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则徐如何得谥“文忠”
林则徐如何得谥“文忠”
一史馆藏内阁为林则徐拟谥清单（满汉合壁）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众所周知，他的谥号为“文忠”，世称“林文忠公”，那他得谥“文忠”的缘由是怎么样的，过程如何呢？
清代对大臣得谥的资格有着严格的要求。“定例：一品官以上应否予谥，请旨定夺 …… 二品以下无谥。”也就是说官居一品以上，才有资格由礼部上奏请旨是否给谥。“二品官以下不获请”，如果给谥，那就需要皇帝特别下旨了：“二品以下无谥，其有予谥者，系奉特旨。或效职勤劳，或没身行阵，或以文学，或以武功，均得邀逾格茂典。”
清代尤其是在清中前期，清廷对于赐给大臣谥号相当慎重。清初王士说：“本朝最重易名之典，官至尚书大学士乃得赐谥。”同治光绪时人士陈康祺记载：“本朝优臣邻，恩礼渥，惟身后给谥最为矜重。故自开国至道光朝，膺易名之典者，仅四百余人。有生官极品，而殁不得谥者。自同治初两宫垂帘听政，凡阶一品皆予谥，近数十年，遂为定制矣。”清亡以后清史馆史臣追述称：“嘉、道以前，谥典从严，往往有阶至一品例可得而未得者……易名盛典，殊不易得。”所谓“易名之典”，就是指给谥。按照以上记载，清前期，大臣得谥非常不容易。只是到了同治年间，一品大臣都能得到谥号了。另外，就是咸丰初年（1851年）太平天国战事兴起以后，死事之臣骤然增多，赐谥褒之例也更加放开。“咸丰三年（1853年），礼臣奏定文职二品官殉难，视一品予谥。如按察使优，礼部亦得援例以请。军兴而后，道府州县等官死绥不少，疆臣疏请，不拘常格矣。其武职死事，参将以下，视副将议；协领以下，视副都统议：皆得援新章奏请……至（同治）十二年（1862年），谕：'嗣后文武各官，其官阶例不予谥者，不得率行奏请。’至是限制稍严。”总而言之，清中前期，给谥从严，往往有官阶至一品的高级官员，都未能得谥。同治以后，谥典放宽，阶至一品的，基本都能赐谥，而死事之臣予谥更加放开，到了同治末期以后，才稍稍又加以限制。
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月十九日，奉命以钦差大臣由福州老家前往广西剿办匪患的林则徐，病逝于广东潮州府普宁县。福建巡抚徐继畲、两广总督徐广缙接到禀报后，各自赶紧向清廷奏报。不久之后，咸丰皇帝接到消息，于十一月十二日发布明发上谕：“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由翰林历外任，叠蒙皇考简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剿办云南保山匪徒，调度有方，渥荷恩施，赏加太子太保衔并赏戴花翎，旋因病请假回籍。朕御极之初，知林则徐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叠经降旨宣召来京。嗣以广西匪徒滋事，特授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令其速赴军营剿办。前据驰奏已由本籍启程，方冀迅扫边氛，以绥南服，兹据徐继驰奏，该大臣沿途劳顿，旧疾复发，于广东潮州途次遽尔溘逝。念其力疾从戎，殁于王事，览奏殊深悼惜。林则徐着加恩晋加太子太傅衔，照总督例赐恤，历任一切处分悉予开复，应得恤典该衙门察例具奏。”
上谕既对林则徐逝世表示悼惜，对其晋衔，照总督例赐恤，开复一切处分，要求相关部门查照往例给予相应恤典。于是，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该衙门”—— 礼部上奏称：“臣等查定例内开一品官病故者，给与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遣官读文致祭，应否与谥请旨定夺。凡与谥者，内阁撰拟谥号，工部给碑价银三百五十两，本家自行建立，祭文碑文交翰林院撰拟，不与谥者祭文交内阁撰拟等语。今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病故，钦奉谕旨照总督例赐，应照例给与全葬银五百两，一次致祭银二十五两，遣官读文致祭，祭文交该衙门撰拟，其应否与谥之处伏候钦定，恭候命下臣部行文各该衙门遵照办理。”林则徐是在上任途中病逝的，照总督例赐恤，总督是从一品官，所以应该按一品官病故的往例赐恤。给予全葬银、致祭银、遣官致祭都是例行公事，关键在于与不与谥，这得由皇帝定夺，所以礼部上奏请旨。咸丰帝接到奏折后，批“著与谥”。
接到“著与谥”的谕旨后，礼部行文内阁要求拟谥奏请钦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五日，内阁上折称：“礼部文称所有奏请赐晋加太子太傅衔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谥号一折，奉批著与谥，钦此钦遵移交内阁撰拟等因。臣等谨拟清汉谥号字样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钦定。”后附满汉合璧清单（满文略）：
