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凭什么你是“中国”？

来源：贵大艺术版

作者：侯样祥

在英文里，“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共用一个单词。即是说，瓷器是中国，中国即瓷器！显然，这种对中国的命名法，离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中国”概念似乎相距甚远，而且多少还带有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味道。但是，颇有意思的是，向来挑剔的汉语世界，对此却几乎没有任何异议，“照单全收”了。那么，以瓷器命名中国，或以中国命名瓷器，到底是贬低了中国，还是拔高了瓷器？或者说，瓷或瓷器，凭什么你是中国？无疑，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并颇有趣味的学术话题！

一、中国人发明了瓷

在全球新石器时期考古发掘中，陶器往往是最为普遍和常见的器物。考古学界依据这一现象作出判断：在新石器时期，即人类从农业文明产生之初期始，凡是有人类聚居的地方，只要具备原料和燃料等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差不多都能够烧造出陶器。这一考古现象与学术判断，不仅意味着人类烧造陶器史已有万年左右，而且还意味着人类在陶器烧造上呈现出了高度的不约而同性与殊途同归性之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说陶器烧造是人类的一种本能性创造的话，或许也是可以成立的。

陶鬶

考古发掘资料还进一步证实，我国不仅是陶器发明国，更是瓷器发明国。早在新石器时期，我国即已能够烧造出丰富多彩的彩陶器，至今已有万年左右的历史。到了公元前16世纪，即商代中期，我们的祖先已经能够烧造出原始瓷器，至今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而严格意义上的瓷的发明，以及瓷器的烧造成功，在我国应该不会晚于公元2世纪，即东汉晚期，至今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因此，如果说人类陶文化史是由全球不同文化体共同创造的话，那么人类瓷文化史的创造则以中国人为绝对主力。有人甚至据此将瓷的发明与瓷器的烧造列为中国人为人类贡献的第五大发明。

与陶器烧造的“本能性创造”不同，瓷器烧造的条件无疑更为严苛。考古学界和陶瓷学界一般认为，要烧造出瓷器，至少需要三个先决条件在同一时空中产生作用：一是瓷土或高岭土的应用，二是窑炉烧成温度达到1200℃，三是釉的发明。

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瓷土和高岭土的国家。早在仰韶文化晚期，我国即已出现白陶。白陶的产生，即意味着我国已经开始使用含铁量极低的高岭土。到了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我国已经能够用高岭土作原料，烧造出十分精美的白陶器。这说明当时对瓷土和高岭土的材料性能有了进一步了解。至晚到战国时期，我国对高岭土的材料性能已十分熟悉。至于釉，晚至商代中期，我国已经开始在陶器烧造上使用釉。“釉陶”或“原始瓷器”或“原始青瓷”，是也。当时，不仅在陶窑内壁，而且在一些印纹硬陶等器物表面，时常会出现一种局部的“光泽”。这种“光泽”后被陶瓷业界俗称为“窑汗”。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有“光泽”的“窑汗”正是釉的前身。说到窑炉烧成温度，可以说早在“青铜时代”的商周时期，或至晚在“铁器时代”的战国时期，我国的窑炉已经获得较大发展，烧成温度应该已经接近、达到甚至超过1200℃。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至晚到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经分别掌握了瓷器烧成的三个先决条件。令人疑惑的是，何以直至四五百年之后的东汉后期，中国人才成功烧造出了今天意义上的瓷器？难道在这长达四五百年的历史时期里，这种“三合一”的机缘巧合就一直不曾发生过？

由此可见，瓷器的烧造成功，不仅路途遥远，而且过程艰辛，其间还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是偶然性。的确，从仰韶文化晚期的白陶，到商代中期的原始瓷器，历经了两三千年；从商代中期的原始青瓷，到汉代末年的瓷器，又经历了一千六百多年；而从汉代末年的青瓷到隋代的白瓷，乃至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最终形成，又经历了四五百年。所有这些无不充分说明，瓷器虽然是中国人的发明与创造，但它似乎并非一帆风顺的必然性事件。熟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人都会明白，偶然性其实是人类社会早期科学技术发明的共同特征。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何以世界许多地区都不约而同地发明和烧造了陶器，但是瓷器的发明权却最终归属于中国人？尤其是在海外学者之“釉陶”最早并不始于中国，甚至认为“中国的绿褐釉技术，可能是由罗马地区传来的”等说法的背景下，更增加了研究并回答这一问题的挑战性与趣味性。

