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帮铁底北运河”，留下多少美丽的故事
元、明、清定都北京，“国家之根本，莫不仰给于江南”，年均运达北京的漕粮约有四百万石，巨木、金砖等建筑材料也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运来，故有“漂来的北京城”之说。而这些物资，均要从北运河入京城，所以北运河在元、明、清三朝的漕运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明天启皇帝朱由校还留下“铜帮铁底北运河”的亲笔御书。
北运河在历史上是一条通向北京的重要漕运河道，北起通州区，流经天津市武清区等地，至三岔河口与南运河汇合入海河，为海河的支流，古称白河、沾水和潞河。其上游为温榆河，源于军都山南麓，自西北而东南，至通州与通惠河相汇合后始称北运河。
▍位于北运河两侧的大运河森林公园风景秀丽，成群的野鸭在冰面上栖息。 摄影：白继开
北运河的前身为潞河，潞河得名与通州早期行政建制有关。北运河在历史上一直以潮白河为干线河道，潮白河由潮河和白河汇流而成，白河古名沽水，潮白河古名鲍丘河。根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沽水在西，俗称西潞水，鲍丘水在东，俗称东潞水，因为两条河向南流经潞县，并在潞县合流，故名潞河。在早期，潞河与漕运关系不大，仅在东汉末期，曹操征伐乌桓时，开凿泉州渠，“从泃河口凿入潞河”，说明开凿泉州渠的漕运利用了潞河。
公元1122年，宋和金联合灭辽，宋朝占据燕京，设置燕山府。当时燕山府发生严重饥荒，宋朝利用潞水向燕山府运粮进行救济。当时出使金国的使臣许亢宗在潞县亲眼看到潞河上运送粮食的船只约有上万艘，衔尾而来，说明当时潞水已经可以用于漕运了。到了明清时期，北运河上的漕运船只络绎不绝，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漕运盛况，诗兴大发，曾赋万舟骈集诗：“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明代时北运河称为白河
通州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南下江南、北通边塞的水陆要冲，西汉时称为“路县”。当时流经通州的漕运河流叫潞水，也就是后来的北运河。
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入主中原，与南宋划淮河为界。金朝都城最初在上京，即今黑龙江阿城区。公元1149年，海陵王完颜亮弑金熙宗自立为帝。为了适应金朝版图南扩加强统治的需要，完颜亮决定迁都燕京。公元1151年，完颜亮命大臣张浩扩建燕京城，并开始利用潞水向燕京运输物资。由于潞水在燕京城东部的潞县，经由潞水运来的各种物资需要经潞县中转而后再运至燕京城，鉴于潞县的物资转输枢纽地位，遂于同年升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即通州在城市功能上主要服务于漕运。
金朝利用潞水将河北、山东的粮食运至通州，然后再转运至中都。按《金史·河渠志》记载，金朝漕粮运输采用纲运之法，分春秋两运。春运在河水冰消以后进行，至夏季汛期停止，秋运从八月开始，至河水结冰为止。金代潞水漕运一年分两次运输，而元明清时期潞水漕运则从春至秋无间断运输，可见在金代潞水漕运尚未完善。按照金代漕运制度，最初漕河管理尚未归属地方，导致河道淤浅，致使漕运大受影响。直至泰和六年，朝廷开始确立漕河所经地方州县负有维护运道的职责，情况才有所改观。后来，金朝政府设置巡河官，专门管理漕河闸岸，针对漕河的管理职能大大加强了。
