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馨：从“幽显路殊”到相与偕行
神、灵、鬼、怪等与人类存在形式迥异的“异类”，历来是古代小说家们乐于描摹、刻画的对象，以此为写作题材的志怪小说经久不衰。明初瞿佑所撰写的小说集《剪灯新话》沿袭了中国小说志怪之传统。他在自序中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好事者每以近事相闻，远不出百年，近止在数载，襞积于中，日新月盛，习气所溺，欲罢不能，乃援笔为文纪之。”[1] 3其中收录21篇文言小说，除却其中《联芳楼记》《渭塘奇遇记》《秋香亭记》3篇讲述的是人与人之间发生的故事外，其余18篇小说均有描述人与异类相接触的情节。这些故事中主要的异类类型大致可做如下区分：一、神灵、仙人。与之相关的篇目有《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鉴湖夜泛记》；二、阴曹鬼怪。与之相关的篇目有《令狐生冥梦录》《富贵发迹司志》《太虚司法传》；三、幽魂。与之相关的篇目有《华亭逢故人记》《金凤钗记》《藤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修文舍人传》；四、超自然之人。与之相关的篇目是《三山福地志》与带有浓厚桃花源风格的《天台访隐录》；五、妖兽。相关篇目有《永州野庙记》、《申阳洞记》。
一、人与异类的相互关系之类型
在志怪小说中，凡人与异类的关系向来引人关注。作为非常规类型的存在，志怪小说作者笔下的异类一般具有显著的超自然属性。沟通天人、横跨生死、来回阴阳，异类们有着远超人类的能力與本领。人与异类接触、互动而演绎出的故事通常诡谲、奇特，他们的关系亦因此显得错综复杂。
《剪灯新话》中同样描写了人与异类之间多种多样的相处关系。经梳理，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彼此投缘
书中的《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华亭逢故人记》《天台访隐录》《修文舍人传》《鉴湖夜泛记》，均为人与异类因某些相投之处，因缘际会而谱写出的曲折离奇故事。
《水宫庆会录》《龙堂灵会录》这两篇小说的内容、结构大同小异。前一篇讲述潮州士人余善文因胸中才学而受海洋之神广利王邀请，来到水中龙宫为其新殿写作上梁文与庆贺之诗，而后得到广利王相赠的大量奇珍异宝；《龙堂灵会录》则是书生闻子述因其诗才出众而受龙王邀请。他来到龙王府后，与龙王以及越国范蠡、吴国伍子胥、西晋张翰、唐代陆龟蒙等前来龙宫做客的历史人物相交往之时亦不卑不亢。酒行乐作之时，也大方施展才华，与在座诸位一同作长短句而和之。在这两篇故事中，异类欣赏人类之才，对其加以肯定并授以物质奖励；人类受异类赏识，并欣然为其贡献自己胸中学识作为回报。二者互相欣赏，互相肯定。
《华庭逢故人记》和《修文舍人传》则是描写书生士子与生前好友因昔日交情而跨越生死高谈阔论。前者讲述书生石若虚与全、贾二子素来交好，在他们赴水而死之后依然能在路途中得以相遇，听他们发表人生的种种感叹；后者的故事则是书生夏颜饱读诗书却郁郁不得志，最后客死异乡，在阴间冥府反得封修文舍人，亦与生前相契厚的友人诉说地下之乐。
《天台访隐录》和《鉴湖夜泛记》讲述的则是凡人与异类机缘巧合之下相遇，留下几多意味深长的议论。前一故事中的徐逸粗通书史，在山中采药，失路误入桃花源一般的世外村庄。其中村民自称自宋朝已居于此，并对徐逸讲述了诸多前朝旧事；《鉴湖夜泛记》中的处士成令言因缘受织女感召，前去灵光阁与其会面，织女嘱咐他为云霄之上与星汉之间的神明讲清事实，莫再受人间种种民间传言玷污，而后二者交好，织女赠其天上瑞锦以表纪念。
在这些小说中，因为有着某些相通的想法、观念，人与异类的关系是和谐、融洽的。他们有着共通的思想。
（二）互施援手
人或异类在对方遭逢一些困难之时选择互帮互助，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对方渡过难关。讲述这一类人与异类关系的小说主要有《三山福地志》《富贵发迹司志》《申阳洞记》。