遗憾的是，不知何故，对这一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绝对绕不开且必须直面的学术话题，我国学术界似乎不是太感兴趣，或者即使有回答却缺乏力度。几部权威的《中国陶瓷史》等，对此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都是明证。的确，在学术研究中，文献与考古之“双重证据”，是实现“论从史出”的关键。没有可靠的文献支持，没有充足的考古证据，作任何学术推理，无疑都是一种冒险。但是，人类学术发展史也告诉我们，合逻辑的推理，既是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证据需要推理，无证据也可以推理。因此，本文愿意冒一次险，进行如下学术推理。

综合分析上述瓷器生成的三个先决条件，我们不难发现：虽然“原料是瓷器形成的最基本的条件，是瓷器形成的内因，烧成温度和施釉则是属于瓷器形成的外因”。但是，在这三个先决条件上，我国都不具有唯一性优势。其一，瓷土并非大熊猫，绝非中国所独有，世界许多地方都发现有瓷土，即是明证；其二，窑炉达到1200℃的烧成温度，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普遍低下的情况下，中国人丝毫不比外国人更容易获得成功；其三，如果说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即有了“釉陶”的话，那么在釉的发明和使用上我国更不占先机。此即意味着，试图直接从瓷器生成的三个先决条件入手，找寻中国人发明瓷器的原因可能是徒劳的。显然，摆脱上述诸因素的禁锢，走向更广大的文化视野，或许是一条可行之路。事实上，当我们将中国瓷器发展史放置到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中去系统分辨和考察之后，便会意识到：“尚玉”文化史可能是中国人发明瓷器的第四个重要条件。

玉琮

人类社会发展史已经证明，对玉这种材料及其制品，中国是特别情有独钟的国度。考古发掘资料表明，至晚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尚玉”文化不仅已经产生，而且开始流行起来。此后至今的七千余年里，形成了一部绵延不断的“尚玉”文化发展史。这种情形在人类历史上应该说是绝无仅有的。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一是作为“石之美”者的玉，具有与生俱来的审美性特征。这也可以叫作“自然原因”。二是“人文原因”，即至晚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玉被儒家道德化、宗教化、政治化之后，便具有了深刻的思想性内涵。于是，我们发现，一些耳熟能详的“尚玉”口语，如“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于玉比德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流行了起来。毫无疑问，在中国古代社会，“尚玉”已早早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社会文化风尚。在这种非常特殊的社会文化氛围中，面对陶窑窑壁或印纹硬陶等器物表面，偶尔却又反复出现的局部而美丽的“光泽”，中国人显然会更加敏感，绝不会只停留在“窑汗”等粗浅的认识上，会自然而然地将它与美玉相联系。于是，尽管“釉陶”可能并非中国人首先发明和使用，但中国人“后来者居上”地在“釉陶”的基础上发明了瓷和创烧了瓷器，则是完全可能的。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文化史上涉及瓷与玉之关系的历史文献，以及陶瓷业界长期形成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对瓷器的审美追求等，都给了本文的学术推理以强有力的支持。

