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来临的前奏

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早在东汉就已经开始。

汉族的统治地区实际上采用的是农耕加城市的方式。也就是说，汉族需要占领大片的土地，然后开垦种田，自给自足，最后形成城市规模，统治阶级从而可以进行网格化统治。

但是对于草原民族来说，这种方式根本就不可行。

蒙古高原以草地为主，土壤贫瘠，土壤的营养供给系统十分脆弱，按照古代的农耕方式，也就二三年的样子，就会造成水土流失，甚至沙漠化，根本不能持久耕种。如此也就没有了农耕经济基础，无法满足自给自足，不适合定居。

蒙古高原草原资源丰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草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来看，游牧经济更适合。

但是从另一个侧面说，游牧经济也很脆弱，牛羊感染瘟疫或者特别恶劣天气都容易造成游牧经济链断裂。

汉族面临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储存粮食应对，再不济还可以政治救济。但是游牧经济就不行了，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抢。

汉初时，单（dān）于冒（mò）顿（dú）统一草原，成为草原共主，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

无奈西汉只能采用怀柔和亲方式，而送过去的可不仅仅是宗室女子，还有大量的金钱和粮食。

汉武帝时组织了庞大的军队反击匈奴，也基本摧毁了匈奴在漠南的军事力量，但是汉朝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据《汉书·昭帝纪》记载:“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打击匈奴是为了反击打劫，但是打下来却又守不住。打，损失太大，得不偿失；不打，匈奴还会来抢劫，在这种情况下内迁就渐渐形成了。

东汉时，南匈奴内附。

“汉嘉其意，割并州并界以安之，于是匈奴五千余落入居朔方诸郡，与汉人杂居。”

曹操时分并州为左、中、右、南、北五部，以匈奴贵族统御五部。

西晋初，司马炎时期。

“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帝复纳之，使居河西故宜阳城下。后复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糜不有焉。”

加之东汉迁入繁衍的匈奴，人数更众。他们分布在河套以南、汾水流域以及关中地区，即并、凉、雍、幽诸州，仍以并州为主要居住地。

咸宁三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五溪蛮夷、东夷三国前后十余辈，各率部落内附。



五胡示意图

据不完全统计，在司马炎时期，内迁的匈奴和各北方少数民族人数累计达到四十万人，庞大的内迁人口逐渐向关中地区渗透。到了司马炎统治末期，实际上内迁的少数民族人口数据《晋书·江统传》记载:

“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实际上有的已经在西晋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六十年左右(216-277年），他们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在很多方面有了很大改变，实际上已经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

但是，这些内迁的少数民族原本是放牧的，现在让他们耕田，他们压根就不会。自然得不到汉族地主的待见，所以他们分得的土地多半都是什么都不能生长的盐碱地，很快就又破产了，这与他们期待的美好生活相去甚远。

另外在政治上，他们的身份得不到汉族政权的认同。

邓艾：“戎狄兽亲，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江统：“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其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

这根本就是没把他们当人看，认为他们只是一群未开化的野兽罢了。

于是，破产的他们就被当做奴隶被汉族奴役，或成为士族门阀的食客奴婢，或被征服徭役、兵役等。这不仅仅包括新近内附的羯（jié）族人，就连早前内附的匈奴人和氐（dī）族人，也没能逃脱这样的命运。

这里面除了羯族著名的奴隶皇帝石勒外，就连刘渊这种匈奴贵族都被要被降为编户，接受朝廷盘剥。

还有一个问题，晋朝被奴隶的人绝不仅仅只有胡人，还有大量的汉人。难道汉族奴隶就不造反了么？

实际上，“五胡乱华”的第一节阶段除了少数民族的贵族和奴隶们叛乱外，还有汉族反晋地主武装们，且那些拥有军事势力的大门阀的袖手旁观也是造成那么大恶果的愿因之一。



乱华惨状

汉族地主武装势力，如祖逖（tì）、刘琨、苟晞、邵续、王弥、王浚以及曹嶷（yí）都是汉人，他们也各怀目的。特别是王弥的反晋武装，他们甚至比少数民族还要凶残。

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的少数民族已经不同于汉武帝时期了。

他们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武器装备有了很大的提升，甚至有些军队已经身穿铁甲，手持铁器，背悬铁箭，更恐怖的是他们还掌握了马背上的“工业革命”-马镫。

历史的发展没有必然，很多的因素集中在一起，便产生了“化学反应”，社稷越动乱，加入的因素越多，反应的程度就越剧烈。就这样，历史至暗时刻便悄然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