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珍品：董其昌《仿米芾山水图卷》

董其昌《仿米芾山水图卷》，25.9 x 219.1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画家初以古人为师，后以造化为师”——先古人、后造化，作为学习中国画的基本程序，这并非董其昌的发明，而是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一程序的合理与否姑且不论，我们所要讨论的是，在古人与造化面前，董其昌是如何认识到并揭示出审美关系中“我”的主体性的。

以往关于董其昌及其《随笔》的研究，总是喋喋不休于他的重师古人还是重师造化。其实，董其昌既不是重师古人的“复古”论者，也不是重师造化的“写生”论者，亦非并重师古人与师造化的折中论者。古人也好，造化亦罢，在董其昌的心目中，都是被摆在客体的位置。

他所关切的是，如何让主体的心灵借助于古人和造化的双“筏”，登临人生——艺术的“真如”妙境。那么，他究竟主张以什么为师呢？这便是一—“天真烂漫是我师”。以“天真烂漫”为师，师造化好，师古人未必不好；离开了这一前提，师古人不好，师造化未必好。在这里，“天真烂漫”即个体的心，被提升到文化创造的主管高度，标志着中国画学思想一个终结。

董其昌《仿米芾山水图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