玉龙

如前所述，中国人研究玉文化的历史是相当悠久的，至晚在春秋战国时期，“玉学”已然成为“显学”。《周礼》《礼记》等先秦文献对玉都有相当篇幅的论述，即是明证。值得进一步注意的是，在中国文人文化中，将瓷与玉之直接相关联，甚至“以玉喻瓷”蔚然成风，晚到唐代时期已经出现。据初步搜寻，唐代“以玉喻瓷”的文献即有：文人陆羽在《茶经》中有“越瓷类玉”的表述；诗人顾况在《茶赋》诗中有“舒铁如金之鼎，越泥似玉之瓯”句；诗人陆龟蒙在《茶瓯》诗中有“岂如珪璧姿，又有烟岚色”；诗人杜甫曾作《乞碗诗》赞颂大邑瓷：“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两宋时期，“以玉喻瓷”得到进一步发展：文人苏东坡在《试院煎茶》诗中有“定州花瓷琢红玉”“分无玉碗捧蛾眉”；元丰七年（1084年）所立耀州窑窑神碑《德应侯碑》，其碑文中有“巧如范金，精比琢玉”之句；奉命出使高丽的徐兢称高丽青瓷中的上品为“翡色小瓯”；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有“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南宋文人蒋祈在《陶记》里，更是直接用“饶玉”来称呼景德镇的青白瓷。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与瓷器相关的历史文献的日益增多，文人“以玉喻瓷”现象就更为普遍了。明代文人屠隆在《考槃馀事》中有：“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明代文人高谦在《遵生八笺》中有：“茶盏惟宣窑坛盏为最，质厚白莹，样式古雅……宣窑印花白瓯，式样得中而莹然如玉。”尤其是在一些瓷器鉴赏类的文字中，类似的表达更多。不可否认，在历史文献里，用于“喻瓷”的还有“千峰翠色”“烟岚色”“秋水澄”“春水”“绿云”“冰”“霜雪”“雨过天青”，等等。但是，相比较而言，“似玉”仍然是最集中、最贴近、最具代表性，也是用得最多、最为普遍的比喻性词汇。据此，我们不难得出如下基本判断：至晚从唐代开始，伴随着瓷器之“南青北白”大格局的最终形成，在文人文化中，瓷器之“似玉”度的高低，已然成为衡量其审美性乃至思想性之高低的重要尺度。玉文化对瓷文化的深刻影响可见一斑。

内丘县博物馆藏

另外，中国瓷器烧造史也已告诉我们，不仅单色釉瓷，即便是后来十分流行的彩绘瓷，“莹润如玉”也都一直是中国瓷业界的最高审美追求与标准，是行业内评价、判别瓷器品质高下的重要尺度。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早在北宋时期，北方汝窑瓷人何以要以“玛瑙末为油（釉）”，又何以要创造“厚釉”的瓷器烧造技艺；到了南宋时期，南方龙泉瓷人何以要在瓷胎土里加入适量的紫金土，又何以要用石灰碱釉取代传统的石灰釉；再后来，景德镇的瓷人何以要以“宝石红”“宝石蓝”等来直接称呼最美之红釉和蓝釉瓷器了。其实，无论是以玛瑙末入釉，还是薄胎厚釉之工艺，或者采用瓷土与紫金土的“二元配方”，以及发明石灰碱釉等，其目的无非都是想让瓷器看起来玉质感更强烈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似玉”的精致化审美追求，不仅是中国瓷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界，更是导致中国人发明瓷、创烧瓷器的重要外在文化因素。当然，还是中国瓷产品何以在全球“独领风骚”达千年的重要原因。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十分发达而丰厚的玉文化背景下，无论是文人们的“以玉喻瓷”，抑或是瓷业界心向往之的“莹润如玉”的追求，无不预示着将“尚玉”文化视为中国人发明瓷器之重大而直接的外部性因素，是比较合逻辑的推理。如果这一推理可靠，或者说没有其他更合理的推理出现的话，那么中国人之于瓷器发明，偶然性因素虽然依然占优，但却充满着世界其他地区、民族与国家所不具备的必然性因素。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人类历史发展轨迹经常是受偶然性与必然性共同支配的。

顺便一提，虽说“瓷”源自于“陶”，虽然“陶瓷”在汉语世界里，无论过去还是今天，皆被视为同一个词汇而遭到混用甚至滥用。但是，“陶”与“瓷”确实是两种不同的物质。其差别不仅表现在其产生是否同时受到前述瓷器形成的三个先决条件的作用上，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在产生的时间先后上，陶已有万年左右的历史，瓷只有不到两千年的历史；在产生的地域上，陶是人类共同的发明，瓷的发明权则归属于中国人；在产品性能上，相对于陶器，瓷器胎体的致密性更高、吸水率更低、更加透明、有一定的机械强度、击之会发出清脆的金石声。无疑，就词汇之意义的诠释而言，相对来讲，英文的表达似乎比汉语更加严谨而准确。因为在英文中，China只有两种解释：一是指瓷或瓷料，二是指瓷制品或瓷器。