元明时期，北运河称作白河。元朝建都大都，京师人口多达百万之众，元朝对于江浙地区粮食的北运极为重视。元朝初年，就着力开发运河，并注重建造船只，充实漕运机构。为了促进漕粮运输，元代在大都地区先后进行了疏浚北运河、治理坝河、开凿通惠河等工作，以此改善自通州至大都的运输问题。至元十三年（1276）七月，在香河孙家务改造河道避免浮鸡淀的风涛之险，八月穿凿经蒙村经跳梁务到杨村的河道，南至直沽会御河，改造后的新河道大致上就与今天的北运河河道相一致。
▍元代漕运图，当时漕粮主要来自于江南地区。
明初建都南京，把元大都改称北平，成为明朝经略北方的军事重镇。明代初期，采用海运和海陆兼运两种形式向北平运送漕粮。永乐四年（1406），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并开始修建北京宫殿，许多营建物资通过运河运至北京城。永乐二十一年，北京宫殿建成，永乐皇帝迁都于北京。明朝为了满足京师贵族、百官、守卫北京及边境上庞大军队的粮食需要，开始大规模向北京地区运输漕粮。为了加强漕粮运输规模，明朝在山东地区整修元代开挖的会通河，永乐十三年，工部尚书宋礼在汶上老人白英的帮助下，引汶水至南旺，南北分流，解决了山东段运河的水源问题，从此南北大运河畅通无阻，于是明政府停止海运，专门从事大运河漕运。
《明史·河渠志》说“漕河之别，曰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因地为号，流俗所通称也”。明代北运河称作白河，自天津至通州由白河所构成的漕运河道又叫做白漕。
清中后期，经由北运河而至北京的漕粮日渐减少。自道光年间起，由于黄河溃决，内河运道航运困难，各省征解的漕粮逐年递减。道光二十八年（1848），漕粮总额才282万石。为摆脱困境，朝廷决定试行海运，此时河运和海运并行。咸丰初年，仍沿用道光时期的河海并运措施，此后，海运漕粮在漕运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河运漕粮逐渐走向衰落。加以清代中后期漕粮渐改为折色，北运漕粮的数量也日渐减少。光绪二十三年（1897）京津铁路通车，1900年清政府宣布废止漕运，漕粮改由火车直接运至北京，不再转道通州，这对通州影响巨大，民国《通州志要》说：“清末实行海运而废河运，其后铁路建筑完成，运河不复修浚，运输之利益全无矣。”
▍清代漕粮征集与运输图。
张家湾到扬州植柳七十余万株
金元时期，为了巩固运河两岸河堤，提高防洪能力，曾采用种植柳树固堤的办法，如都巡河官的职责之一就是“栽植柳榆”。另据《金史·刘玑传》，金世宗时户部员外郎刘玑曾建议河堤种柳，可省每岁堤防之费。
金代堤防已经广泛使用卷埽之法，埽指将秫秸、石块、树枝捆扎成圆柱形用以堵口或护岸，柳树榆树是制埽的主要材料。植柳固堤之法在我国起源很早，春秋战国之时就有在河堤植柳加固河堤的记载，《管子·度地》曰：“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秦汉时期在灞水两岸种植柳树，盛弘之《荆州记》载南朝刘宋时在荆州护城河堤植柳，“绿城堤边，悉植细柳”。隋唐以后，河流堤防采用大规模种植柳树以固护堤岸。宋代修筑黄河等河流大堤，十分重视植柳护堤的工作。
明代，治河名臣刘天和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总结传统经验，提出固护堤岸的植柳六法，即卧柳、低柳、编柳、深柳、漫柳、高柳等六种植柳方法。在植柳六法之中，“前三法止可护堤以防涨溢之水”，后三法则用于抵御“倒岸冲堤之水”。卧柳、低柳、编柳三法，运河堤防和黄河堤防通用之，“皆专为固堤护岸，盖将来内根株固结，外则枝叶绸缪，名为活龙尾埽，虽风浪冲激，可保无虞，枝稍之利亦不可胜用矣。北方雨少草稀，历阅旧堤，有筑已数年而草犹未茂者，切不可轻忽”。
在白河堤防治理上，深柳之法可用于运河多年易于冲决的决口之处，而高柳之法则用于在河堤堤面上栽植，以便于浅夫拉纤。隆庆六年至万历初年，万恭受命总理河道，为了固护堤防，万恭在整个运河两岸种植柳树，从张家湾到属于扬州的瓜州和仪征的数千里河岸上，植有树木七十余万株。继任者继续实行沿堤植柳做法。运河堤岸柳树成行，既可以提供防洪用的埽材，还可以为纤夫提供阴凉。
