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焕及其家族

李忠红发布日期：2018-01-08 07:24来源：阳泉日报分享到：史文焕，字涵华，号还樸，明朝盂县东关人。万历戊戌年（1598年）进士。由获鹿（一说束鹿）县令转任分管刑事的主官，后来出任永平（今河北卢龙）知府，因政绩卓著，提升为陕西关内道道员，历任按察使、右布政使等要职。多异政，陕西的老百姓为他立了生祠。因平长安叛逆有功，调任四川左布政使。在四川任中，将盈余十数万资助陕西军队平叛。朝廷嘉奖其廉正，赐莽玉，晋阶从一品荣禄大夫。他以侍奉父母为由，多次上书祈望回家养老。吏部给他的评价是“介节一庭霜雪，壮猷万里金汤”等。告老还家后，他于奉亲之暇，焚香读书，著有《矜生录》《警心浅言》等。作为“进士之乡”，盂县在山西历史上是考取文科进士最多的县区。作为盂县本土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名人，史文焕的官职能做到全国十三个省级最高行政主管之一，是山西明清进士中的佼佼者。他为官为政理念和为人为文思想对后世影响极大。他的高尚人格是传承和弘扬盂县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建立文化自信、塑造盂县形象的重要支撑点之一。显赫的家世来历康熙中后期，溧阳（今江苏常州溧阳市）的史夔（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康熙字典》纂修官）与其子史贻直（历任湖广、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人着手编修《重修溧阳侯各省郡县乡村史氏全谱》。康熙甲午年（1714年），溧阳人史贻青（字云如）来到盂县，索寻盂县的《史氏族谱》。借此机会，盂县的史万民、史养文、史儆弦等人就有幸看到了《溧阳全谱》。康熙乙未年（1715年），云章懋修组织人员，结合《溧阳全谱》，对盂县的《史氏族谱》进行了重新修订，两年之后告成。并邀请他的好友、史氏“家眷弟”、盂县的另外一位文化名人刘灿（东关人，1718年康熙戊戌科进士）撰写了“史氏族谱序”。但是，现在的史氏族谱已经损毁殆尽了。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些零星的资料对史文焕家族作个简单了解。溧阳史氏始于东汉溧阳。从东汉至清末，溧阳史家是史氏历史上最大的一个长盛不衰的望族。溧阳史氏的始祖是东汉溧阳侯史崇。他的高祖史恭封杜陵侯，曾祖父是史玄，封平台侯，祖父史恁、父亲史习先后继承侯爵。东汉建武二年（公元26年），史崇有功，官右将军青州、冀州二州刺史加骠骑将军；后加封史崇为溧阳侯，官徐州、兖州二州刺史。其居地在江苏溧阳长荡湖南的埭头。溧阳史氏在东汉王朝经历将近七代人。以史崇为始祖一世，世世继承侯爵，直到三国，才取消侯爵的继承权。史氏在三国时经历了两代人，八世史嵩封抚陵侯，史懿官至司空府谘议参军、征南将军。在晋代的154年里，史氏六代人，代代当官封爵。南北朝时，溧阳史氏依然代不乏人，侯伯众多。在隋朝，史万岁拜上大将军，史育左官监门侍中卫将军。隋末，溧阳史家不少人为避乱逃到福建、浙江。唐朝，史仲谟，官朝散大夫常州刺史；史元道中散大夫太子洗马、江州刺史，等等。武则天时，史务滋为通议大夫轻车都尉，后被来俊臣陷害，作为史氏有史以来官位最高的宰相而自杀。史务滋之后，史实官至刑部尚书。在五代，史淀为骑都尉国子博士，史万寿（后晋）时官至安南将军、蔡州刺史。宋朝时期，史氏后裔不断向外迁徙。在唐时，二十六世史拱任国子监祭酒，由溧阳埭头下庄而徙居北京顺天府永清县焦垡乡(今永清县大辛阁乡大焦垡村)。明初时，溧阳史氏第四十二世史柱，由永清县迁居盂县元吉村之洞门坡。先祖避乱来盂在这些零散史料中记载，史柱的祖父是史秉直,父亲是史天安。史秉直有三子，长子史天倪曾是河北东西路兵马都元帅，次子史天安宣权真定万户侯，三子史天泽曾任中书左丞，赠太师，谥忠武，直提镇阳王。这弟兄三人，加上史天安之第二子史枢等，这史氏一族在元代历史上是非常出名的武功之家。在几版明清旧盂县志中，讲到了一个“伏马关”。“伏马关，县东北七十里，在白马山，一名白马关。唐李寰由博野趋忻州讨王庭凑，元史天倪徇山西，浃旬定四十余寨。皆由此。”元时辛巳（1221年），时任金紫光禄大夫、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的史天倪率兵征讨山西，经由此关，“徇山西，遂克三关，不浃旬，定四十余寨。”（见《元史》卷一百四十七“史天倪”）。可见，在元时，史天倪就已经来过盂县了。史天泽的次子史章，其四世孙史堂迁于平定寺家庄。史天泽的第五子是杞，其后人史灼曾任平定州事，其后至荫营定居。史灼长子信甫入平定三贤都（今三都村）八甲，次子懋才入平定三贤都一甲。元朝末年，在平定做官的史灼将自己的家眷，从平定州城迁至荫营定居。很有可能受此影响，到了明初，史天安之后史柱也从老家永清县焦垡乡迁徙来到盂县洞门坡（今元吉村）定居。如今，史天泽的后裔，散居荫营六村及周边地区、平定、盂县东乡、河北平山一带。