二、畅销全球千年的商品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人不仅成功地发明了瓷，创烧了瓷器，而且还构建了一个瓷的“神话世界”。这便是，在长约千年的历史时期里，中国人“根据瓷器质量选择输出地点的贸易模式”，成功实现了由近及远、由小到大的全球化销售业绩。中国瓷器，不仅广受儒教文化圈的喜欢，而且畅销于伊斯兰教文化圈，甚至成为基督教世界的至爱。在那个一千年里，中国瓷器不仅成为“天下共享之”的生活日用品，而且是“天下共宝之”的艺术收藏品！无论从产品生产的角度，还是从商品销售的角度，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都不能不说是空前而绝后的“奇观”。

那么，中国瓷器到底何时作为贸易用瓷开始输往、销往域外？受资料的限制，目前还难下最后的定论。但是，仅据已有资料，尤其是海外考古资料，或可作出如下初步判断：最晚从九世纪前期，即唐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瓷器已成规模地销往域外。

唐代瓷器外销，虽然历史文献缺乏记载，但散布在全球许多地区的地上、地下乃至水中的不朽瓷片和瓷器，却很好地弥补了文献缺失所造成的资料短缺。感谢19世纪中期，尤其是20世纪初期以来，全球特别是西方考古学家的辛勤付出，使我们清晰地知晓：至迟在唐代晚期，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定窑白瓷、长沙窑青釉瓷以及唐三彩等中国产陶瓷器，已经销售到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东北非等广大地区。结合八世纪中后期以后的唐朝国情，我们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晚从九世纪前期开始，中国的陶瓷器便经由“海上丝绸之路”，输出并销售到今天的朝鲜、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以及埃及、坦桑尼亚、苏丹等广大亚非地区。显然，这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十分壮观的场景！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如此颇有力量的考古证据面前，我们的陶瓷史家在文字表达上，却一度显得相当含蓄而低调：“至迟从九世纪下半期起，我国陶瓷已输出到国外。起初也许还不是有意识地向海外开拓市场”。大量事实已经证明，我国陶瓷器从唐代晚期开始成规模地输往亚非等广大地区的行为，绝不可能是“赏赐”行为，只能是一种积极的“有意识地向海外开拓市场”的国际经济贸易行为。

那么，中国陶瓷器外销盛况何以始于唐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时代？这个我们可以从唐代在中国乃至世界瓷器发展史中的特殊地位找到答案。一方面，唐代已经能够烧造出当时全球“最优秀、最精美”的瓷产品。中国瓷器从东汉末年开始，经过长达六七百年的发展，到了唐代，无论南方的越窑青瓷，还是北方的邢窑白瓷，都已进入到成熟期。当时的邢窑乃至定窑都已经能够烧制出“透影白瓷”，业已达到当今国际通用的“瓷器”标准。而唐代文人陆羽在《茶经》中，之所以能够一口气罗列出越州窑、邢州窑、鼎州窑、婺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等系列窑口，并清晰区分出它们各自的产品特点，本身即已说明唐代能够烧造出好瓷器的窑口已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在海外贸易政策上，唐代也大大超越了前代。作为当时全球最富有、最强大、最自信的国家，唐朝政府显然为其成功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创造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与科技条件。这点日本和朝鲜等国一批接一批的“遣唐使”，以及唐代都城长安曾专门开设有国际性大市场“西市”等都是明证。毫无疑问，有了全球最好的瓷产品，在国家雄厚的经济实力以及最佳对外开放政策的支持下，中国瓷器远销域外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据相关文献、考古、馆藏等资料，宋元两朝，一方面，随着制瓷技艺的不断进步，瓷器质量得到显著提高，瓷器产量大幅增长，瓷业获得了进一步快速发展，并走向繁荣。后来的名窑和制瓷中心等在两宋时期可以说都已基本形成，即是明证。另一方面，与唐代基本类似，宋元两朝政府总体上也实行了程度相当高的对外开放政策，继续重视域外贸易。因此，作为当时中国第一制造的瓷器，在国际市场上，不仅行销市场有所扩大，而且销售数量也急剧增长。

