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人是自私的吗？

人皆自私这种说法，古已有之，荀子说：“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司马迁观察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代政治哲学的鼻祖马基雅维利、霍布斯都以“人皆自私自利”为起点来建立政治学。经济学里的理性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自然科学似乎也提供支持。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写了一本著名的科普书，题目叫做《自私的基因》（The Selfish Gene）。大意是说，从长时段的自然选择的角度看，只有那些善于保护自己和复制自己的基因留存下来，也就是说，只有那些“自私的”基因留存下来，“成功的基因一个最突出的特性就是它的无情的自私”。生物个体作为基因的载体，体现的只能是基因的特性，“凡是经过自然选择进化而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会是自私的”，我们人类既然也是长时段自然选择的结果，理所当然，“我们的本性生来就是自私的”。道金斯并非别出心裁，他的观点是社会生物学的一般观点。

普通评论家没有自己的理论，理论家说人都是自私的，报章杂志便常把“人皆自私”当做人所周知的公理。

自私自利的事例，当然举不胜举。然而，生活中也颇不乏善良和友爱，更有人急公好义，甚至有人杀身成仁。街上的人也会说：“嗨，人谁不为自己着想！”那可不一定是自利论的证据，那多半是一声感叹，感叹自私是人身上固有的一部分，无论怎样克服压制掩藏，总难割除；我们会说“人都是自私的”，却也会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要把自利理论说通，还得先把这些令人生恼的事实和谐掉。实际上，自利论理论家把他们的一大半努力用来解释怎么会出现利他行为。

道金斯声明，《自私的基因》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探讨“自私与利他的生物学本质”，解释为什么尽管成功的基因都是自私的，而我们会看到“有些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生出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

我们最容易想到，利他实际上对自己更有利——利他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动机实际上是自私，就像表面上看起来太阳环绕地球旋转，实际上是地球在环绕太阳旋转。

要说明为什么深层的自利动机会产生利他这类表面现象，最为我们大家知道的理路是“看不见的手”。早点铺主人摸黑起身，为客人煮豆浆炸油条，并非出于慈善之心，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利益，结果却满足了顾客的需求。现代博弈论可以视做“看不见的手”理论的另一个版本。博弈论通过计算证明，在重复发生的囚徒困境中，博弈双方采用某种合作策略即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策略，与一味欺骗、背叛相比，对自己更加有利。从前很被批判过一阵的“吃小亏占大便宜”论也属此类。这条理论不涉及利他之心，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

对建构理论来说，这是个优点——不需要利他之心这个“假设”，这使得理论更加简洁——利己之心直接就产生了利他的后果。缺点是，它不曾解释我们怎么会有友爱慈善之心，由此产生出“纯粹的”利他行为。

把博弈论跟基因学说联合起来，倒是能从利己推出某一类纯粹的利他行为。狼爸爸狼妈妈如果只知道保护自己而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后代，它们后代的存活概率就会低于它们的同类，它们身体里的基因流传下去的概率就会较低。如果它们的子女继承了只知道保护自己不知道保护后代的基因，这个血统就会逐渐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因此，我们见得到的动物，不仅具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也具有保护其后代的本能。

实际上，从基因复制的角度看，在自己的生育力降低之后，保护后代比保护自己更加重要。于是，“神圣的母爱”就获得了科学解释。

即使不了解高深的理论，谁都知道，我们有时候的确是为了自己得到好处或有可能得到好处才帮助别人。家长“护犊子”也算不上自私自利的反例。真正让自利论为难的，是无私、友爱和慈善之心，是怎么看都看不出对自己或自己的后代有好处的利他行为，例如在发生海难时，让别人上救生艇而自己留在行将沉没的船上。首先提出“看不见的手”这个短语的亚当?斯密并不否认利他心，他说：“无论一个人多么自私，他都会坚守一些原则，去维护别人的利益，让别人感到幸福，虽然他可能并不会从中得到什么。”神圣的母爱也不都是护犊子，也曾有母亲支持儿女舍身就义。我再举个有争议的例子——一个巴勒斯坦青年身上绑了炸药去施行自杀性袭击。你可以认为这种行为错误、愚蠢甚至罪恶，但要把它解释成自利可不容易。博弈论用不到这里——这个青年从此再没有重复博弈的机会了。引进宗教信仰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我们本来就是要问：如果人本性自利，而不是利真主，那么为真主献身的宗教感情是怎么产生的呢？

