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冬：论南诏与唐朝、吐蕃之关系 ——从年号变迁的视角
摘 要：南诏年号的变迁有其独特演变脉络，受唐与吐蕃影响深刻。通过考察，其第一个年号“赞普钟”受吐蕃影响产生，此后南诏就一直自建年号。从贞元会盟直到世隆叛唐，尽管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受用唐历，但对内一直使用自建年号。南诏年号的变迁可谓是与唐、吐蕃关系的“晴雨表”。以吐蕃年号纪年、自建年号纪年到公开称帝建元，与南诏由唐朝封王、到与吐蕃相约称帝、对外奉唐但对内称帝、直接公开称帝的政治地位变迁一一对应。同时也可看出，“唐诏关系”一直是南诏与唐和吐蕃三者关系的主流。
关键词：南诏；唐朝；年号；吐蕃
作者简介：方冬，男，云南曲靖人，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刊于《文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在南诏史研究领域，对南诏年号的考订一直是上世纪研究的热点。前辈学者李家瑞、张增祺等，依靠考古实物和文献记载，先后订正了数个南诏年号。①但较少有人注意的是，南诏纪元年号的使用是和它的内外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的。
实际上，年号的使用承载着特殊的政治意味，中古时期的年号绝不仅是一种纪年方式，其更是一种权利表达。年号构建一定程度上象征着统治合法性的构建，其中具有浓厚的“正朔”或“正统”意味。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图从年号考证和历法使用的角度，重新审视南诏与唐和吐蕃的关系。不周之处，还望师友指教。
年号的变迁一定意义上象征着“正朔”内涵的变化，那么何谓“正朔”，它又是如何具备王朝“正统”意味的呢？
一、“正朔”与“正统”
“正朔”原是历法词汇，“正”即正月。而“朔”与朔望月紧密相关，一个“朔望月”是月亮的圆缺周期，也是一个月的时间周期。因此，“朔”之意为一个月的第一天。“正朔”之本意是一年中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具有相当重要的历法意义。所谓“四时不随正朔变，何以为四时据物为名，春当生，冬当绝，皆以正为时也！”[1]根据天文历算与物候对正朔进行调整，叫“定朔”。三代以前，“正朔”不同。《集韵》卷四说：“正，岁之首月，夏以建寅月为正，殷以建丑月为正，周以建子月为正。”可见三代正月各不相同。
那么，“正朔”是如何衍生出王朝“正统”意味的呢？《礼记疏·附释音礼记注疏》第三十四卷说：“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孔颖达疏：“改正朔者，正谓年始，朔谓月初，言王者得政，示从我始。”孔颖达将“改朔”与“王者得政”实行的举措联系起来，改“正朔”代表“示从我始”和“革故从新”，在这里已经被推演出王者得政、天下革新的意味。《史记》中又有“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2]此处又将“正朔”的政治推演更进一步，改“正朔”亦与顺承天意的统治合法性有关。