历史文献告诉我们，北宋政府对海外贸易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关系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政府曾先后在广州、明州、杭州、泉州、密州等处设立有“市舶司”，在秀州设立有“市舶务”，以专门管理对外贸易。政府甚至特意派遣“内侍”等到域外去招徕“贡市”贸易，致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第一个高峰期就此产生。“靖康之难”以后，南宋统治区域大为缩小，域外贸易收益已成政府不可或缺的重要经济来源。为了鼓励域外贸易，南宋政府在北宋的基础上，还在江阴、温州等增设“市舶务”，在澉浦增设“市舶场”。政府甚至变相地“卖官鬻爵”而“授商以官”，以鼓励海外贸易。蒙元帝国创造了地跨亚欧大陆的巨大版图，为其成功进行各种贸易创造了十分优越的条件。为了鼓励出口，蒙元政府除继续维持广州、泉州、宁波、澉浦、杭州、温州等“市舶司”之外，还设立有“海北海南博易提举司”以管理广西沿海和海南岛的海外贸易。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实施了“关税保护”政策。因此，蒙元时期，瓷器无论是陆路输出，还是海路输出，其规模、其数量，都要大大超过两宋时期。

与唐代瓷器域外贸易研究无专门历史文献可依不同，宋元时期，无论海内，还是域外，都已开始有了相对专门的历史文献。诸如，域外文献即有日本文献、朝鲜文献，甚至还有欧洲文献、伊斯兰文献等。而国内除了有零散的正史等相关文献之外，还有两部史料价值不可低估的重要文献：一是南宋赵汝适的《诸蕃志》，一是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

在《诸蕃志》中，赵汝适共列举了当时亚洲和非洲的56个地区或国家，其中与中国有直接瓷器“博易”关系的就达15个之多。这15个地区或国家，属今越南、柬埔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度，以及非洲的坦桑尼亚等。文中所记“博易”用瓷，包括青瓷、白瓷、青白瓷等。显然，这都是两宋时期烧造的主要瓷器品种。

在《岛夷志略》中，仅与我国有瓷器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汪大渊就记载有58个之多，接近《诸蕃志》的4倍。这些地区，今天分属于日本、菲律宾、印度、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孟加拉、伊朗等。文中所记“贸易用瓷”也都是元代的主流品种，如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甚至还偶有景德镇青花瓷。

从十九世纪早期开始的对亚非地区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古城废墟的考古发掘成果，不仅为上述文献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而且还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仅据考古资料，与唐代相比，发现并出土有宋元瓷器的国家和地区有了一定数量的增加。如在非洲，宋元瓷片就比唐代瓷片有所扩展。在东非的桑给巴尔岛就发现有宋代瓷片，在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交界处的三个古城废址中还发现有元代青瓷，等等。而就某一地区来讲，如果说唐代的瓷器残片多集中在沿海地带的话，那么宋元瓷器则已深入到广大内陆。例如，日本出土两宋瓷器的地点就达40多个县，不仅在本州、九州、四国等沿海岸地带有发现，而且还扩展到广大中心地带。至于世界各地出土的中国瓷器的品类，与前述文献记载基本吻合，以龙泉青瓷、景德镇青白瓷等为主。在中国瓷器外销研究中，文献与考古之“双重证据”在这里成功实现了互证。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时瓷器的外销。众所周知，元代的版图在巅峰时期已经包括了东亚、中亚、西亚、东欧、中欧等广大亚欧地区。此即意味着，汉代以来曾被视为国际交通干线的大部分“陆上丝绸之路”和部分“海上丝绸之路”已然变成了元代的“境内”交通线路。于是我们发现，一方面烧造瓷器的窑口基本没有变化，主要集中在亚洲东部；另一方面许多曾经的“国际市场”此时变成了“国内市场”。无疑，这一特殊历史境况，使元代瓷器外销史研究，远比其他朝代都要复杂而有趣的多。事实上，如何准确区分“境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及其变迁，如何客观评价“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及其变化等，都在考验着学者们的学术研究智商。

与唐、宋、元三代总体上都采取了较高的对外开放政策稍有不同，明、清两代都程度不同地实施过“海禁”政策，清代甚至还实施过“闭关锁国”政策。尽管如此，中国瓷器域外贸易，不仅未受到致命的影响，反而顺利走向了历史的巅峰。究其原因，除了历史的惯性致使明清时期制瓷业在质与量上都获得空前的大发展，以及民窑烧造与民间贸易一直都是外销瓷生产与贸易的绝对主力之外，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便是新航路的开辟。就中国瓷器贸易史特别是景德镇瓷器贸易史而论，新航路开辟的意义与价值，显然要大大高于比它早六十年的“郑和下西洋”。如果说“郑和下西洋”促进了环印度洋贸易圈的贸易发展，大大便利了中国瓷器继续拓展亚非市场的话，那么新航路的开辟，则是在深耕亚非瓷器市场的基础上，对欧美瓷器市场成功进行了全面而深度的开发。