晋加太子太傅衔原任云贵总督林则徐谥
文忠勤学好问曰文肫诚翊赞曰忠
文襄勤学好问曰文因事有功曰襄
文毅勤学好问曰文强而能断曰毅
文肃勤学好问曰文身正人服曰肃
内阁拟定哪四组谥号上奏，当然得根据逝者的出身、任职、事功、风评，尤其要“遵谕旨褒嘉之语”，以此为准来拟定谥号上奏。“谕旨褒嘉之语”代表的是皇帝对大臣一生功业的评定，也决定了大臣能得到多少恤典。我们看前引上谕中咸丰皇帝对林则徐的“褒嘉之语”，对林则徐的评价是“宣力有年”、剿匪“调度有方”、“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力疾从戎、殁于王事”，全是予以肯定，丝毫没有负面评价。上谕还下旨以总督例赐恤。按照清代谥法惯例，“惟由翰林授职之员，始得冠以文字。其官至大学士，则虽不由科目，亦得谥文”。林则徐起家翰林，所以谥号第一字为“文”。此时的内阁大学士为卓秉恬、祁藻、琦善、赛尚阿、杜受田，卓、祁都是著名“正人”，与林则徐是同道，琦善时任陕甘总督，远在甘肃，对此无力施加影响，杜受田虽居末位，但却是“帝师”，话语权很重。正是杜受田在咸丰刚继位时，大力举荐林则徐“久任封疆，威望素着，所至之地盗辑民安，实有经文纬武之才。现因病奏请开缺，其精力未衰，仍堪大用”，可谓推崇备至。既然朝廷表明了对林则徐充分肯定的态度，内阁大学士的人员组成又是偏向于林则徐，林则徐本身又勋望卓著，内阁最终拟定了“文忠”“文襄”“文毅”“文肃”这四组居于上等的美谥，应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咸丰帝在内阁所拟排名第一的“文忠”上加了朱圈，于是，林则徐谥号“文忠”就这样被定下来。
一般认为，“文忠”在清代文臣谥号位居第二，仅次于“文正”。但按照谥法惯例：“惟文正则不敢拟，悉出特旨，自非品学德业无愧完人者未足当此。”即“文正”不在内阁拟谥号的范围内，需要皇帝“特谥”。所谓“特谥”，是指不需经由内阁拟定，而是“迳由上谕发表，曰加恩予谥某者”。比如咸丰二年（1852年）协办大学士杜受田逝世后，咸丰下旨说，杜受田是皇考道光帝特意挑选作为自己师傅，授受之际，能够“发明奥，体用兼赅”，自己即位以后，又能“尽心献替，启沃良多”，足以称“公忠正直”，仿照以前皇祖嘉庆帝特谥朱的先例，“无庸俟内阁拟请，着即赐谥文正”。朱是嘉庆皇帝的老师，嘉庆予以特谥“文正”。杜受田则是咸丰皇帝的老师，而且据说在咸丰被立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于是咸丰不待内阁拟谥，在礼部上奏请谥后就特别下旨赐谥“文正”。有清一代，文臣中得到“文正”谥号的也就八人而已，即汤斌、刘统勋、朱、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其中朱、杜、李、孙得谥“文正”，都与他们皆是帝师有关，而汤斌、刘统勋、曾国藩，其为人、立身都得到朝野内外公认，只有曹振镛后世风评不高，总体来说，仍可见清代予谥“文正”之不苟，得谥“文正”之艰难。
圈定“文忠”谥号，足以表明咸丰帝对林则徐的肯定。仔细分析内阁拟定的四个谥号，“肫诚翊赞曰忠”，可见“文忠”一谥注重臣德；“因事有功曰襄”，“文襄”一谥注重事功，如此前得谥“文襄”的兆惠、明亮、长龄、勒保，都军功显赫；“强而能断曰毅”，“文毅”一谥注重吏事，如谥那彦成、陶澍；“身正人服曰肃”，“文肃”一谥注重个人品德，如谥蒋廷锡、卢荫溥。清代大臣得谥“文忠”者，在林则徐之前，仅有索尼、傅恒等，林则徐之后，有周天爵、骆秉璋、文祥、李鸿章、荣禄等。索尼、傅恒分别为康熙早期、乾隆前期的中枢首席重臣，能与这两位同样得谥，依照当时的情境、时人的观点，都说明朝廷对林则徐的赞许。咸丰即位以后，对林则徐是非常赏识的，认为他“平素办事认真，不避嫌怨”。当时，咸丰命令廷臣举荐人才，“帝师”杜受田郑重推荐了已经返回福州老家养病的林则徐，此外，大学士潘世恩、礼部尚书孙瑞珍也举荐了林则徐。于是，咸丰先后两次下令寄谕福建督抚探询林则徐的状况，希望他赶紧来京听候简用，颇有求贤若渴，急切任用之意。道光三十年十月咸丰罢斥军机大臣穆璋阿时，把他暗中阻挠起用林则徐作为他“妨贤”的一大罪状。在召见臣僚时，咸丰亦屡屡探询，如召见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则“天语及公，谓久盼总未见来”，召见前任工部尚书福州人士廖鸿荃时，亦“垂询及公近状”。凡此种种，都说明了咸丰对林则徐的赏识。因此，咸丰圈定“文忠”谥号，是很自然的结果。
在得知林则徐得谥“文忠”之后，同为福州人士，时任通政司副使的王庆云在日记中写道：“林宫保赐谥文忠。本朝自傅大学士以后，未有得此谥者，九原有知，可以瞑目矣。”这应该可以代表林则徐乡邦人士和大部分朝野正人的看法。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