可见，“正朔”一词由历法制度演变而来。或因在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制定历法敬授民时是王朝的头等大事，是象征统治手段的重要举措，故而推演出政治上的正统含义。当然，正统的内涵是逐渐丰富的，服色、徽号也是正统象征的一部分。因此“正朔”象征正统，但不足以完全代表正统。
那么，“正朔”的体现又是如何从新年第一天演变成以年号为代表的呢？从汉武帝时的太初历直到今天的农历，均是使用“夏正”，期间虽有武则天以周历为正、太平天国颁布“天历”，但行用不久。中古时期的纪年方式，在年号出现以前，长期只记年数。史载：“古者有年数无年号，汉初犹然。”[3]如春秋战国时期的某公某某年。从武帝以后，历代君主一般只改年号不改“正朔”。事实上频繁“改朔”等于频繁“改历”，并不适应社会发展。中古时期的第一个年号——建元即诞生于武帝时期，②加之武帝时代“大一统”和崇尚“天命观”两个背景，“正朔”构建被“正统化”和“人格化”。以后“正朔”的天文含义逐渐淡去，“正统”文化意味加强，而改“正朔”的具体方式亦从明定一年中的第一天逐渐变成年号上的建元与改元了。
二、南诏年号变迁反映的与唐、吐蕃关系变迁
通过前辈学者的不断努力，南诏统治者的年号已被考订清晰。笔者将其总结如表1，可以看到，南诏统治者自阁罗凤开始，均有其年号，异牟寻和隆舜还曾多次改元。将南诏年号的起止时间与唐朝纪年相对，可窥知南诏年号的大体演变脉络，及南诏与唐和吐蕃关系的变迁，下文就此进行详论。
（一）唐初臣属关系——“奉唐正朔”
唐初，南诏具体历法情况不可考，零星史籍中记载“奉唐正朔”，实情不明。实际上这种“奉唐正朔”更多是表达一种政治含义，不一定指使用唐朝颁布的历法。但唐初唐诏之间的臣属关系是十分明确的，南诏的崛起，更离不开唐朝的扶持。因此，南诏未立之前可谓是政治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奉唐正朔”。
唐初洱海诸部对外环境处于唐与吐蕃的压力之下，关系并不稳定。在唐看来，“西南诸蛮，元是异类，或叛或服，恍惚无常”。[4]在激烈的冲突中，与吐蕃地域直接接壤的滇西北部族成了唐与吐蕃试图拉拢的战略对象，而六诏最南的蒙舍诏则一直亲唐。高宗时期，李知古率军征伐云南，各部反叛引吐蕃军击杀知古。其后与唐朝关系断绝，只有蒙舍诏盛炎一直奉行亲唐政策，“独奉唐正朔”。[5]事实上，蒙舍诏早在发展早期，就与唐表现出密切的臣属关系。唐永徽六年（公元655 年），细奴逻觐见，史载：“细奴逻，当高宗时，遣首领数诣京师朝参，皆得召见，赏锦袍，锦绣紫袍。”[6]68 其后他被封为巍峰州刺史，说明他的势力发展得到了唐朝的承认。
后来逻盛又于武后时入朝面圣。“既至谒见，大蒙恩奖，敕鸿胪安置，赐锦袍、金带、缯彩数百匹，归本国。”[6]70 盛逻皮时，蒙舍诏伺机西征拓土，同时也注意与唐修好。对于盛逻皮势力的拓展，唐朝予以承认并给予褒奖，还专门在新开之地设沙壶州为其所属，同时直接赐予王爵。由于南诏前几代领主的苦心经营以及与唐朝的友好关系，到皮逻阁时期，在唐廷的支持下，从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到二十六年，短短一年时间皮逻阁便率部统一洱海诸部，形成与东部爨氏逐鹿云南的局面。同年皮逻阁进爵为云南王，史载：“其后破洱河蛮，以功策授云南王，”[7]5280 这是历史上中央王朝在云南地区册封的第四个王。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南诏政权直到统一洱海诸部，均与唐保持政治上的臣属关系。始终世为唐臣，其首领多次亲自入唐觐见，这在南诏一统云南后再没出现过。同时南诏领主接受唐朝的爵位册封，应属政治意义上的“奉唐正朔”无疑。
