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翔《敢向中郎写八分》

“扬州八怪”是从康熙末年崛起，到嘉庆四年“八怪”中最年轻的画家罗聘去世，前后近百年，以各地先后来扬州的书画家为主流，“八怪”为旗手的一支“异军突起”的艺术流派。它的形成与以画院为正统的书画流派迥然不同，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构图用笔，都张扬着鲜明的艺术个性。据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记载，八怪是指金农、黄慎、郑燮、李方膺、汪士慎、高翔、罗聘八家，卞孝萱先生分析了古今有代表性的六种说法，普遍认同扬州八怪由 十五人组成，除以上八家，尚有华嵒、高凤翰、陈撰、闵贞、李勉、边寿民和杨法等。

扬州八怪形成的文化背景与当时文艺流派反对明末清初的空虚学风，追求个性解放的革新思想相关联的。扬州八怪不仅对文学、书画有着深厚的功底，而且在思想、人品、胸襟、性情等方面，有着良好的综合素养。扬州八怪其实是一个广义的艺术流派，并非普遍认识上的“扬州画派”，在对其研究深度上今人还远远不够。扬州八怪在艺术流派上孕含了“扬州画派”、“扬州书派”、“扬州印派”这样一个艺术综合体。“扬州画派”在画法上重视对事物的深入观察，秉承了“青藤白阳”、石涛、高其佩大写意画风，“必极工而后能写意，非不工而后能写意也”（郑燮语）。正因为如此，他们的作品才那么生意盎然，标新立异。同时也开启了世纪后赵之谦、吴昌硕等以金石意味为基调的“海上画派”。清人尊碑贬帖，至乾嘉已蔚然成风，“扬州书派”整体受扬州三朝阁老阮元所倡导的尚碑思想影响，他们的书法有“奇、拙、厚、重”的共性又各具“金石气”特征，以郑燮、李鱓、黄慎、陈撰、汪士慎、边寿民等的行草书，金农、杨法、高凤翰、高翔等篆隶共同构成了“扬州书派”。印痴郑燮在《板桥先生印册》（即《四凤楼印谱》）中提到了十九位印人，其中潘西凤、沈凤、高风翰、高翔又号称“四凤派”，与丁敬、金农、郑燮、罗聘等可统称“扬州印派”的主流，可以说丁敬开启的浙派是“扬州印派”所衍生的。

“扬州书派”中篆隶无不受郑簠影响，如高凤翰、扬法、板桥、金农等，高翔自不例外足称全才，诗书画印是其擅场。这当然是扬碑的风尚趋势，而更主要是郑簠在扬州的活动行迹及其别开生面的“草隶”新风所致。南京博物院所藏高翔自作诗隶书即具有这一特征，诗云“竹映油窗日半曛，把君诗句惜离群，于今谁复狂于我，敢向中郎写八分”，此轴用笔以篆法中锋使转而顿挫有致，虚灵、拙辣、活脱，少了一些轻灵飘逸而增加了沉实厚重的气息，特别是一些出挑的用笔以秃笔收锋，结字方正则更以篆夹隶，在汉隶的基础上以篆法求新求变，如“映”、“半”、“曛”、“把”等，反映了高翔作为印家对篆隶融会结字的高妙，举重若轻而弥老弥坚，看似不经意而老辣纷披，朴拙无华而古意盎然。有清一代书风其实就是以隶篆为主线的，行草书并没有越过明代吴门、华亭二派，当然隶篆远胜唐宋元明四朝，利弊参半。但无论如何，清代在书风形式上对书史有着极大的影响。清人写隶通篆法，这是个法则，所谓“非究于篆无由得隶”，也是书风衍变的必然。而现今的流行隶书，美曰“俗隶”，是不识篆而生造的怪诞体，正如杨雄所比拟的“铜牛角马”，两无所依。历史上从汉到清隶书的变异，无论“隶古”或“八分”，这是个文字演变进程，有法可依。如不讲流变而以怪异为新奇，那书法即无法则可举了。高翔的隶书现在看来似乎不那么令人侧目，但作为隶书在遵循文字规则内所表现出书法意味和高雅情趣，质之当下，不无启迪。

高翔(1688--1753)，号西唐，又号樨堂，一作西堂，江苏扬州人。终身布衣。晚年右手残废，常以左手作书画。与石涛、金农、汪士慎为友。李斗《扬州画舫录》云:石涛死，西唐每岁春扫其墓，至死弗辍。高翔善画山水花卉。其山水取法弘仁、石涛二僧，所画园林小景，多从写生中来，秀雅苍润，自成格局。画梅“皆疏枝瘦朵，全以韵胜。”亦善于写真，金农、汪士慎诗集开首印的小像，即为高翔手笔，线描简练，神态逼真。印学程邃，为“四凤派”之一。亦善诗，有《西唐诗钞》。(李路平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