达尔文生性慎思，这位进化论的创始人早就想到了这个难题，并尝试这条解决途径：虽然人像其他生物个体一样从自利开始，然而，“当部落成员的推理能力和料事能力逐渐有所增进之际，每一个人都会认识到，如果他帮助别人，他一般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从这样一个不太崇高的动机出发，他有可能养成帮助旁人的习惯”。后世的生物学家没有超出这条思路。

达尔文并不满意自己的回答，在我看，这条思路的确没有多少希望。这位部落成员凭什么认为他帮了别人会得到别人帮助？凭以往的经验？可这种经验一开始是怎么出现的？

当谁都没有这种经验的时候，你帮了我我干吗就要帮你？如果自利对进化是根本的，那么我们很难想象，在自己实际上能不能得到好处这件关键事情上，自然会变得糊涂起来，让我们不去斤斤计较，甚至还培养出同情心之类的“坏习惯”，即使自己得不到好处也去帮助别人。而且，这条思路反过来使邪恶变得难以解释了：既然善良和友爱对我们更加有利，那么为什么实际上还存在那么多邪恶和自私呢？

我们不做理论的时候，什么时候会说谁谁自私自利？只图个人利益，为此不惜损人。“自私自利”是个贬义词，带有道德评价。当然，人性中还有很多比自私自利严重得多的缺陷，比如专制者的残暴。没怎么听谁说希特勒自私。跟残暴无良大奸大恶比，我们用自私来形容小奸小恶，琐琐碎碎抠抠搜搜怪烦人的。

生物学、经济学、博弈论，这些都是科学或准科学。我们都知道，科学是道德中立的。道金斯是位专业生物学家，他的科普写作堪称一流，不过，“自私的基因”这个书名，怎么说呢，有点儿哗众，至少未能严守科学的严谨。“自私”这个词有浓厚的道德含义，无论如何加不到基因头上。这本书充其量可以命名为“自利的基因”。“自利”比“自私”少一点儿道德评价的意味，不过，把这个词用在科学论述中，我们仍然需要有意识地把它与“自私自利”那层意思区别开来。

说到我们人类本性自私，同样不像个科学论断。不仅在研究基因的时候科学不涉及道德，即使在研究人的时候，科学也不涉及道德——不管是有德还是缺德。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何止利他？贪婪、残暴、羞辱他人，不也是人的特色吗？

哪种动物会羞辱同类？一群非洲狮撕扯斑马的场面也许有点儿血腥，镜头中，别的斑马在几步外悠然吃草，它们知道狮子只是要饱餐一顿，并无残暴滥杀的本性。人就不同了，系着红臂章的年轻人在车站广场把一批一批的“坏人”暴打至死，路人哪个不胆战心惊，尽管自己对满足这些年轻人的自利毫不相干。间斑寇蛛织网捕虫也许体现了一段机心，但哪只蜘蛛曾织下天罗地网，把成千上万敢说句真话的读书人尽收网中，让整个民族从此断绝了独立思考和真率？人的仁慈大度很难用自利来解释，人的贪婪、残暴、阴险又何尝能用自利解释清楚？

经济学、博弈论等只涉及策略。一个漂亮的农村姑娘进城卖菜，一斤青菜赚两毛钱，一天挣三五十块钱；旁边是发廊街，那里的姑娘一小时挣三五百块。在经济学视野下，她们之间的区别是生存策略的区别。我还真不止一次读到过聪明人的议论，教导我们不要掺入品德高下这种“道德偏见”。