（二）从“赞普钟”到“上元”——臣属于吐蕃
公元752—768 年，南诏开始使用年号纪年。南诏第一个年号——赞普钟，是叛唐后投奔吐蕃产生的，受吐蕃直接影响。南诏从阁罗凤“赞普钟”直到异牟寻“上元”时期，实为吐蕃臣属。
南诏在东扩爨区后，实力剧增，史称“归义既并五诏，服群蛮，破吐蕃之重兵，日以骄大。”[7]5280同时由于玄宗时期激进的边疆政策以及西南军官的任命不当，双方矛盾激化。天宝九年（公元750年），阁罗凤出兵姚州，杀云南太守张虔陀。天宝战争爆发，双方关系急剧恶化，直接导致南诏立国，并联合吐蕃侵夺川西要地。
战后南诏投向吐蕃，“天宝十一载正月一日，于邓川册诏为赞普钟南国大诏……改年为赞普钟元年，”[8]这是南诏建元的最早记载。“赞普”一词在吐蕃语中为王之意，实际上就是吐蕃的一国之君。“吐蕃以为弟，夷谓弟曰'钟’，故称赞普钟，给金印，号东帝。”[9]6271 号东帝是因南诏相对在东而言，钟是“弟”的意思，而赞普之意约等于汉族皇帝，因此赞普钟就是“吐蕃皇帝之弟”。“赞普钟”这个年号显然是受吐蕃影响的产物，阁罗凤执政28 年，但赞普钟只纪元17 年，到后期与吐蕃矛盾又凸显。
公元779 年，新君继立的异牟寻为取得威信，积极与吐蕃合兵寇唐。起初势如破竹，后来唐廷派李晟出征，最终南诏吐蕃联军大败。“李晟追击于大渡河外，又破之。吐蕃、南诏饥寒陨于崖谷死者八九万人。”[10]7271 该战事成为双方背离的引线，吐蕃将失利迁怒于南诏，并把异牟寻降封为“日东王”，南诏由兄弟之国迫降为臣属之国。为了防止吐蕃伺机泄怒，异牟寻扩建阳苴咩城，同时增设城防，广修战备。史称：“吐蕃悔怒，杀诱导使之来者。异牟寻惧，筑苴咩城，延袤十五里，徙居之。”[10]7271-7272 吐蕃与南诏之间虽然开始是以平等的联盟关系合作的，但事实上，吐蕃却将南诏看成自己的臣属。“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7]5281 同时，为了处处钳制南诏，吐蕃竟然收留昔日被南诏消灭的三浪诏残余势力，还对滇西北一些部族极力拉拢，严重威胁南诏后方安全。
早在阁罗凤执政后期，他就已经认识到与吐蕃的结盟并不稳固，南诏实为受压制的臣属。因此阁罗凤于公元766 年，派郑回撰写南诏德化碑立于太和城，该碑文重在申诉叛唐的不得已。阁罗凤尝谓：“我上世世奉中国，累封赏，后嗣容归之。若唐使者至，可指碑澡祓吾罪也。”[9]6271 赞普钟只使用了17年（公元752—768 年），阁罗凤在公元769 年改元长寿，实际上这才是南诏第一个真正意义上自建的年号。而这次改元仅仅在德化碑竖立三年以后，当不是偶然，与疏离吐蕃有承前启后之关系。可以窥探，早在阁罗凤后期，南诏就已经和吐蕃渐行渐远。
（三）从“元封”到“建极”——“对外奉唐，对内称帝”
从异牟寻中期到世隆即位前的数十年间，唐诏一直处于修好期。贞元会盟后，南诏再次“奉唐正朔”。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历法，在南诏广为传播，其中干支法影响深远。尽管南诏对内使用自建年号，但在与唐的官方交往中，往往使用唐历。
