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
何裕宁
中华传统文化富有功利主义传统,在儒家即形成了以关怀、增进民众生活福利为最高的价值原则的功利派。江西文化在上古时代脱胎于越文化、吴文化,在两千多年中不断接受华夏文化的浸染,尤其是儒家文化熏陶,最终发展成江西本土文化。江西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子文化,有着鲜明的地域特色,存在着稳定性和传承性,给当地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及于功利观。
1.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表现
功利观则是人们对于名利的态度。一般来说,处于特定社会环境和地理环境的人,其功利观一旦形成,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江西文化,深深扎根在江西人心中,其功利观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学者在探讨宋代初期士风时,认为“当时承袭晚唐五代余风,整个宋朝士风呈现道德节义缺位的状况。但经过百余年的营建,在众多有识之士的倡导之下,逐步扭转了这一风气,使得士人道德振兴,士风走向高昂。”入宋以后,江西文化逐渐活跃,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不断得到充实,看重节义和舍身为国的价值观念逐渐充盈江西士人心中。这其中,宋代文坛领袖,江西人欧阳修所提倡的重节义廉耻观念等,对当时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对江西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在评价庐陵文化“文章节义之邦”时,一般认为欧阳修是开风气之先,足见其影响力。节义观念和牺牲精神,在江西士人心中扎根,影响至今。从江西各地来看,重节义和牺牲精神的民风带有普遍性。这从江西各地地方志可以看出。如洪州“皆知尚气节”;信州则“矜谨节义”;抚州“尚气节畏清议”;吉州“重然诺,轻货财”;袁州“其人尚义”等。从时代发展来看,江西人的这一追求具有传承性。如,宋代胡铨、文天祥,明代邹守益、邹元标等都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即使到二十世纪,江西人这一精神仍未改变,众多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参与革命斗争,产生了方志敏等一大批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更为井冈山精神的形成注入了养分。江西人面对道德与物质的矛盾、名节与生存的矛盾,众多人士选择了道德和名节,这是江西人功利追求的可贵之处。
1.1诗书耕读的人生情怀
江西文风的兴盛与农业的文明是密闭可分的,诗书耕读构成了江西文化的主要内容,也成为江西人的传统功利追求。
一方面,以农业为纽带的宗族尚学之风盛行。江西人一直注重“诗书传家”,其以农业生产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宗族,对于文化十分重视。在明中后期,随着江右王学的兴起,“宗族参与举办‘惜阴会’交流阳明心学就成为当时的时尚。”
另一方面,江西的文风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江西的有识之士,一直关注并服务农业生产。北宋进士、泰和人曾安止就曾撰写《禾谱》,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水稻的重要文献。江西在伴随农业文明的不断推进,自给自足经济的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尤其是科举成为入仕正途打破了以前的门第观念,客观上给予了士子们更多公平竞争的机会,无论是地方群体还是个人,对于教育都较为重视。为了更好地实现地方教育,江西开办了大量官学和书院。宋代江西官学及于各县,这是当时全国仅有的情况。明清之际,在乡间、宗族之内,对于教育也相当重视,举办了许多社学、义学、族学。对于教育的重视,换来了江西文风的兴盛,并成为科举大省。
据统计,“两宋时期江西进士5545人,仅低于浙江的9375人和福建的6902,位列第三。”但是,江西士人对于科举的推崇,由于受到时代因素和所处阶级的局限,也充斥了一些改善自身地位,谋求话语权的功利追求。这种功利观念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表现得尤为突出。清代时,江西科举地位正在衰落,“众多江西人在无法通过科举制度提升自身地位的情况下,采取捐纳等异途获得生员等低级士绅身份,使得当时江西士绅人数大增。”
1.2安土重迁的乡土情结
江西人热爱家乡,关注家乡发展,以家乡为荣,同时重家族传承。欧阳修等人在外为官之时,时刻不忘自己是“庐陵欧阳修也”。文天祥在被俘之后,沿赣江北上时,行至吉州境内竟绝食,期望死在自己的家乡。光绪年间的《江西通志》记载各地民俗时提及乡土情结的地方颇多,如龙泉“不事远游”,新喻不肯“轻去其乡”等。浓厚的家乡观念,也造就了江西人一定的宗派观念和强烈的宗族观念。有学者就认为,“江西诗派实际上首先是政治上党争分野而形成的一个文人群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派别。”对于江西人较重的宗族意识,方志记载丰富。如南昌“尚亲而后利”;吉州“故家世胄,族有谱,家有祠”;瑞金“瑞邑每姓必建立祠堂”;广昌“族力稍充,必立宋祠墓祭之”等。
2.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嬗变
江西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功利观同样也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我们认为,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是受当地地理条件、人口迁移、人地矛盾等条件影响下逐渐形成并演变的。
第一,农耕文明奠定了功利观的基础。江西在唐以前较少开发,属于“荒蛮之地”。相比于北方战争的频繁,江西显得较为稳定,因而大量北方人南迁至江西,并且给江西带来了更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江西土地较为肥沃,灌溉方便,适于稻米等农作物生长,江西进入迅速发展期,农业的优势地位不断显现,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培养了江西勤劳、纯朴的民风。