从公元1492年到1522年的30年间，欧洲的航海家们为了实现发财梦，披荆斩棘、前赴后继地冒险闯荡全球。结果，他们开辟了新航路、发现了新大陆，并成功地将人类历史引领到大航海时代。历史已经表明，新航路的开辟，大大拓展并延伸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宽度和长度，拉近了世界各国彼此之间的距离，使世界首次通过海洋建构了“地球村”。正是在新航路开辟期间，葡萄牙的安德拉德于公元1517年，即明正德十二年，到达中国澳门西南的上川岛，1521年抵达北京。中国瓷器国际贸易史，正是在这个看似“巧合”而又“必然”的历史事件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

毫无疑问，新航路的开辟，使中国瓷器不再需要经过中转，便可直达世界任何码头。这对于质重又易碎的瓷器的国际运输与贸易而言，显然是绝对的利好条件。当瓷器的海路运输取代了陆路运输之后，不仅破损率大大降低，而且运输时间也大大缩短，运输量还大大增加。从此，中国瓷器开始了长达三百年的大规模销往甚至占领欧美市场的历史。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如果用“前赴后继”来形容欧洲各国商人频繁穿梭于“瓷器之路”的话，那么对中国各产瓷区烧造瓷器的盛况就可以用“夜以继日”来形容。一时间，通过欧洲瓷商，中国瓷器被源源不断地运输、销往到亚洲、非洲、欧洲、美洲等全球市场。有学者甚至推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瓷器的国际贸易，其利润可能仅次于贩卖“黑奴”，成为欧洲商人获利的重要手段。怪不得瓷器曾一度被西方人称之为“白金”了。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毫无疑问，中国瓷器、欧洲瓷商、世界市场等三者，既是新航路开辟之后最大的受益者，也是世界新贸易体系得以建构的最大贡献者。欧洲商人的“渠道”与中国瓷人的“内容”在此得到最完美的结合。对此，来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有着十分经典的表述：“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

正是始于新航路的开辟，欧洲市场便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亚非市场，成为中国瓷器尤其是高档瓷器外销的最大国际市场。所有这一切无不意味着，虽然在瓷器外销上，元、宋、唐一代都超过了一代，明代初中期又超越了元代，但是，在新航路开辟之前，中国航海最远不过波斯湾和东北非一带则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如果说中国瓷器长期以亚非为主要销售目的地的传统国际贸易格局被彻底打破，并非始于“郑和下西洋”，而是始于新航路的开辟，是有历史依据的。因此，尽管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瓷器大量输往欧洲市场，是始于明代隆庆年间（1567年—1572年）的海禁开放，但是民窑烧造与民间贸易一直为外销瓷生产与贸易的绝对主力的特点，使我更愿意将我国瓷器域外输出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定于新航路开辟。从这个角度讲，以新航路的成功开辟为界，将中国瓷器输出史划分为前后两个历史时期，远比简单地按照中国历史朝代划分为唐、宋、元、明、清等要合理而清晰得多。

酱釉兔毫茶盏

新航路开辟之后，有关中国瓷器输往域外的国内外相关历史文献和馆藏实物等都有了显著的增加，但是中国瓷器输出域外的数量到底知多少？这可能会成为历史学家们永远挥之不去的心头之痛。然而，我们仅从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托布卡普王宫博物馆、伊朗首都德黑兰考古博物馆收藏的阿迪别尔寺（Ardebil）藏品和欧美各大博物馆所收藏的巨量中国瓷器，以及T·佛尔克编著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与瓷器》等图书所罗列记载的中国瓷器外销数据，等等，即可大致获悉：在新航路开辟之后，中国瓷器已然开始畅销全世界，到十七十八世纪达到历史高峰，成为当时全球销量最大的国际性商品。无疑，瓷器已然成为中国历史上贡献给世界的第一大制造。

小结

作为历史上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发明、中国制造、中国输出之瓷器，以其命名中国应该说是再恰如其分不过了。瓷器即中国，中国即瓷器，体现的既是瓷器的骄傲，更是中国的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