稷下问学|杜泽逊：蒋维崧先生杂忆
蒋维崧先生原在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授。1975年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主持山东省《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遂调至山东大学《汉语大词典》编写组工作。1983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成立，《汉语大词典》工作基本结束，他又调至古籍所工作，直到1987年退休。古籍所后更名古典文献研究所，隶属文史哲研究院。2006年先生去世，丧事即由文史哲研究院办理。先生退休期间，2001年被山东大学特聘为博士生导师，招收文字学（书法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单位为文学院，徐超教授为合作导师。
1985年我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考入山东大学古籍所研究生班，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古籍整理方向，共十人。蒋维崧先生没有开设课程，只应学生的要求讲过一次课。蒋先生把他的书法作品挂在教室前头，非常和蔼地问大家：“讲什么呢？”我站起来说：“请先生讲讲这几幅字吧。”先生指着几个条幅说：“这是行书，这是楷书，这是金文。”又没话了。过了一会儿，指着金文说：“写金文必须让人觉得是写的。”久闻先生不善于讲课，果然。
1987年，我毕业留古籍所从王绍曾先生编纂《清史稿艺文志拾遗》，后来王先生要我代他讲“目录版本校勘学”课，1999年文学院又让我为研究生讲“文献学”课。我曾就“文献学”讲授内容向先生请教。当时计划讲经、史、子、集、释、道几个方向的要籍，先生主张只讲经、史、子、集。后来明白先生的用意，释、道专门，没有能力讲。
我在参加王绍曾先生的项目过程中，曾有一次到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蒋先生。我给先生说：“以前老辈是先读书，后做学问。我们也读了书，都是数、理、化、政治之类。现在跟王先生干项目，学校还要求发表论文，岂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先生一听笑了。他说：“精他一两部，然后学会查。”又说：“过去有目录学课，再看看《四部丛刊》，就知道门径了。”
王绍曾先生让我合作编纂《渔洋读书记》，是山东省古籍规划项目。我遇到“连珠印”一词，问先生。先生说：“把一方印的印文刻在不同的印上，大小一致，配套盖上，如串珠，叫连珠印。”过了一会，又说：“有的人把字刻在一块印石上，用锯锯开一个缝。”有些印文，不知道王士禛记载的是全文，还是转述的，先生主张都不加引号，只加顿号。
我从事《四库存目标注》时，录过不少题跋，有的行草书不认识，问其他人都不知，只好问先生。有一则是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明天一阁旧藏明嘉靖刻本《革朝遗忠录》，《四库全书》进呈本，有赵弍手跋，台湾友人蔡琳堂代为复印，行书，又模糊不清，难以辨识，请教先生。先生仔细端详，最后全都辨认出来了。这种情况有几次。我曾把《四库存目标注》写定清本给先生看。先生问：“哪里出？”我说：“上海古籍。”先生说：“好。”