来看待这类事例。我觉得还有商量余地。我们是否也可以说，纳粹把犹太人送进焚尸炉，日本鬼子在南京烧杀奸掠，因为他们选择了一种和甘地、特蕾莎不同的生存策略？

可以——如果你是在对这些事件进行博弈论研究。生物学、经济学、博弈论，各自在自己的学科框架内研究人类行为的一个部分或一个方面，各有各的成就和效用，但它们从来不是对人性总体的研究，从来不可能发现“人的本质”。科学只能揭示机制意义上的原因，道德的和不道德的行为都是有原因的，不道德的行为之有原因殊不少于道德行为。为了揭示机制，科学家必须排除道德不道德的区别，巴勒斯坦青年身缚炸药闯进平民人群中，这是自利还是利他？是英勇就义还是滥杀无辜？要思考这些，需要查看的不是基因，而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正义观念，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历史，他们双方对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感受，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有别于科学的另一个层面上思考。

你自私，也许没谁拦得住，但又何必弄得好像那份自私背后有一套科学原理的支持？

我们这一代谁是我们这一代？社会学家有他客观的尺度，我呢，只是从一己的视角来看。我1952年生在上海，6岁在北京上小学，知识分子干部家庭，这大致划出了我着眼的“我们这一代”。有一种说法，叫做“老三届、新三级”——“文化大革命”时的中学生，恢复高考后的七七、七八、七九级大学生和研究生。这种说法，大概既有点儿客观也有点儿个人，我的朋友、熟人差不多都在这批人里。

鼎革之后，发生了很多大事件：“镇反”、“三反五反”、“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我记事晚，这些等于没赶上。我们这些红旗下的蛋，开始切身记得清楚的，是“三年自然灾害”。那时候，不知道“反右”反得全民噤声，“大跃进”才会无人敢阻挡，“大跃进”又带来了“三年自然灾害”，只知道忽然饭不够吃了，没肉了，没油了，没菜了。国人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明了一种叫做小球藻的东西，据说营养丰富，可以代肉。我现在还记得那味道，我们小时候，吃东西不挑不拣，即使如此，下咽也觉困难。课上到第三节，已然饥肠辘辘，只惦着午饭的钟点，全然听不进老师在黑板前嘀里嘟噜讲什么。不过，那时候没什么抱怨。一切思想感情都是从接受事实开始的。你要是生在三色犬家族里，不让你吃肉你就难受；你要是生在草鱼群里，成天吃小球藻就是自然而然之事。没有比较就没有苦乐，我们不知道成百万成千万的农村人正在饿死，并因此不知道自己其实是些幸运儿，我们倒是听说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放，因此产生出体积不等的自豪感和幸福感。

北京是个移民城市，最新一代的移民住在机关大院、部委大院、军队大院、高校大院里。没谁有自己的住宅，都住宿舍，单身的住集体宿舍，拖家带口的住家属宿舍，大床小床桌子椅子借自单位，暗角贴着单位的标记纸条。家属宿舍建在办公区边上，溜溜达达上班，不用堵车。跟上海比，北京土多了。甘家口向西，现在的阜石路，那时是条土路。我们轻工业学院在路北，钓鱼台在路南。那时还没有国宾馆，没有七号院，是一大片荒荒的水面，被密密的苇丛以及苇丛中的蜿蜒小路隔开。湖靠我们这面是些土坡，长着松树、槐树、枣刺。上学前，一清早，我跟着哥哥嘉曜到那些土坡上打兔草，我们在住宅小院前后养兔、养鸡、种向日葵。放学后，戴着红领巾，穿过机关种植的大片蓖麻，我们到湖里去游泳，在树林草丛里追打跑闹。没有电子游戏，没有卡通片，也没有奥数班、钢琴课。

