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日晞：余嘉锡先生的谦虚
余嘉锡先生的学问无比渊博，而人们说，最难得的是他的态度又是格外的谦虚。其名著《四库提要辨证》纠正了纪晓岚等四库馆臣无数的错误，但他在书的自序里却说：
纪氏之为《提要》也难，而余之为《辨证》也易。何者？无期限之促迫，无考成之顾忌故也。且纪氏于其所未读，不能置之不言，而余则惟吾之所趋避。譬之射然，纪氏控弦引滿，下云中之飞鸟，余则树之鹄而后放矢耳。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而余之不能为《提要》，決也。
这段话自《辨证》问世以来，学界征引者不绝，都以此为例不厌其烦地教育下一代，要他们戒骄戒躁，学习余先生这种足以垂范的治学态度。我听一遍、看一遍就感动一遍，心想前辈真是高不可及，要是我能找出古人这么多的疏漏，不提会有多狂呢。相比之下，真是自惭形秽。最近，与余先生同样博雅的蒋寅先生旧话重提，在《金陵生小言》里将这番话誉之为“学者于他人之书、于批评应有之胸襟与气量”（见10月26日《东方早报》），又使我们年轻人醍醐灌顶般重温了余先生的这段名言。
我近来读书，也侥幸陆续发现了古人的一些谬误，正好可以敷演成文，凑满学校给我们研究生下达的论文指标。但不知如何落笔才能婉约得体，显得不卑不亢，不骄不躁，that's a question！蒋先生的话使我想起了余老先生，他专挑纪晓岚的毛病，却不像电视剧里的纪大烟斗那样铁齿铜牙不饶人，谦恭的态度受到众口一词的称赞，不知他老人家具体如何措辞。我何不邯郸学步，谦虚地到《辨证》里去学习谦虚呢？于是便借了余先生的这本名著，一页页翻检起来。谁知一翻之下，却大出所料，大失所望，除了序言之外，正文中“蔼如之言”一句也找不到，而嬉笑怒骂、冷嘲热讽之语却触目皆是，肝火之旺真可与章太炎、黄季刚师弟的骂座相提并论呢。请看：
他斥责馆臣是只吃干饭的：
提要欲考（李）翱之出处，竟不肯一检《旧书》，宁非咄咄怪事？……寻其致误之由，皆因急于成篇，遂草率将事，不肯用心寻检，以致谬误层出，动成笑柄，当天禄、石渠之任，而其著作如此，素餐之讥，殆难免矣。（1293页，《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年版，下同）
他嘲笑馆臣活像瞎子：
夫不考其人之生平而辄论其是非，此如盲人之道黑白，徒足令人启齿耳，后之学者，尚其慎之！（1444页）
他讥刺馆臣比村学究还不如：
夫乡曲之士，不知古书存亡，固无足怪。若《四库》纂修诸人，以石渠金马之彦，典校秘书，乃于典籍源流茫昧若此，反唇相讥，恐无词以自解矣。（123页）
他指斥馆臣贻误天下后世：
有清一代，经学极盛，而于（陆）贾之《穀梁》义鲜称述之者，岂非为提要不根之说所惑耶？（531页）
对馆臣的孤陋寡闻他大表惊诧：
止斋、水心，南宋钜儒，学者稍习宋事，无不能测知其时代者，提要之谬乃如此，诚非意料之所及也。（517页）
提要由此始知其伪在隋以前，其见闻抑何隘也。（1126页）
《十国春秋》卷二十七《潘佑传》亦有此文，提要竟不能考，何其疏也！（1196页）
甚至说馆臣没有评论的资格：
编此集（按指《曹子建集》）者于王宋诗不能详考，遂弃置不录，诚为疏略。然提要所考，缪误叠出，恐不足以议人之是非也。（1245页）
对馆臣的敷衍塞责，他言下恨恨不已：
徐浩《古迹记》与卢元卿《法书录》同载于《法书要录》，提要检阅未遍，举其一而遗其一，不谓之疏略不可矣。（780页）
作提要者，取《乐府诗集》信手翻检，曾未终篇，遂谓古词但有《月节折杨柳歌》，是举其末而遗其本矣。《乐府诗集》固班班可考，无奈提要之不肯详考何也。（1035页）
提要依《唐志》例，求之总集而不得，遂以为不著于录。此二者虽皆细事，无关弘旨，然亦足见纂修诸人无往而不草草也。（1247页）
对馆臣的架空立说，他笔底申申其詈：
《国志》、晋史，初非僻书，提要不肯详考，仅据《唐志》之言，遽谓三国时无此郡县，遂疑此书为后人所窜乱，可谓勇于疑古矣。（35页）
盖原撰提要者尚知略观本书（按指《名臣言行录》），纪氏则仅稍一涉猎，即捉笔疾书，以快其议论，而前后皆未寓目也，是亦难免果哉之诮矣。（330页）
撰提要者乃凭空臆决，言之凿凿，真无稽之谈矣。（344页）
幸而（陆贾）遗书具在，犹可考见其学问，而提要不能博考，臆决唱声，诬为赝作，岂不重可叹哉！（536页）
总因作提要者，未见自序，故生此臆说耳。（1091页）r /> 提要既误以（张）俊为（张）浚，喜于得一把柄，遂从而抑扬其词，学者意有所偏，而不考事实，则其议论未有不谬者也。（1116页）
够了，不想多引了。通览《辨证》，“亦陋矣”（1328页）、“强作解事”（869页）、“殆全无是处”（629页）、“贵耳而贱目”（1100页）、“以不狂为狂”（1146页）、“数典而忘其祖”（1557页）、“心不在焉，视而不见”（1250页）、“其为谬妄，亦已甚矣”（1442页）、“所疑皆妄也，其为说非也”（845页）等措辞尖刻、盛气凌人的贬斥之词充斥全书。试想如果这些话是针对今之学人而发，想来很少会有人经得起、受得了的。纪晓岚地下有知，想也不能例外。It's enough to make him turn in his grave.
余先生既在正文里把《提要》作者说得如此不堪，可见他在序言中“易地以处，纪氏必优于作《辨证》”云云就决非由衷之言了。那么，余先生为什么会如此言行不一呢（准确地说，应该是“言言不一”）？我想大概正因为自己在“辨证”时劈头盖脑痛骂了前人，未免心生后怕，恐遭“狂傲”、“刻薄”之目，“易盈”、“善讦”之讥，这样势将不容于我们这个历来以谦虚为美德的学术界。于是便“前倨后恭”起来，在序言里逊词谦语的，意在予以冲淡、加以掩盖吧？效果居然不错，褒义地说，老人家是成功了；贬义地说，老人家是得逞了。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德高望重、博览群书的学界前辈不断引用他的话来谆谆教导我们呢？不过，余先生的在天之灵在得意之余，也许会感到无限悲凉，怎么后世的学人只读我的序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