湾区时代的融合与创新：补短板 辟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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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要着眼于未来，关注人类下轮发展的新型创新业态，才有可能抓住机遇促成全球科技中心的新转移。

继去年广深港高铁全线开通运营、港珠澳大桥通车后，今年2 月18 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粤港澳大湾区正式从一个地理概念成为一个经济概念和社会概念，成为中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的重点规划区域。

“《纲要》能促成湾区城市间的粘性，如果政策上进一步突破将会更大的释放活力。”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下称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在接受《世界经理人》采访时表示。

作为中国战略性产业科技创新的见证者和助推者，樊建平也是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主持并完成“曙光一号”、“曙光1000”等国家重点技术攻关项目的研制工作。从2006 年深圳先进院建院至今，樊建平一直担任院长，坚持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在其带领下的深圳先进院已经成为中国最具创新力之一的新型科研机构，也是粤港澳地区尤其是深圳创新生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

那么，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国家队成员的“掌舵人”，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如何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发展机遇和挑战？面对新一轮产业升级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塑，又将如何向前突破？作为国家深化改革先行示范区的粤港澳大湾区，未来又该如何探索有利于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跨境流动的创新方式？针对这些问题，《世界经理人》专访了深圳先进院院长樊建平， 为你深度解析。

本文刊载于《世界经理人》杂志

2019年03/04月合刊【封面专题】栏目

人物封面图 / 于贺

再创新：向源头挺进，同时开辟新域

“创新”二字是《纲要》的核心，贯穿全文，根据《世界经理人》的梳理统计，“创新”二字在《纲要》中被提及的次数高达175 次。比如《纲要》中对粤港澳大湾区的五大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推进“广州- 深圳- 香港- 澳门”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以及珠三角九市的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港深创新及科技园等重点规划中都围绕着“创新”。

可见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过程的重要性， 而谈及未来的创新方向，或许深圳是一个探索的样本。《纲要》中对深圳的未来规划就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创意之都”，发挥作为经济特区、全国性经济中心城市和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引领作用，要着重提升研发创新能力。这也不无道理， 过去几年时间里，深圳一跃成为全国的创新转型标杆，当地的高速发展以及华为、腾讯、大疆和华星光电等本土成长起来的高科技企业也都得益于深圳有效的创新生态。

不过，深圳创新现在也面临“高位过坎”的挑战，樊建平在采访中就指出，“深圳主要的优势聚集在政策机制和产业基础等方面，但是对标世界其它创新之都，本地高等教育资源稀缺会让深圳在未来发展的人才寻求上付出更高的成本；而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的严重缺位，在源头创新上的短板也会影响深圳的转型。”

樊建平认为，这跟深圳的两大发展路径有很大关系。

一是从“三来一补”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涉及核心技术的研发，然后近几年开始陆续推进以基础研究为主的科研机构发展，加强科学研究， 遵循的是“M（manufacture，生产）-E（engineering， 工程）-T（technology，技术）-S（science，科学）” 路径。

二是从“生产线经济”到“实验室经济”，以前是技术围绕生产转，现在则是“投入研发- 核心技术- 产业优势”的新型产业发展模式，即“实验室经济”；该模式下，企业与自建的或与高校、科研机构共建的实验室共同组成“知识- 技术- 产业”链条，其中，实验室通过企业能有效确定科研方向，企业则能迅速将实验室的研发成果转化成产业优势。

在樊建平看来，不管从S还是从“实验室经济”来看，源头创新都是需要补上的短板，深圳必须向国际尖端创新发力，未来在核心技术和核心价值创造上占得先机，掌握市场的话语权。因此，深圳未来还要不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完善基础研究实验室和相关基础装置，以及加速推进高水平大学建设。

不过，对于源头创新赛道上的竞争，樊建平并不是太担心，相反，让他担忧的反而是可能将重心过于偏向在源头创新的“补短”上。

在樊建平看来，现有企业的技术研发实力已经处于较高水平，未来在源头创新上获得突破不成问题。另外，不要因为新一轮摩擦而影响到中长期的布局规划，将眼光局限在某一点上，眼光应该再放远一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化深港等地的紧密合作，共同推进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全面提升创新的国际化水平，所以更要看到下一轮科技革命的发展趋势。