我们年轻时，有几个跑到缅甸打过游击，后来又有几个参加过中越战争，大多数人没经过战争时期的兵荒马乱，但我们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古今中外，遇上过战争的人多，遇上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少。那真是千年不遇的历史，因为历史很少把所有条件都凑足——一个说一不二的领袖，想到用他的亿万子民做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实验，而他的亿万子民此前已被教育成为唯领袖是从的民族。

按本国的学术体例，凡发生过的事情，似乎都不太光彩，须列入研究禁区。但“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的少年时期，只要说到这一代，怎么也绕不过去。可惜，禁忌既多，难得全景。例如，后人读到老干部挨整挨斗，读到读书人受辱跳河，却不很了解，“文革”中受苦受难最甚的，其实仍然是此前17年一直受苦受难的罪人。

身为实验品，也身为实验者，我们这一代从此离开了正常的人生道路。狂热席卷青少年的心魂，千百万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同享高潮。天空永远碧蓝，红旗永远鲜艳，歌声永远嘹亮。这永远的白昼隔离开另一边永远的黑夜，不愿归在狄奥尼索斯名下的腐尸、流血、呻吟。

我们这些teenagers（青少年），满脑子都是军国大事，想都没想过安身立命的事儿。父母挨斗被抓，我们十四五岁就开始当家做主，就乘坐伟大领袖提供的免费火车遍走新疆云南广东。没有永远的狂热，早在上山下乡之前，我们这一代中的先知先觉，就对那个时代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那时候，议论中央领导人，表达异端思想，轻易就被判刑甚至处死。

然而就在那时，我开始从兄长们那里听到，彭大将军为民请命，结果天庭震怒，听到成千上万黎民饿死在几年前，而那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自然灾害。一个个故事或事实在压低的声音、含混的吐字中流传。你知道国王长着驴耳朵，你忍不住要告诉别人国王长着驴耳朵。夜已深，将要四散的同学们东一处西一处坐着站着，谁拉起了手风琴，惆怅的音调唱起：

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故乡，想一想，红河谷你的故乡，想一想留给我的悲伤。

我们来到内蒙古，种地、牧马，跟农牧民摔跤、喝酒。

我们偷鸡摸狗，打架斗殴。我们读托尔斯泰，读黑格尔，在田头土坑的阴影里，在灶台边的油灯下，学俄语，学英语，学高等数学，唱俄国歌，听贝多芬，七十八转的手摇唱机，胶木唱片，用竹制毛衣针削尖的唱针。

后生听了这些，脱口而出：浪漫。比起习题备考然后朝九晚五，那是浪漫吧。初次收割谷子，一天下来，腰累断了，手掌上的皮磨掉了，回到青年点，女生一个个痛得眼泪汪汪。

第二年，临近秋收，一场大冰雹毁了田里的一切，接下来的一秋一冬一春，三顿苞米子，拌上从北京带来的辣椒粉下咽。当然，有点儿困苦是另类浪漫的条件。正宗的浪漫是带上一束红玫瑰，乘电梯到江滨大厦的顶层旋转餐厅，在亮晶晶的玻璃杯里，为你新结识的女友斟上法国葡萄酒。好奇怪，“浪漫”这同一个词可以用来形容那么不同的事情。

受苦不总该受到诅咒。事后，是苦难而不是康乐，成为引人入胜的故事。因为苦难给予生活以深度。但那是修成正果者的苦难，苦难因为它的成就而获得意义。却有一种受苦是自找的。我们这代人曾发展出苦行主义的小小萌芽——中国乐感文化的异数。我们为《牛虻》、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拉赫美托夫所吸引，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睡在碎石上，洗冰水浴，一天跋涉60公里，冒着倾盆大雨登山。图什么？我说，苦行为精神的力量作证。尼采说，人生充满苦难，更苦的是这些苦难没有意义，苦行者以自己的意志求苦难，从而赋予生活以意义。