先生为人为学都十分谨慎，许多人拿东西给先生看，先生不认可时就只是微笑，认可则明确表态。1988年，内人程远芬到西南师大进修，听过徐无闻先生的课，徐先生的弟子李伟鹏兄也在班上。1989年结业，我去重庆旅游，与内人同回山东。临行，内人提出请伟鹏兄治印留念，于是到外边买了块石头，我设计文字：“杜泽逊程远芬珍藏图书之印。”伟鹏兄花了一整天，刻了细朱文印，希望我们带给蒋先生看看。我回到济南，带着印拜访蒋先生，那时先生住山东大学新校区（今中心校区）南院。先生拿着印看了看，又到窗口仔细看了看，说：“蛮好蛮好。”又说：“藏书印就是要细朱文的，不然的话，沾印泥过多，盖在旧字画上，弄不好会把字画沾下一块来。”先生说话时带着和蔼可亲的笑，好像还在眼前。我把蒋先生的意思写信告诉了李伟鹏兄。后来徐无闻先生办师徒展览，出了一册集子，有书法、篆刻，寄了两本，一本要我转呈蒋先生。先生看了后说：“徐先生他们都是规规矩矩的。”又说：“现在搞展览，写一个大大的'龙’字，旁边挂的小楷，就看不到了。一边放大炮，一边拉小提琴，谁还听得到？”还有一次李伟鹏兄来信说《乔大壮印谱》出版了，要我找蒋先生设法买一部。我到蒋先生家，先生拿出一函线装的《乔大壮印谱》，白宣纸精印，边栏好像是绿的，有蒋先生题的字，在那个年代，实在是少见的珍品。出版社是山东大学出版社，先生说是北京印的，他也只有一部，其余是海外包的，帮不上忙。
1988年殷孟伦先生去世，古籍所要出挽幛，董治安先生到蒋先生家去，我跟着。蒋先生问：“写什么呢？”先生常常没词儿，问别人。董先生想了想，说：“教泽绵远。”蒋先生说：“必须金文里有。”片刻后又说：“教泽攸长。”后来给殷正林先生提到这件事，正林先生说：“可惜没留下来。”
我喜欢买些旧书，一次在济南古旧书店买到黄孝纾先生的《匑厂文稿》，线装二册，前有金陵蒋国榜序，拿给先生看。蒋先生笑着说：“蒋驴子，当时不知其名。”先生又指着书中一篇婚颂说：“我结婚时，黄先生写的婚颂。”我问存着吗？先生说：“没有了。”
先生在生活上颇为讲究，20世纪80年代听说他家有保姆，十分新鲜。又听说吃芹菜都要去了筋，一顿只吃一小点儿。一次先生住院，我们青年人轮流去侍候。吃饭了，他说：“你告诉护士，我定的牛奶不要了。”我问先生吃什么，先生说：“你去外边看看，有卖馄饨的，只买他的皮，不要馅。”我买回来，先生说：“抽屉里有半只对虾，倒在电热杯里，作汤料，烧开了，下上馄饨皮，再加点盐，香油。”我把煮好的馄饨皮倒在饭盆里，先生尝尝，我问：“怎么样？”先生说：“马马虎虎。”和蔼的笑始终挂在脸上。先生待人非常和气，特别有修养。
1985年先生到杭州，是沙孟海先生请去的，结果生病了，吐血，古籍所派刘晓东老师去杭州接蒋先生回来。临行时，等车的时间，先生说：“我试试沙孟海给我的笔。”清洗后，写了几个字。刘老师说：“蒋先生遇这么大的事，不慌，真是！”回济南后，住省立医院，发现胃癌，动了手术。我们轮流侍候，一次轮到我，先生要喝水，说：“拿过那个小壶，里面有凉开水。”我拿来，先生躺在那里，张开嘴，我就往嘴里倒。先生一笑，倒在脸上了。“你把壶嘴放我嘴里，我吸。”先生和气地说。我这才明白了，以前哪见过这阵势，一般只是用小勺，这办法真没见过。
还有一次住院，不知什么人送去了特色小吃，客人高谈阔论之后走了。我说：“吃吧。”先生说：“不吃。”我说：“那怎么办？”先生说：“端来我看看。”先生尝了一块，说：“你也尝尝。”我也尝了一块。先生说：“倒了吧。”我有些不解，先生说：“家里一会儿送饭来，你我各一份。”我明白了，可还是觉得很特别。毕竟那时生活还不宽裕。多年来，我常常想起这件事。现在对于剩饭菜，也常常倒了，尽管并没有坏。不倒又怎么办呢？自己吃不了，又不能给别人吃。
1988年，蒋先生访问日本。师母身体弱，但一直尽心尽力侍候，这次师母说：“我就不送你了。”不几天师母跌倒，摔断了胯骨。周民老师命我用自行车推着师母，周老师扶着，到了山东大学校医院，后来去了花园庄结核病院，才知道师母结核病已不可疗救了。过了几天，听说师母去了。先生从日本回来，老伴已经不在了。
2011年，山东大学校园竖起了蒋维崧先生半身雕像。那天举行落成典礼，我和刘晓东老师都去了。人们走了之后，我们在像前站了一会，刘老师吸着香烟，他是蒋先生在词典组时学校安排给蒋先生的助手，在学术和为人上深受影响。我对刘老师说：“白色大理石，适合蒋先生，他是清雅一路。”刘老师说：“是啊，是啊。”蒋先生国学修养极精博，尤其是语言文字和书法、篆刻，深受学界推许，而他的涵养，也同样是高不可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