《三山福地志》中的元自实受旧时邻居缪君一再欺骗，悲愤之下他试图杀害对方但却因不忍而退却。后自时万念俱灰，投井自杀，却没想到进入了三山福地，受一世外道士帮助指点，过上了小有富贵的生活；《富贵发迹司志》描写泰州士人何友仁饥贫交迫，路过富贵发迹司时乞求能够发迹变泰。而后受到判官的指点，展开传奇的人生历程；《申阳洞记》中的书生用机智制服了代表邪恶势力的猴精，亦在无意中帮助了原本就在当地生活的一群“虚星之精”，帮助他们夺回了原有的家园。
（三）相互爱慕
人与异类互相吸引，进而产生爱慕之情，这一类爱情小说在《剪灯新话》中主要有这样几篇：《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翠翠传》《爱卿传》《绿衣人传》《牡丹灯记》，均讲述男子与女性异类相知相爱的故事，且均知与自己交往的女子是飘荡在人间的鬼魂，但他们并不惧怕，还是义无反顾投入到甜蜜的爱情之中。但人与异类终究殊途，他们都不能够长相厮守，最后还是面临分离。
（四）彼此相交
《令狐生冥梦记》《永州野庙记》都是描述凡人因误会而来到天庭或地府，最后误会解开，大家有了相交的情谊。《令狐生冥梦记》讲述儒生令狐譔讽刺邻居乌老因富有而能买通地府延长寿命，而被地府带走审问。令狐譔讲清缘由，地府便将其释放，将其安然送回人间，同时乌老寿终正寝；《永州野庙记》讲述书生毕应祥过永州时风雨暴起，料想是自己没有供奉神祠的关系，于是具状一封向神明申诉。而后经过神使审问，明白怪异之事是蛇妖所为，最终蛇妖收归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而毕应祥因除妖去害获得嘉奖，得以延寿一纪。
（五）相互对立
《太虚司法传》是《剪灯新话》中唯一一篇讲述人与异类关系紧张，相互对立、发生冲突的故事。《太虚司法传》讲述各路鬼怪联手捉弄不信鬼神的冯大异，将其外表变得如鬼怪一般骇人，而后冯大异不堪受辱而死，死后被天府任命为太虚殿司法，而那些捉弄他的鬼怪尽被夷灭。在这个故事之中，人与异类的矛盾冲突比较剧烈。
通过以上的概括，可以发现，《剪灯新话》中的人与异发生冲突的情况较为鲜见，二者之间的关系偏向于和谐，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
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儒家传统文化视阈中，人类对超常而怪异的异类有着天然的排斥与畏惧。而人与异类也确实因种种不同走向殊途，呈对立的态势。如异端之一的妖“实质上是一种界定异端的标签，权威主体（朝廷、社群、个人等等）用它来标记违背或超出正统、秩序、常识的人、生物、现象、器物等”[2]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人与异类产生强烈矛盾与冲突的故事屡见不鲜。但在《剪灯新话》的大部分篇目中，人类角色与异端的关系模式明显地偏向平和，二者鲜有发生尖锐的对立与矛盾，在互动中能够相互理解、和谐共处。
二、异类与人类的共同性格特点：讲理重义、善良多情
纵观《剪灯新话》中的各色凡人，他们基本上都是市井小民。身份虽各异而平庸，却没有大奸大恶之徒；再看那些人类相处融洽、和谐的异类，其身上甚少诡异难辨的“异性”，与此相反，他们身上甚至充溢着一些美好的人性光辉，才吸引得各色凡人与他们相与偕行。
（一）面对异类之时平和良善的人类
《剪灯新话》中所刻画的人类角色，在与异类的接触之中慢慢了解其身份之后，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惊诧与畏惧，而仍抱着平和常态与其交往，仿佛对方与人类并无二致。如《令狐生冥梦录》中的令狐譔是人间儒生，因写诗讽刺地府而被阎王派鬼使抓至地府审问。在解释清楚之后，阎王复派鬼使送其还家，但令狐譔却恳请二使让他游观地狱之景。“仆在人间，以儒为业，虽闻地狱之事，不以为然。今既到此，可一观否？”[1] 35-36其对地狱鬼怪的好奇之情跃然纸上，这与其作为儒生的身份形成剧烈反差。《修文舍人传》中的夏颜友人在明知其已成地下之人，依然乐意与其相交，与平日并无区别。
