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对老子“有无”的研究，使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东方既白 著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老子所言的“无”，“无”又具有哪些鲜明的特征呢？历史上魏晋时期的天才少年王弼，对于《道德经》和其关于“有无”的解读，就是比较接近于老子本意。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经典就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但随著历史的变革、时代的发展，儒学实际也已走到了非要变革不可的地步。汉儒烦琐注经的旧习，只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如何结合现实的社会政治，找出一个符合新时代需要的政治理想，是时代的要求。曹操以刑名之学治国，造成了上下离心，政局不稳的局面。王肃以今古文经学，再引进道家思想进行设计的努力，也只是在学术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决心献身于哲学事业的王弼，一扫汉儒烦琐、迂腐、无用的弊端，融合儒道两家有用的学说，从汉儒的注重传注训诂，转向于义理的诠释；从汉儒的注重《春秋》，转向重视《周易》，摒弃汉儒治《易》中的象数传统和迷信色彩，而用义理解释《易》经；把传统的重天思想，转变到注重人事。
天才少年王弼
王弼处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时代。他不关心那些争权夺利的具体事务，却能通过社会现象，去设计完美的政治理想。他从历史的、哲学的高度探寻现象与本体、名教与自然、人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构筑起超越前人的哲学体系。他借鉴《老子》的“无为”思想，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命题。这就给病危的儒学注进了新鲜的血液，建立了以道为主、儒道结合的新时代的新思想。王弼成了魏晋玄学理论体系的奠基人和代表人物，也代表了魏晋时期哲学领域的最高水平。人类在认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渐深入、了解世界。通过万事万物的现象去了解事物的本质，探索世界的起源，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历代哲学家的努力，已开辟了道路。到了魏晋时期，哲学研究产生了一次可贵的飞跃。天才王弼对哲学的主要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据历史记载，有一天，王弼去拜访他的父辈裴徽。裴徽当时虽然只是个吏部郎，但在思想界却享有盛名。裴徽一见王弼，就很惊异，竟至马上把当时哲学领域的尖端问题向王弼提出来，他说。“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世说新语·文学》）这是关于有与无、儒与道、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看来，当时立学对贵无的理论已经确立，但对其中纷然杂陈的现象，它们之间的关系，尚未得到妥善解决。用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问题去问年轻的王弼，足见裴徽对王弼的看重了。王弼则根据自己的研究和体会，明确而又简洁地回答说：“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为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圣人指孔子。
众所周知，玄学家是既尊孔，又崇老的，可见这是当时儒道合流的事实。王弼的回答，就照顾到了当时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的价值观念，妥善地摆正了孔子与老子的地位，把儒道融为一体。他认为，无与有、本体与现象，结成了一对反覆循环的关系。“无”不可以直接训说，必须通过“有”来阐明。孔子由于对“无”有了深刻的体验，尽管从不说“无”而只谈“有”，但处处都揭示了那隐蔽著的宇宙本体——无。而老子对“无”直接训说，却只停留在“有”的现象领域，而不能上升到高层次的体“无”的境界。这就把前辈学者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建立起以无为本，现象与本体相结合的哲学体系。从王弼胸有成竹的回答来看，其对哲学问题已有了相当深度的研究，并对已成为时尚的玄学思想，也作过深刻的思考。但其当时的年纪还不到20岁，后来又潜心对老子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对《老子》作了专门的注解。
王弼注解版《道德经》，流传甚广
其核心思想亦和老子一样崇尚“以无为本”的本体论，都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即各种具体事物都是“有”，“无”是“本”，“有”是“末”。“无”是“万物之宗”。“无”能生“有”。他的“无”，有时又称为“道”。他认为：“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老子》第四十章注）。“卢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周易·复卦》注），他把“无”看成是万事万物的本原，所以一“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行传》引王弼语）。他把老子所说的“道”也用“无”来解释。他说：“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这就是说，“道”就是“无”，所以“万物皆由道而生，既生而不知其所由。”（《老子》第三十四章注），“无”或者说“道”，是生成宇宙万物的本体，是万物之宗。
