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州往事：扯了的裤裆
我记得裤裆扯了的那天，学校就快放假了。这裤子原本是扯不了的，我那天早起就发现坐了三个人的长凳上冒出来一根生锈的钉子，那正是我坐的地方。我想着下课到教室外头摸个半截砖，把钉子敲下去，没想到一下给耍冒了，一打岔，寻砖的事情就忘了个光光净。
寻砖的事情忘了，凳子上冒出钉子的事情当然也忘了。老师走进教师在讲台上站定，随着文娱委员的一声“起立”，只听“滋啦”一声，这条陪伴了我两个新年的裤子，就被那根冒出来的钉子挂扯了。教室里传来了同学们无情的嘲弄的笑声。我窘迫得红了脸，连耳根子都红了个彻底。
扯了的部位正好是裤裆，露出我妈给我缝制的红底白花花棉布的棉裤。在校园里，无论我走到哪里，笑声就跟到哪里。这让原本就不合群的我更加孤独。
我当然不敢跟家里人说，特别是我妈。她一旦知道我把裤子挂扯了，绝对不问三七二十一，用笤帚把先把我捋一顿，然后才问我：咋弄的？我性子又倔强，绝对不会找什么理由给自己开脱。然后又换来一顿打，算是“打一赠一”。等我妈打累打乏了，这事情就结束了。
所以，从小到大，我最害怕我妈打我。决定隐瞒这件事情成为我最理所当然的选择。裤裆挂扯的地方比较隐蔽，只要我把腿夹紧，不会被轻易发现。只不过又要面临同学们的奚落，他们在我周围扯着嗓子喊：“裤裆夹紧，给你塞个苞谷芯！”
奚落得多了，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只是对这条裤子感到可惜：还是前年过年的时候，我妈给我买的有生以来的第一条新裤子，还是在县城买下的。平日里我只能穿粗布做的裤子，而且往往是我姐穿剩下的。
我当然对这条裤子也相当爱惜，穿得也仔细。我从来不上树掏鸟，也不去荆棘比较多的地方，甚至都不在石头上坐——怕裤子磨烂了。穿着这条裤子，干啥事我都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个不小心把裤子损坏了。但是我的个头在长，裤子就越来越多，一年间，就已经短得遮不住脚踝了，我妈给我在裤腿上续了一截其他布料勉强凑活。后来又短了一截，于是就再续一截。直到今年冬里，已经“难再续”了——裤腿窄得快套不上棉裤了——这才终于作罢。
于是，我妈年前就给我说过，今年过年如果条件允许，就再给我买一条新裤子，只不过必须等猪圈的猪卖了之后才能确定。
我就想，只要我不把扯了裤裆的事情说出去，应该能搞到过年。一旦新裤子买下来，这条裤子的使命就正式完结了，要么变成缝缝补补的布片，要么成为制作千层底的材料。
我夹着裤裆小心翼翼、心惊胆战地过了十几天，眼看快熬到过年了。我妈终于决定把养了大半年的猪卖掉了！我马上就要有新裤子穿了！
收猪的宽民到我屋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心跳加速了。他不容商量地报了个价，我妈的脸色就阴沉起来：“才这一点钱？吃了我不少原粮哩！”宽民仰着脑袋道：“吃啥都不顶啥，这是官价，不信你问去。你看你出不出手，你要是不想出，我还有几家要转哩。”
咋能不出手哩？不出手咋过年哩？那个年月，家里就靠这长嘴好吃的家伙过年哩！对于农民而言，养猪就是零存整取的存款。平日里剩饭剩汤加上麸皮苞谷皮喂养着，不就是等着年跟前卖一疙瘩钱过年嘛！我已经记不起我家那头猪被赶出猪圈继而被绑在宽民摩托车后架子上的场景，我只记得那天晚上，我妈恼着脸对我吼道：“裤子穿仔细！今年不给你买新的了！”
我彻底绝望了：旧裤子挂扯了，盼望已久的新裤子却没有了。所有的希望都没有了，而且还很有可能换来一顿“饱打”。我知道跑不了，只能小心翼翼尽量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大年三十那天早上，我妈要我把裤子脱下来洗一洗，我才感觉到大难临头了。
事情肯定捂不住了。我妈看着扯掉的裤裆，狠狠地瞪我一眼，正准备摸笤帚，却忽然想到：已经是年三十了。这一天大人一般不打娃娃。如果执意要打，左邻右舍必然要说两句哩：“三十两夜了，把娃打得吱哩哇啦的，得是好听！”谁都想安安生生过完一年的最后一天，迎来新的一天。任何哭闹声显然都是不合时宜的。
那天晚上，我妈一边给我补着裤子，一边狠狠道：“裤子扯了咋不早说？欠收拾！”我没有答话。因为只有等到年三十，县城卖衣服的关门大吉的时候，我才是最安全的。
我很明白母亲的想法：在她已经决定不买新裤子的情况下，我把裤子扯破了，这本身就很值得怀疑；再继续推理，她一定会认为，裤子很可能就是我故意弄扯的，目的就是逼迫她给我买一条新裤子；裤子扯了本身就不对，而且动机存疑，各种因素综合下来，要真打我一顿，那恐怕就不是简简单单“打一赠一”的事情了，很有可能带来“挨打大酬宾”活动。
我穿着裤裆里打着补丁的裤子过了个春节，现在想起来，那个春节我仍然是快乐的，毕竟我把裤裆扯了，却并没有挨打。
文章来源丨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丨吉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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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编辑丨华州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