第二,“文章节义”陶冶了士人的道德情操。在农业较发达的基础上,江西教育不断发展,文化地位不断上升,人才不断涌现,成为人文荟萃之地。宋代时,儒学进一步发展,朱熹、陆九渊等将江西作为其主要学术思想传播地。深受理学影响的江西人,对名节、大义等道德观念的认同和追求,为后世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第三,人多地少导致了利益纠纷。随着历史的推移,江西人口数量基本呈上升趋势。其中,北宋崇宁年间开始的人口持续增长一直持续到元至元年间,突破一千万。之后的乾隆至光绪年间的另一次人口持续增长,使得人口达两千余万。人口增长的同时,江西人均耕地却在不断减少,“宋代元丰三年,人均14.7亩,明万历时期降至6.85亩,到清光绪时期竟只有1.92亩。”江西地少人多的形势的严峻,带来的是各种利益的纠纷。这种利益纠纷对于功利观起着一定的影响。
3.江西文化中传统功利观的现代反思
现在,我们在研究江西地方文化时,许多学者较为关注其中的成绩与辉煌。笔者认为,我们研究江西文化应当以尊重历史的态度,辩证地看待其中的问题。只有直面我们的缺陷,才能更好的总结,更好地为现代社会服务。研究江西文化中的功利观问题,我们在肯定其中的积极影响时,也应当看到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3.1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对江西产生了积极影响
在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感召下,江西人涌现了一批批志士仁人,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毁家纾难、临危受命、舍生忘死、保家卫国,最后舍身成人。他们的行为或者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或者激励了民族自信心,或者是调动了爱国情绪。更重要的是,这种功利观植根于群体之中,容易产生群体效应。所以,当文天祥打出勤王抗元口号时,众多江西志士参与其中。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怀着对信仰的执着追求,江西人踊跃参加革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这种道德节操和价值观念,奠定了江西人在面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时的态度抉择。这一观念,即使在现在,仍然被广大江西人继承和发扬着。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江西不断涌现的先进典型,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同时,江西文化中对于诗书耕读的重视和追求,从大环境来说,有利于当时封建社会的稳定,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诗书耕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职业向往,保持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的稳定。从小环境来看,诗书耕读对于农村社会的稳定尤其是家族内部矛盾、邻里之间相处起到积极引导作用。对知识文化的追求带来了对“入则孝,出则弟”的理解和践行。另外,家乡自豪感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江西人奋斗的情怀。尤其是家乡贤达的事迹为后世提供了很好的榜样作用,激励后辈不断进步。
3.2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也对江西产生了负面影响
第一,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了一定冲击。乡土情结也引起宗族与宗族、村落与村落等的利益纠纷增多,容易引发一些基层矛盾。诸多资料就提到,古代江西民风好讼。《宋史·地理志》就提出“其性悍而急”。宋末元初的周密在《葵辛杂识》中提出“江西人好讼”。好讼之风,在江西遍及各地。《南唐书》中说“吉州民多争讼,古称难治”。《袁州府志》则称其地“壤沃而利厚,人繁而讼多”。其中,在江西传统社会中影响较大的是以血亲为纽带的宗族冲突,“江西人的宗族意识即使在今天,仍然顽强的存在于农村中。”由此引发的宗族械斗等事件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农村的治理。
第二,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对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消极影响。江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很长一段时间使得江西人安于现状,缺乏经营意识。后来,随着人地矛盾的激化,一些人才不得不转变身份,开始经商,并在明清之际成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但是,“江右商帮自身存在的缺陷如资本分散、竞争力较弱、商人角色意识较差等,使得其最终没落。”
第三,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导致传统文风的发展缺乏后劲。江西文化在宋明时期十分活跃,这时期也是江西文风昌盛之时。同时这段时间众多人士对于科举的追求,却也导致一些江西人沉迷科举应试,缺乏真才实学,使得后期江西文风缺乏创新动力和新鲜血液。另外,江西诗派中对于“以故为新”的诗词创作方法的推崇,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文风的枯萎。
步入新时期的江西,要实现崛起,必须加强江西人的观念的更新和引导。只有对江西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功利观加以扬弃,才能使江西上下在实现崛起上达成认识的统一。我们应当继续发扬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的积极成分。将江西人舍身为国的牺牲精神与崇文尚学、热爱家乡的精神互为补充,使其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笔者认为,对于江西文化中的传统功利观的探讨是必要的,其现代意义不可小视。推而广之,新时期我们审视江西文化,不应当沉浸在对江西历史兴衰的惆怅和唏嘘之中,而要全面的进行总结,吐故纳新,让江西的崛起更早、更好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