，准兵团级将领基本上是要授予中将的，但因为出身湘鄂西根据地的将领们，需要在上将中占据一席之地，当时条件比较符合的有三位：许光达、贺炳炎、廖汉生。

我们知道，许光达最终被授予了大将军衔，这个上将的名额只能是廖汉生或者贺炳炎了。廖汉生和贺炳炎在我军中是一对黄金搭档，在解放战争中，廖汉生负责搞政工工作，贺炳炎负责指挥打仗，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在1952年评定级别时，廖汉生是副兵团级，比贺炳炎要高一级。但在五五授衔时，廖汉生主动辞让，贺老总也推荐贺炳炎。组织上考虑到贺炳炎是军事干部，最终确定了贺炳炎为上将，廖汉生为中将。

就这样，贺炳炎成为了开国57位上将中，唯一的一位准兵团级干部。想想与贺炳炎同为准兵团级干部的解方只是少将，贺炳炎的军衔确实是有点高了，但这也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他代表的是湘鄂西苏区。

我们说贺炳炎是上将中唯一一位准兵团级的干部，但他可能不是开国上将在干部评定中级别最低的，因为除了他，还有两位开国上将没有参加1952年的级别评定，他们是乌兰夫、阎红彦。

乌兰夫长期从事地方的革命工作，很少担任军事干部，严格来说不能算是一位“将”。但乌兰夫在内蒙古地区的地方革命工作中的贡献极为突出，所以破格被授予上将军衔，这也是对蒙古族人民的一个鼓舞。

另一位就是阎红彦，阎红彦在军队中是有很高的资历的，而且红军时期也指挥过不少战斗。阎红彦出身于西北红军系统，在1925年即在谢子长、李象九等人的影响下入了党，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可以说资格是相当老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阎红彦跟随谢子长参加了西北红军的一系列起义，对陕甘边苏区的建立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在红军时期，阎红彦与谢子长一起，率西北红军浴血搏杀，对于西北红军的发展壮大功勋卓著。1936年红三十军成立后，阎红彦先后被任命为军长、政治委员。红军时期即做到军长，阎红彦的资历在建国后授予上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但是，阎红彦后期由于受到了一些事情的影响，已经很少担任军内职务了。到了1952年的干部级别评定时，已经不担任军职的阎红彦自然也就没有被评定级别了。按理说，阎红彦在1955年是不应该参加授衔的。但是西北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功劳很大，他们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为中央红军的北上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落脚点，所以在开国上将名单中肯定需要一位西北红军的代表。

当时在世的西北红军将领中，级别比较高的有两位，一位是阎红彦，一位是贺晋年。贺晋年在红军时期担任过军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过十五兵团第二副司令员，在1952年的级别评定中是副兵团级，按理说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的，但贺晋年只被授予了少将，那么上将的人选只能是阎红彦了。

就这样，阎红彦和乌兰夫就成为了开国上将中，唯二的两位授衔时没有担任军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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