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摘自《论语·卫灵公篇》
《醒世歌》中有言：“静候常思己之过，闲谈勿论他人非。”顾名思义，就是劝诫人们反省自己，少议论别人的是非。世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失败者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自己，而过分关注别人。一旦别人受了点好处，他们就嫉妒得不得了，觉得是上天在偏袒别人，是运气垂青别人。而当自己犯了错误，他们从来不去改进自己，而是强拿别人犯的错误来为自己开脱，这样的人是令人厌恶的。
人与人相处，给彼此留有余地很重要。背后议论会让你在交际交往中踩过界，引起不必要的争论和怨念。人本能地将坏情绪倾泻掉，这就导致了世上诸多纷争。不若思己之过，给自己一个清静，也给别人一个公道。
诗人白居易在卸任杭州刺史，告老还乡之后，两袖清风，仅从天竺山上带回两块山石，聊作纪念。后来，白居易在摆弄石块的时候，才发觉自己竟做了件不清白的事。如果每个人都像自己一般，拿走山石做纪念，哪还有天竺山的秀美风景。山石虽然不值钱，但取之玷污名声，这不是一个为官者应该做的。于是，他挥毫写下一首“自责诗”：
三年为刺史，饮水复食叶。
惟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
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现在看来，白居易仿佛有些“蠢笨”，不就是两块山石吗？何足至此。白居易要是听到这种论调，大概会一笑而过吧。清廉和自省完全是他发自内心的举动，取山石虽小，但其行有损为官之道，有害天竺山环境，这足以让自己深刻反省一番。
大多数人都做不到白居易这样怀揣着赤子之心，人性的弱点就是喜欢怪罪他人，什么事情做坏了，总是先找别人的过错，且与人争论得越发有理自得起来。许多人养成了一种对自己的过错不以为然的恶习，动不动就去批评、指责他人。这样，过错真的可以开脱吗？找一只替罪羔羊，也不过撑一时场面罢了，人们终究还是会知道究竟是谁带来了这些错误的。
唐贞观年间，有一个叫党仁弘的大将，他在做广州都督时，贪污了大量钱财。这件事被告发后，主管司法的大理寺将其依法判处绞刑。
可是，唐太宗向来重视党仁弘，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才，舍不得杀他。于是，便下了一道圣旨，取消大理寺的判决，改为撤销职务、流放至边疆的处分。
事后，唐太宗心里很不安，觉得自己出于个人感情，置国家法律于不顾，做得很不对。接着就把大臣们召来，心情沉重地向大臣检讨说：“国家的法律，皇帝应该带头执行，而不能出于私念，不受法律制约，失信于民。我袒护党仁弘，实在是以私心乱国法啊。”
后来，唐太宗又下一道“罪己诏”检讨说：“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乱法，二也；善善未赏，恶恶未诛，三也。”将党仁弘削官为民，徙于钦州。
唐太宗为此事想自罚住进南郊的蒿草房里，茹素三日，后来经百官从早朝一直到中午“顿首请于庭”，才作罢。贵为“天可汗”的李世民，竟然能为自己犯的一个小小错误，下诏自责，其开明贤能可见一斑。
“罪己诏”是古代帝王对自己的行为过错所下的检讨文书。据传大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当好这个帝王，于是自省自责，主动承担失察和保护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检讨了他自己的过错，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曾有人在唐太宗全集中找到了28份唐太宗的“罪己诏”，可知唐太宗的自责并非是一时的作秀之举，而是真切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由此看来，开创贞观之治，绝非偶然，唐太宗可比夏禹、商汤之贤。
连帝王都知道去自责，找到自己的过错，普通人又有何理由去怪罪别人呢？批评他人不但不会改变现状，很多时候反而会招致愤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不要一味地去指责他人。当抱怨、责怪别人的时候，自己痛苦让别人也痛苦，这样下去的结果，就是不断地伤害身边的人，从而使身边的人越来越讨厌我们、远离我们，还是让我们学会责人不如责己吧！
《五卷书》中写道：“一个不知自重和自责的人，他的行径就跟一棵草一样，浑身没有骨气，卑躬屈膝，轻浮得左右动荡。”对于自责，人们历来就认为它是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的一剂良药。“小节不检点，终要害大节。”自责是对可耻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可以纠正我们的缺点，补救我们的过错。
白居易因区区两块山石，自责地写下悔过诗，唐太宗因偏袒了爱将便下“罪已诏”来告知天下人。正所谓：“修己而不责人”，白居易和唐太宗的气度、修养一目了然。古人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世上矛盾纷争，十有八九源于只知一味指责对方，而不能反观、审视自身。让我等且以恕己之心恕人，责人之心责己，这才能减少过错，交到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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