在运河沿岸，有很多村庄叫做“某（家）林”，如通州儒林村、萧家林、榆林庄；有的村落叫做“某（家）巷”，这是河堤上绿柳成荫形成的柳巷之反映，巷有的写作“桁”，如通州区西集镇的陈桁村，在老地图上则标记为“陈家巷”。这些村庄的名称来历，即与河堤上种植的树木有关。在白河沿岸附近，一些村庄周围有护村堤，上面多种柳树，其作用就是防御洪水。这是运河沿线村民在长期与水灾做斗争的过程中，因地制宜使用低柳聚沙成堤，先在平地上种植柳树成行，然后等风沙在此积聚，形成沙土堤，柳树借助沙土更加枝繁叶茂，土堤内树根盘结，无形中加固了土堤，增加地域洪水能力，从而保障村庄免除水害。
栽植护堤的树种不仅仅是柳树，还有榆树、杨树等。运河沿堤种柳，往往形成较为有名的景观，如香河八景有“古渡春荫”，明漷县八景有“春郊烟树”，运河堤上柳树均成为地方景观的构成要素。而通州八景之中则有“柳荫龙舟”，朝廷派往南方采办宫廷用品之船只停泊在码头，船只“彩饰龙凤”，异常华丽，岸上垂柳掩映，遂有“御舟连泊俯清漪，垂柳阴阴翠作围”之句。
多处村落因堤防而得名
堤防是河流防洪的主要手段，对于运河来说，堤防的意义远不止于此。白河含沙量多，河床皆为细沙，土质松软。乾隆时英国人约翰·巴罗曾来到中国，在《我看乾隆盛世》一书中描述白河两岸的土质时说：“白河两岸地区的土质主要是细沙土，还有少量的陶土与石灰土的混合物，其中散布着闪光的云母颗粒。但是，在这条河流经的广袤乡间，人们看不到任何大石头，也看不到碎石和鹅卵石。”另据《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记载，河床土质在通州附近为含沙黏土，沙量很多，在河西务及杨村附近为华北独特的轻土质，干燥时有如灰尘。白河河床的土质特征决定了白河河道的不稳定特性，汛期易于冲决迁改，类似于黄河。
为了防止运河决口泛溢，保证运道平稳，北运河堤防一直是运道治理的重点。早在金元时期，堤防建设即为治河要务。金朝规定漕河所经州县有维护漕河之责任，沿运河州县要负责运河堤防建设。元代也有运河河堤的记载，如《元史·河渠志》中就有运粮河堤的记载。明清以后，对于运河堤防建设更加重视，这在古籍记载中较为完备。
在今天北运河两岸地区，分布着很多楼字地名。在北京市通州区有崔家楼、谢家楼、王家楼、耿家楼，天津市武清区有包楼、陈家楼、安家楼、郑楼、高楼等村落，这些楼字地名当来自运河堤防建设。古代负责防汛的兵丁或吏役为预防河水溢出，便在河道两岸间的洪泛区边沿筑起长堤，堤随河道走向而弯弯曲曲，古代就将所筑的狭窄长曲的堤防雅称为“楼”。我国秦汉时期面世的《尔雅》一书，就曾有明确的记载：“四方而高曰台，陕（狭）而修曲者曰楼。”其实，“台”与“楼”都是由土筑起的，但形制不一样而称呼相异，方的就称台，狭窄而又长又弯的就叫楼。负责一段河堤的吏役或兵丁首领所居住的村庄，就以其所管的堤段为村名，称“某家楼”。
明代，对于运河堤防建设更加重视。明人刘天和在《问水集》中说：“运河数千里，惟白河堤防大坏，历观河底、两岸，率皆淤沙，以故易于冲决迁改，与中州黄河略同。”《明史·河渠志》说：“杨村以北，势若建瓴，底多淤沙。夏秋水涨苦潦，冬春水微苦涩，冲溃徙改，颇与黄河同。”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在组成运河的各个河流中，惟有白河的情况与黄河类似，在治理上与黄河治理基本相同，堤防建设最为紧要。
永乐迁都北京后，白河作为漕运航道受到重视，据《明史》记载，永乐二十一年，修筑通州至天津运河堤岸，显然这次筑堤规模较大。此后，白河河堤依据“有冲决者，随时修筑以为常”的原则进行维护。根据《光绪顺天府志》记载，明代白河规模较大的堤防修筑活动有15次。万历三十一年，朝廷再次对白河堤防进行大规模修筑，当时按照工部建议，挑浚通州至天津的白河，深四尺五寸，所挑沙土用来修筑两岸河堤。根据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书所记载，现在北运河部分河堤即是明代万历年间修筑的，《日下旧闻考》引用《漷县志》原文记载：“白河滨有长陵营、马头店、白浮圈、曹家庄诸堤铺，皆运河必经之道。”《漷县志》有多部，皆为明代成书，今已佚。道光年间成书的《漷阴志略》记载曹家庄堤为明万历三十九年修筑。漷县有县北长堤，又名白龙堤，道光《漷阴志略》认为其为元明时期的白河河堤，“旧志云始于张家湾之善人桥，达县之北门，绵亘三十余里。盖元明漕河所经，筑此以卫今河，非故道已，距水四五里，遂成平陆，而遗址穹然尚存。”
