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未见必出诸史之下”：《魏书》：流传千古的“秽史”

文｜郭晔旻

在“二十四史”中，南北朝后期成书的《魏书》绝不是编得最差的一本，可是这本记载着北魏王朝史事的重要史书却有着一个罕见的骂名——“秽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魏书》全书共130卷，其中帝纪14卷、列传96卷、志20卷。其记事上起道武帝登国元年（386），下至孝静帝武定八年（550），共183年史事。此书名义上的负责人是北齐的平原王高隆之，但他仅仅是“署名而已”。共同参加修史的则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说来也巧，承担实际编纂职责者恰好也姓“魏”——魏收。按照后来《北史》的说法，“其史三十五例，二十五序，九十四论，前后二表一启，皆独出于收。”以后《魏书》的几次修改，也全由魏收负责。因此，虽然《魏书》成书于史馆，但后代史学家往往仍视其为魏收私撰之作，而非“官修”史书。

偏偏在历朝“二十四史”的诸多编纂者里，这位魏收的人品显得很成问题，口碑更是相当之差。东魏（534—550）初年，魏收曾以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作为王昕的副使一起出使南梁。外交官本就代表国家形象，加上南北朝对峙的背景下使节表现也牵扯到南北两朝文化高下的问题，实在是“外交无小事”，自当谨慎小心。可是魏收生性孟浪，喜好声色之娱，因此人送外号“惊蛱蝶”。他到了梁朝京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居然毫无顾忌地买卖侍婢入馆寻欢，使得梁朝馆人员都为此受到牵连而获罪受罚。

除了举止轻佻的“小节”之外，魏收还有性情偏执、心胸狭窄的性格缺陷。当时他与河间邢子才、邢子明和魏季景三人并称文章才俊的“大小邢”和“大小魏”。其中的魏季景不仅“博学有文才，弱冠有名京师”，论关系还是魏收的族叔，于情于理，魏收对他总该客气三分。谁知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有一次，有人当面将其叔侄二人并称，魏收居然回答，“以从叔见比，便是耶输之比卿。”所谓“耶输”，乃是当时有名的愚痴之人。其不屑不逊之态，溢于言表。

话说回来，魏收如此狂妄，倒也有其资本。他写得一手锦绣文章，以“才藻富逸”称美北朝。当时朝廷的许多敕令和檄书，都是由魏收起草的。就连魏齐朝代更迭之际的九锡文、禅让表也多出其手，深得称道。掌握东魏实权的高澄、高洋兄弟都很器重魏收。高澄曾经称赞：“在朝今有魏收，便是国之光荣，雅俗文墨，通达纵横。”高洋篡魏称帝（北齐文宣帝）后，更是将编修魏朝史书的重任交给了魏收，让他不必有所顾虑，大胆地秉笔直书，早成魏史。事实证明，魏收也不负重托。从北齐天保二年（551）开始到天保五年（554），三四年间，魏收就完成了撰修《魏书》的任务。

然而，撰修《魏史》的过程，也为魏收本人的“黑历史”描上了浓重的几笔。在日后《北史》的记载里，魏收俨然是个蛮横不讲道理的学阀形象。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翻译过来，其大意就是谁要是敢与我魏收过不去，我手中的笔可就不饶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吹之上天，嘘之入地。字里行间，仿佛自己身为史官便有置人生死之权。如此张狂的言论，只能成为别人借以憎恶、攻击他公然把撰史这项严肃庄重的工作当成假公济私工具的口实。《北史》就特意举例，魏收曾得过阳休之的帮助，又受了尔朱荣之子的贿金，因而在为阳固和尔朱荣作传时，极力掩饰他们的罪恶，甚至颠倒黑白，极尽溢美之词。

坊间既然认定魏收以修史来酬恩报怨，当《魏书》完稿以后，自然有不少官员认为魏收所书与事实不符，有损于先辈的光荣，“前后投诉，百有余人”。一时之间，其势汹汹。幸亏当时北齐朝中重臣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与魏收的关系都很“铁”。在他们的庇护下，一些控诉之人下狱治罪。这场针对魏收的风波才暂告平息。但《魏书》也只能“且不施行”。后来孝昭帝高演（560—561在位）与后主高纬（565—576在位）又两次命魏收修订《魏书》，始定成本。

公元572年，魏收去世，享年66岁，追赠司空、尚书左仆射，谥号“文贞”。他固然因为北齐统治者的宠幸与庇护得以善终，在死后却仍旧因为“既缘史笔，多憾于人”难逃厄运。北齐为北周所并（577）之后，曾经围绕在魏收头上的政治光环一夜消失。北齐灭亡当年，耿耿于怀之人就发掘了魏收的坟，令其尸骨暴于荒野，以泄《魏书》之愤。一代史家，终于落得如此下场，着实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