部分地由于这些苦行倾向，我们被视为或竟自诩为理想主义的一代。如果去得掉这个词的褒义和贬义，我更愿意把它用于我们的父辈。我们年轻的时候，肯定是有理想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个时代如此不正常，很难把它认做长久的现实，先知先觉者早就开始为根本变革卧薪尝胆。这是理想主义吗？对现实的批判是明确的，所附丽的理想则多种多样。而且，那个时代的现实一直头戴理想主义之名，于是，我们这一代则毋宁说是反愚忠的、反理想主义的理想主义。80年代中，我们之中的年轻一伙开始了俗称为“后现代”的思想观念行为。我们骨子里有至为严肃的东西，却也有点儿不恭，有点儿管他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哪一种元素驾驭了另一种元素。

上面说到，我们之中的先知先觉早已经发展出基于真相的批判。我们从各种途径了解世界的真实情况，例如“偷听敌台”。但主要的，我们阅读。回忆文章中几乎篇篇会提到当时内部发行的灰皮书、黄皮书。实际上，仅仅阅读古典，阅读歌德和托尔斯泰，就会引人进入对健康人类精神的理解，从而反过来对当代形成批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分散在黑龙江、内蒙古、云南、海南，以及河北的白洋淀，在政治高压之下，形成了一个一个小小的圈子。有不少散落在各地的牢房里。偶然相遇，发现我们偷偷读的书竟是同样的。共同阅读形成了这一代强有力的纽带。那个时代，我肯定，是最后一个共同文本的时代，最后一个主要由文字阅读培育精神的时代。就这一点而言，我们的青年时代更像朱熹的时代，更像阿奎那和伏尔泰的时代，与我们后半生的时代离得更远。

到了70年代中，年轻人聚在一起，不抨击时政，不骂骂江青和她的同伙，会显得太幼稚浅陋，尽管专制的残酷毫无松动。1976年是我们这代人的里程碑。周恩来、朱德、毛泽东都在这一年去世。春天，爆发了“四五运动”。夏天，唐山大地震。秋天，“四人帮”被抓。中国这座大座钟的钟摆在一个方向上摆到了尽头，开始摆向另一个方向。又过了一年，我们陆续踏进大学校门。10年的社会生活，是失去的10年，抑或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在这一代大龄学生面前，敞开了新的地平线，没有多少人在前面挡路，毕业后五年十年，成了大企业家、各级领导、名作家名导名教授、留洋科学家，或著名边缘人。终于，我们各就各位，地位、利益、观点逐渐分散，“这代人”这个词不大用得上了。

我们这一代，经历了两个世界。我们小时候，丢一支铅笔都会遭到责备，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度。年轻时，我们很少谈到选择，我们被生潮业浪抛掷，所能做的是在不由自主的处境中坚守自己的品格。现在的青年，每一步都须权衡选择，所要担心的反倒是在一步步最优选择中失去了自己。

我们曾经追求政治自由，如今，一些人已经身居国家机器的顶端。我们曾经以清贫艰苦为荣，如今，一些人身家亿万。我们曾经热爱真理，如今，一些人主持着各式各样的国家项目。真理、自由、品格，不像我们年轻时想象得那样单纯、那样简单，它们要通过不断融入现实才能实现。但若我们这代人自得于今朝，任我们曾经有过的精神力量流失，凭你国家领导，凭你福布斯名列前茅，凭你在各国电影节上获奖，我们仍只是过气去势的一代而已。

【摘自：《价值的理由》 作者/陈嘉映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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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晴泛舟》

宋·陆游

儿童莫笑是陈人，

湖海春回发兴新。

雷动风行惊蛰户，

天开地辟转鸿钧。

鳞鳞江色涨石黛，

嫋嫋柳丝摇麴尘。

欲上兰亭却回棹，

笑谈终觉愧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