关于未来科技发展，在《纲要》全文中也有提及，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发展壮大为新支柱产业，在新型显示、新一代通信技术、5G 和移动互联网、蛋白类等生物医药、高端医学诊疗设备、基因检测、现代中药、智能机器人、3D 打印、北斗卫星应用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重大产业项目。

樊建平认为，在发力源头创新之外，同时更要抓住代表未来的突破性技术发展机遇，否则“重蹈覆辙”，像之前落后于人，在经济自主性上就会陷入更加被动的境地。他说，“源头创新是补短板， 发力新技术则是开辟新域，开辟新域带来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补短板，着眼未来开辟新域，关注人类下轮发展的新型创新业态，才有可能抓住机遇促成全球科技中心的新转移。”

城市发展：应该培养好土壤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粤港澳大湾区面积达5.6 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7000 万人，经济总量则接近1.6 万亿美元， 未来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细化到区域中的城市发展来说，虽然《纲要》对各地分工也有明确划分，比如香港巩固物流和金融服务、深圳加强研发创新、广州增强国际商贸中心功能、澳门扩大娱乐和葡语国家合作、珠三角其余城市则专攻高端制造。

但在樊建平看来，《纲要》只是针对未来发展的一个指引，城市之间未来在合作之外，也会充满激烈的竞争，城市自身市场业态的构建将决定各自的地位。

以上世纪80 年代设立的深圳、珠海、厦门和汕头四大经济特区发展为例，当时最被看好的是汕头，地理位置上与当时“亚洲四小龙”之首的台湾隔海相望，不管从经济体量还是工业基础来看都远超香港。

但回望过去近40 年发展历程，如今说到经济特区几乎很难联想到汕头，即便厦门和珠海的经济发展放到全国来看也并不突出，真正一跃而起的反而是当年“小渔村”、如今国际闻名的创新创业之都—深圳，深圳国内生产总值在2018 年也首次超过香港，成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第一、全国第三的城市。

其中，工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则是推动深圳高速发展的关键力量。数据显示，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为6564.83 亿元和6131.20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提升至72.1% 和67.3%。樊建平表示，这一切得益于深圳用心营造的创新生态：一是有效的人才政策，吸引了大批高端科研人员，比如引进高技术人才的“孔雀计划”项目。二是高速发展的创新载体，打造了集聚创新人才、知识落地的重要平台；公开资料显示，目前深圳市已经累计超过有1600 家国家、省、市级重点实验室、工程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载体，其中，类似深圳先进院这种新型科研机构大量涌现。三是合理的机制、有效的创新资源分配和灵活的政策等，不强调行政管理，而是以市场化的方式来管理和配置各类资源。

樊建平指出，像腾讯、华为和华星光电等曾经在深圳本土成长发展起来的高科技企业都不是靠政府的规划成为了行业中的佼佼者，而是政府为创新发展构建的高效市场体系推动了这些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和经济增长。

在他看来，政府就像“园丁”，高效市场体系就是“土壤”，企业就是“种子”；未来粤港澳大湾区中的各个城市要在竞争中占得先机，政府应该培养好当地的这块“土壤”，“种子”自然能生根发芽直至茁壮成长，并带动整个经济发展。

激发活力：创新湾区体制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中，要全面释放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活力，激发湾区主体的突破力，朝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奔进，樊建平表示，“最关键的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自我创新和变革，积极推动深化改革并推动城市间的协同创新发展，提升创新发展的能级，全面转型效率型增长。”

第一，从体制上自我改革。通过为新型科研机构和研究型大学立法，改革科学科研机构的管理体系，变革教育体制，为容纳更多的世界顶级人才做好准备。体制的全面激活，在未来全球格局重塑的窗口期，粤港澳大湾区才有可能成为新的世界科技创新中心。

第二，建立知识的市场体系。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知识的生产和应用过程附着在政府身上，竞争不够公平也不规范，但知识经济需要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激发活力。知识的市场体系能促进各种创新载体的迭代成长，新型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载体能自由发展，有能力者可以自由发挥。在有效的体系下，高效的创新载体会发展的越来越好，低效或无效的创新载体则会遭到市场淘汰，形成良性循环。

第三，寻求政策突破。比如实现湾区内的户籍制度互通，革新传统的户籍制度，真正把人的流动性都打通，最大程度激发大湾区的创新活力。

记者／沐野

世界经理人媒体原创工作室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