北运河沿岸堤防是清代运河治理的重点内容，乾隆三十七年，清廷大规模培护通州境内北运河之杨景芳堤、马头店堤、曹家庄堤，小屯堤等，今通州漷县镇有地名叫杨堤村，就来自于杨景芳堤。
北运河有九十九道弯
历史上，北运河河道是弯环形状的，民间传说北运河有九十九道弯，白河名称中的“白”字就是来自于寓意九十九的“百字少一”。但是，北京至天津之间，地势陡峻，水流急速，若按自然形态，北运河当为顺直形河道，而实际上北运河却是弯环形状，这显然是人为加工的结果。那么，北运河为什么要保持弯环形河道呢？
原来，这是古人在长期治理运河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科学手段。运河要满足漕船航行需要，必须保持一定深度的水位。北京至天津地势较陡，若河道顺直，则水流迅速，河道中难以存水，这对航运不利。北运河由于河道不稳定，河道易于迁移，因此难以在河道上修建闸坝，这就决定了北运河治理只能采用保持弯环形状，增加河流的长度，从而减缓河流的流速，使河道中得以存蓄足够的水量用于航行。为了保证漕船航行所需的水位要求，需要北运河保持迂曲状态，借以减缓流速防止河水下泄过快，因此需要在运河两岸修筑缕水堤，一方面用以约束水流，另一方面使潞水形成迂曲型河道，故运河上有三湾抵一闸之说。
▍垂钓爱好者在通州北运河拦河闸下游刚刚修建的垂钓点垂钓。 摄影：白继开 供图：TAKEFOTO
关于北运河治理之法，《光绪顺天府志》中有非常精辟的见解，“疏之道三：宣下口，其首务也；高滩老坎，弗治则决，濬中泓次之；枝津一渎，弗容则溢，开支河又次之。就河言，疏北运河宜曲，资蓄水也；永定、清河、子牙诸水宜直，免顶冲也”。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河北五大河概况》说“（潮白河）至通县会榆河，水势乃盛，惟水流湍急，不利于上行之舟，故以人工迫河曲流以期减杀速率，此为一时交通计，诚善矣”。因此，古人在治河时，有意维持河道的弯曲，保证河道有足够的存水用于航行，这是运河治理中所蕴含的智慧。
有一利必有一弊，北运河河道弯环形状固然满足了漕船航行需要，但弯环河道导致运河河水流速降低，水流搬运力下降，泥沙易于淤积。《光绪顺天府志》说：“北河流沙，通塞无定。”泥沙淤积降低了河水的深度，进而影响航运。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保障漕运，古代采用了河道疏浚之法。明清时期在白河沿线设置浅铺组织，专门从事河道浅滩疏浚工作，以保障漕船顺利航行。北运河泥沙治理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每年漕运结束后的定期河道清淤，另一个是漕运期间的沿河随时挑除河道内浅滩。除此以外，还要清理河道内各种杂物，如残破船体或废弃木料、树根等。北运河泥沙是影响漕运的重要因素，但因难以彻底清理，故在挑浅之外，漕粮运输采用剥运的办法，即在北运河设置小型剥船，在漕船遇到浅阻之时，通过剥运来减少船体漕粮运输重量，降低吃水深度，克服河道淤浅。
如今的北运河堤岸翠绿，环境优雅，是水利工程与景观工程的有效结合，也是北京城市副中心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作者 陈喜波
编辑：杨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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