人与异类恋爱的情节在《剪灯新话》中是一抹亮色。《金凤钗记》《滕穆醉游聚景园记》《牡丹灯记》《爱卿传》《翠翠传》《绿衣人传》均描摹了人与幽魂之间的动人爱情。其中人类均为故事中的男主角，身份以书生居多。这些爱情故事的模式相当一致，其中的男主人公几乎都沉浸在甜美真挚的爱情里，且对对方的幽魂身份毫不在意。以《滕穆醉游聚景园记》为例，滕生进杭赶考，爱上宋宫人卫芳华之魂魄，而后相守三年，美人因阴阳相隔必须离开，滕生终身不娶，入雁荡山采药，无比痴情而专一。
《牡丹灯记》是一篇比较特殊的爱情小说，写鳏居的乔生，爱上幽魂符氏女的美色，最终为其夺走性命，故事氛围显得阴森恐怖。二人一同在世间作恶，最终被道人抓获，他的供词上写着：“伏念某丧室鳏居，倚门独立，犯在色之戒，动多欲之求。不能效孙生见两头蛇而决断，乃致如郑子逢九尾狐而爱怜，事既莫追，悔将奚及！”[1] 52也表达出他内心亦有真情，亦曾用真心对待符氏女。
（二）比人类更具“人性”的异类
《剪灯新话》中，海洋神与龙王掌握大权，却依然尊重读书儒生，爱惜其才华，因而使书生能够大展身手，写出名章佳句，其中也隐隐透着作者对世间官员不爱惜有才之人的讽刺之意。而天上的神明与阴曹地府的阎王能够在发生冤情之时明察秋毫，不冤枉善良之人，亦不放过奸恶之人，十分讲究情理。
而在人与异类的爱情故事中，那些女性幽魂内心大多善良，对人类充满情感，并无功利与实际的要求。即便是阴森恐怖如《牡丹亭记》，其中的符氏女也是为爱而做恶：“伏念某青年弃世，白昼无邻，六魄虽离，一灵未泯。灯前月下，逢五百年欢喜冤家；世上民间，作千万人风流话本。迷不知返，罪安可逃！”[1] 52这份供状充斥着她对乔生的爱慕之情，这份风流痴情亦属难得。
三、异类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对情与理的呼唤
人不惧怕异类，异类重情讲理，小说建构出一个如此荒诞却又无比和谐的世界。“人与神灵鬼怪的遭遇，充满着虚幻和荒诞的意味，人物刻画游离出被单纯作为还原人物真实的意义，而写出社会的真相和情感的真实，成为作家的动机。”[3]132可以说，在人与异类的和谐关系之中，作者揭露现实真相，寄托了自己对于情与理的向往。“瞿佑以审丑的心态观照鬼怪世界，他既写面目，也写性格。写其丑、其恶、其怪，更揭其美、其善、其真。真善美对假恶丑的胜出，使人鬼遭遇的题材中蕴涵着形而下的美学含义。它直指真相、反省和批判，贴近生活、批判现实。”[3]129瞿佑经历元末战争动荡，感受到战争对现实生活的毁灭性破坏，这种伤感也被记录在小说之中，它破坏了其中无数家庭的平安喜乐：《三山福地志》中元自时原本宽裕的家庭为受战争所累：“至正末，山东大乱，自实为群盗所劫，家计一空。”[1]15而《翠翠传》中恩爱的金生与翠翠也是为战争所分离：“未及一载，张士诚兄弟起兵高邮，尽陷沿海诸郡，女为其部将李将军者所掳。”[1] 76再加上明初的文化高压政策使他郁郁不得志。“瞿佑的仕途很不平坦。他一生只做过训导、教谕、长史之类的小官，而且还在生命最宝贵的时期，招致飞来横祸，在狱中度过了21年。后得太史英国张公保荐，才过上自由生活。此时的瞿佑已是一位耄耋老者，愤懑、怨恨、惆怅、失望……激荡在心中，真是百感交集。”[4]人间种种纷乱，自己仕途的不得意，使他将目光投向了虚幻世界，塑造出奇幻瑰丽的人鬼空间，通过塑造有情有义的人与异类形象，他在其中寄托着对情与理的呼唤。这个美好的虚幻世界投射在现实乱象之上，从而更显出一种诡谲的悲情。
参考文献
[1] 罗曼玲.唐代小说中意识形态意义的“妖”[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97.
[2] （明）瞿佑.剪灯新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 陳晓.现实追问与人性探求——《剪灯新话》小说美学探微[J].明清小说研究，2010（4）：129-132.
[4] 张兵.瞿佑及其《剪灯新话》[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