贞元元年，韦皋上任西川节度使，他上奏朝廷，“今吐蕃弃好，暴乱盐、夏，宜因云南及八国生羌有归化之心，招纳之，以离吐蕃之党，分其势。”[10]7480 而南诏方面，也派汉族官员郑回活络关系，“会建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招抚诸蛮，苴乌星，虏望等归化。”[7]5281-5282 韦皋不断拉拢南诏，同时贞元九年（公元793 年），异牟寻遣使者出使唐朝。最终在贞元十年（公元794 年）正月，异牟寻与崔佐时使团在点苍山会盟，点苍山会盟对南诏与唐均有深远影响，双方结束了自天宝战争后将近四十余年的对峙局面。对南诏而言，与尚礼仪、无所求取的唐朝交好无疑是免受吐蕃威胁的上策。对唐而言，则一改之前与吐蕃争锋的被动局面。
会盟之外，唐朝还向南诏颁布了中原历法，以示“奉唐正朔”。会盟的誓文中就有“贞元十年岁次甲戌，正月乙亥朔，越五日己卯”的话，[6]261 说明至少在官方交往中，南诏已经开始使用唐历。同时，袁滋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时说：“宣敕书读册文迄，相者引南诏蒙异牟寻离位授册，次受贞元十年历日。”[6]251 这里更是说的清清楚楚，唐朝向南诏颁赐了自己的历法。又有记载说南诏“清平官尹辅酋来朝……异牟寻上表陈谢，册命及颁赐正朔。”[11]也提到唐对南诏颁赐历法，奉唐正朔。
值得注意的是，恰在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异牟寻对内将自建年号从“上元”十年改为“元封”元年，当与该年重新奉唐被册封有关。异牟寻被封为南诏王，唐朝恢复了对南诏统治者的册封。但与从前册封南诏领主为云南王不同，之前的蒙归义和阁罗凤是为唐朝臣属。而由于南诏地位的抬升，此时册封的南诏已经是属国了。由臣下到属国，一定程度上表明唐对南诏政权相对独立的地位予以默认。另一件事也可提供旁证，唐朝册封南诏时给予金印，这违背了唐朝的礼法制度。史载：“赐牟寻印，铸用黄金，以银为巢。文曰：'贞元册南诏印’……今赐请以黄金，从蛮夷所重，传示无穷。从皋之请也。”[7]5283。而据唐制，除皇帝外，无论王公贵族官阶大小，皆用铜印。“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12]。南诏承袭旧俗，以金为尊，唐朝为了政治拉拢南诏，才对其破格赐予金印。
从南诏年号的文献记载来看，南诏的年号从阁罗凤“长寿”直到劝丰祐“天启”，在现今可见元以前的中原典籍中皆失载。而这段时间恰是贞元会盟后唐诏交好期，唐诏之间交流频繁，唐朝还恢复旧制对南诏历代领主册封祭悼。《新唐书》对此有详载，“元和三年，异牟寻死，诏太常卿武少仪持节吊祭。子寻阁劝立……改赐元和印章。明年死，子劝龙晟立……十一年，为弄栋节度王嵯巅所杀，立其弟劝利。诏少府少监李铣为册立吊祭使……长庆三年，始赐印。是岁死，弟丰祐立……穆宗使京兆少尹韦审规持节临册，丰祐遣洪成酋、赵龙些、杨定奇入谢天子。”[9]6281 按理说交往颇多，唐朝对南诏的情况应是知晓更多，为何反而会出现其年号失载的情况。
前已述及，贞元会盟后南诏重新奉唐，受用唐历。对于年号承载的特殊政治意味，南诏不可能不敏。受用唐历属于重新奉唐所尊奉的礼仪，南诏与唐交往时使用唐历和唐朝年号就是明证。由于奉唐，南诏自然不可能公开自建年号，只能内部使用。
南诏贞元会盟后背唐建元恰好说明南诏这一时期“奉唐正朔”的属国性质，体现出南诏领主对外奉唐，对内则自统一方的统治心态。事实上从寻阁劝开始，南诏历代统治者均自称“骠信”，“骠信，夷语君也。”[9]6281“骠信”就是汉语君、皇帝之意。因此，这段时期年号的蹊跷失载恰是由于南诏奉唐的缘故。
（四）从“建极”到“中兴”——唐诏背离，公开称帝建元