他说：“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老子指略》），这个叫不出名称，看不见形体的某种东西，是世界万物的宗主，它不是人们的眼耳口体等感官所能感知的。它“无状元象，无声无响，故能无所不通，无所不往，不可得而知。”（《老子》第十四章注），它是一种无处不在的东西，“无之为物，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残。”（《老子》第十六章注），人们感知的只是现象，而“在象则为大象，而大象无形；在音则为大音，而大音希声。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故隐而无名也。”（《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大象、大音这种本原的东西，是看不见、听不到的，而各种事物、现象却是由它形成。正因为它“无形”所以就只好称它作“无”。也可以叫“道”，“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老子》第三十二章注），“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论语·述而》邢囗疏引王弼《论语释疑》）”。
在宇宙观上，他认为世界的本体是“无”，世界的现象、具体事物是“有”，“有”是“末”，“无”是“本”，“有”是本体“无”的表现，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统一于本体的“无”之上。在运动观上，王弼主张“本”静“末”动，“无”静“有”动。他说：“凡有起于虚，动起于静，故万物虽并动作，卒复归于虚静，是物之极笃也”（《老子注》十六章）。因而他强调要从千变万化的现象中把握不动、不变的主体，以不变应万变，以静制动。这种主静论在哲学史上曾是反辩证法的一面旗帜，产生过重要影响。在认识论上，王弼提出了“得意在忘言”的思想。认为名言只是符号，真理不可认识。他说：“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周易略例·明象》）。在自然与名教即玄学哲学与封建政治的关系上，王弼认为，自然是名教之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这种“名教本于自然”的玄学本体论较之之前流行的“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的神学目的论，是哲学思维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和跃进。
以“无”为本，执“有”之末，崇本以息末
因此，“道”和“无”既能生成万物，又存在于万物之中，谁也不能叫出它具体的名称来，只能意会而已。王弼又借用古代“五行”的学说，而赋予它新的意义，他在《老子指略》中说：“天生五物，无物为用。”，五物又称五材，即金木水火土，它是自然界中存在的五种基本物质，是“有形”的东西，与生成万物的“无”是矛盾的，所以，有形的五物依靠“无”才能发挥作用，产生万物。“五物之母，不炎不寒，不柔不刚。”（《老子指略》），那仍然是没有寒热刚柔、不能感知的“无”。他借用老子的“无”来表达他自己对生成万物的原始物质的认识。这个“无”才是本，而一切的表象都是末，是由“本”产生出来的。
这种不能感知的细微物质，又是怎样生成万物的呢？他说：“中和备质，五材无名也。（《论语·述而》皇侃疏王弼《论语释疑》）。无名，即无形，以无形的“五材”，即细微物质，通过“中和”的形式而生成万物。他的“中和”，不是有形物的掺合，不是保持物质原有特性的物理过程，而是通过化学的过程“中和”出有新特性的新物。他说：“其为物也混成。”（《老子指略》），“混成无形，不可得而定。”“混然不可得而知，而万物由之以成，故曰‘混成’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混成”的过程是看不见的，“物以之成，而不见其形。……成之不如机匠之裁。”（《老子》第四十一章注），它不像机匠剪裁那样，用有形物来拼合。人们最能感受、也最能反映这一过程的是“五味”的“混合”。“至和之调，五味不形”。（《论语·述而》皇侃疏引王拐《论语释疑》），完全是形成新物的化合过程了。
而产生新物的这个过程，也不是“天”有意志、有目的行为结果，因为这些细微物质是“先天地生”（《老子》第二十五章注）。而为“天下母”。所以“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老子》第五章注）。万物自然生成，这就摒弃了神化的天命论。王弼对天地的生成和万物生成的看法，表明他已确知有某种具体的细微物质，却因科学的水平，又不能说得更具体一些，所以只好把它叫“无”。许多后辈学者把他的“无”理解为虚无不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也怪不得了。唐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可算王弼的知音。“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刘禹锡《天论中》）。“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柳宗元《答刘禹锡天论书》）。“无”即是无常形之物，却能生成万物。“无”能生“有”，“无”是万物之本，而一切具体事物都只是“有”，是“末”。
所以要“以无为本”，“崇本息末”，自然界的这个规律，人类社会也应当遵循，所以治理国家应“无为而治”。因此，王弼并未陷于空谈哲学理论，他从社会政治入手研究，把社会现象也提到哲学的高度来认识，实际上，他是想用高层次的哲学理论来指导社会政治。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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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东方既白
十年学“易”，一朝顿悟，由“易”及“老”，以“老”解“百家”，
独创《以易解老，以老解百家》国学研究架构新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