南诏后期世隆即位后，唐诏关系彻底背离。世隆叛唐，公开称帝建元。不仅公开自建年号，还直接以君或皇帝自称。这一时期的年号除“嵯耶”外又全部见载于《新唐书》，在记载世隆、隆舜、舜化的谥号和称帝情况时，《新唐书》带有浓厚正统视角的称其为“伪谥”“僭称”。
公元859 年，世隆（酋龙）继立，因与玄宗名讳近，故中原典籍称之为酋龙。恰在此时，唐懿宗继位，唐诏关系进入恶化期。唐朝以世隆名近玄宗，不对南诏行册封之礼，也不再对南诏故王悼祭，这使得本就濒临破裂的唐诏关系更加恶化。于是世隆公开称帝建元，史载：“坦绰酋龙（即世隆）立……遂僭称皇帝，建元建极，自号大礼国。懿宗以其名近玄宗嫌讳，绝朝贡。”[9]6282
同时在与唐官方交往中，南诏并不满足于传统的对话形式。史载：“酋龙遣清平官董成等十九人诣成都，节度使李福将廷见之，成辞曰：'皇帝奉天命改正朔，请以敌国礼见，’福不许。”[9]6284 后来隆舜派使者请婚于唐，“请为弟而不称臣”，也反映出南诏公然表达不满足于臣属关系的政治心态。之后南诏不断对唐朝展开军事进攻，南诏的反叛使得唐朝西南边疆烽烟四起。“咸通以来，蛮始叛命，再入安南、邕管，一破黔州，四盗西川。”[9]6292 世隆时期，南诏与唐的战争次数为历代之最。南诏可谓是倾国犯唐，然而最终结果是，双方都进入了王朝的尾声。
世隆晚期，连年战败和国内的统治危机使他萌发与唐重归于好的念头。于是乾符五年（878 年）派遣使者赵宗政到唐求亲，然而却拒绝向唐称臣，此事引起唐廷内部广泛争议。虽说不合礼仪，但为笼络，唐朝最后还是答应和亲。史载：“诚命使者临报，纵未称臣，且伐其谋，外以縻服蛮夷，内得蜀休息也……乃以宗女为安化长公主许婚。”[9]6292 和亲十余年后，南诏与唐旋即灭亡。正如方国瑜先生所言：“和亲以后……两国衰替，摇摇欲坠，虽不至邦交断绝，已无足记之事。”[13]
三、结语
综上所论，南诏年号的变迁可谓是其对外关系的“晴雨表”。南诏年号曾短期内受过吐蕃的影响，但从“长寿”开始，南诏就一直自建年号。从贞元会盟直到世隆叛唐，尽管南诏对外“奉唐正朔”，受用唐历，但对内一直使用自建年号，而唐朝直到世隆时才知南诏统治者对内称帝建元一事。这也是《新唐书》中世隆之前除了“赞普钟”年号之外皆失载，世隆以后除了“嵯耶”年号又皆记载的原因。年号演变的过程，与南诏各个阶段的对外关系对应，体现出南诏从未立之前“奉唐正朔”的唐朝臣属、到投奔吐蕃相约称帝、贞元会盟后“对外奉唐，对内称帝”、世隆叛唐后公开“称帝建元”的政治地位变迁。同时也可看出，“唐诏关系”一直是南诏与唐和吐蕃三者关系的主流。
注释：
① 有关南诏年号的研究，张增祺先生着力颇多。见张增祺：《关于南诏、大理国纪年资料的订正》，《考古》，1983 年1 月；张增祺：《〈中兴图传〉文字卷所见南诏纪年考》，《思想战线》，1984 年4 月。张先生依次对保和天启等年号进行了订正。此外，相关研究还有李家瑞：《用文物补正南诏及大理国的纪年》，《历史研究》，1958 年7 月；以及梁银：《云南发现的南诏纪年文物及其相关问题研究》，《大理民族文化研究论丛》，2012 年7 月。在订正南诏年号时，正是由于文物资料中大量使用汉历干支法，才得以和唐历对校。
② 依辛德勇先生研究，太初以前只是屡次改元，并未建立年号用于纪年。今史籍中元狩及之前的年号都是后来追加的，辛氏所考不无道理，但中古史上第一个年号出自武帝时，则是毫无疑问的。见所著《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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