史天安之后裔，主要居住在盂县县城东关、元吉村以及上、下张赵村（今阳泉郊区上下章召村）一带。这里有一个疑惑。在盂县现存的部分史氏家族史料中，史柱又被称作“史住”，是史天安的第十七个儿子。史天安生于1199年，卒于1255年，终年56岁。我们知道，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到1368年元大都陷落，元帝国存在了98年。如果史柱是史天安的儿子，史柱怎么可能活了最少113岁从金朝跨越元朝来到明朝而迁居盂县呢？盂县石辉坪鹿泉寺现存的嘉靖十二年（1533年），龙居寺受足具大戒、法号大方、沙门释子守缘撰写的《重修鹿泉寺碑记》的残碑中，在碑阴的助缘人中，“元吉村，省祭官□□、史朋、史□、史世光、史刊、史金荣、史廷富、史登华、史廷乡”的 记载。在“省祭官□□、史朋、史□、史世光、史刊”中，很有可能有人比“史住”的辈分还要高。在《开州牧史公行状》中，“始迁祖柱以万户侯（史天安）亲派避盂东之元吉”，这说明史柱只是史天安的直系后代，不一定就是儿子。这可能是后世在编写家谱的时候，由于资料缺失等原因搞错了。从命名方式（单双字交替）上看，史柱和史天安之间应该至少相隔两代，也就是史天安至少是史柱的曾祖。不管怎样，影响不了史柱是史天安之后。作为前朝重臣，史柱的先祖们长期在真定、太行山区一带做官、作战。元代灭亡，明王朝建立之后，史柱带着他的家眷从永清县来到了盂县（见嘉庆元年“明故处士始迁祖史公讳柱之神位”碑的介绍）。“迁盂始祖柱，原籍永清县焦垡乡，明初分徙，前元巨族。因避居盂东元吉村家焉”（见史麐昭乡试朱卷）。“始迁祖柱以万户侯亲派避盂东之元吉”。这两个“避”没有说明避什么，但史柱来到盂县可不是政府组织的移民行为，而是有钱人为了躲避战乱而迁居盂县的。他躲避的很有可能就是“靖难之役”，因为这个永清县一带就是“靖难之役”的主战场。史柱选择来到盂县，一是因为盂县是从直隶永清、真定一带进入山西的最近门户之一，二是可能受了在平定做官的史灼后人的影响，其后人聚居的荫营和盂县洞门坡相聚甚近。仇犹山水成就了一代名宦元吉村，古称原仇、元仇，清雍正二年之后，“原仇村”一分为二，改为“元吉堡”“后元吉”。从“原仇村”的村名上来看，似乎和“原仇县”“原仇山”如出一辙。从村中现存的北齐河清四年（565年）的佛座、金代古墓葬来看，原仇村的建村历史是非常久远的。这里还是宋代进士仇天瑞（官至开封府尹）的故里。原仇村自古以来就是东部地区进入县城的重要门户，这里土地肥沃，人杰地灵，弯弯曲曲倒流四十里的阴山河在这里折向南流。原仇村东南，阴山河西岸就是洞门坡。明初，史柱带领家眷来到这里定居、繁衍。史柱选择原仇村落脚，是看中了这里的沃土良田和交通区位。看中沃土良田，是因为他有钱购置田产。看中交通区位，是因为天下即将大定，交通贸易必将兴起。距离这里不远的牛村、磁窑坡是盂县的铁器、瓷器贸易中心。他来到原仇村，没有选择在村中居住，以避免和村中其他大户人家相争，而是一掷千金，直接在村南购置田产，重新选址安家落户。以后，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史氏后人逐渐修筑了从河道到平川的通村、通城大道，修砌进村门楼，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洞门坡就成了一处史氏聚居的古村落。史柱有两位夫人：康氏和刘氏，不确定是否盂县人。生了一个儿子福昙，福昙有三位夫人：樊氏、杨氏、傅氏，这三姓是典型的盂县姓氏。福昙之下，史柱有五个孙子，十二个曾孙。史氏一族刚扎根不久，就产生了他们的第一个小有成就的读书人史臣。“史臣，原仇村人，阜城县训导，明贡生”。史臣和史柱是什么关系，现有的资料看不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史臣是明早期的人，因为“原仇”改称“元吉”就在明早期。到明中期，社会稳定繁荣，经过两三代人的不懈努力，史氏家族逐渐繁荣兴盛起来。出于经济贸易的需要，史柱的玄孙史登科（元吉史氏第五世）在嘉靖初年来到了盂县城东门外购置房产，并在此定居下来。原来的县城之内，安置的是官府的行政机关，几乎没有其他居民。在县城东门外，由于地势开阔，聚居了一些商贾富户。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六月，俺答寇犯太原。七月，来到盂县。“贼入我境，杀掠不可胜数”，在县令张淑誉率领军民的严防死守下，县城终未被攻破。在受到俺答的劫掠之后，这一年对原有城池进行了加高加厚加深。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财产，东城门外的绅民张淑名等捐资合力修建了外东城。在城东定居的史氏也被圈进了外东城，由城外人变成了城内人。外东城建成之后，县城才真正变成了全县的行政中心和经济贸易中心。史氏一家其具体地址是：本县东关拱翠门内大石狮街路北。史氏一家在元吉洞门坡有田产、有贸易，在县城有商铺，是典型的“庄户搅买卖”的富户人家。短暂的“蛰伏”之后，这个家族很快就完成了“嬗变”。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举乡试，史登科的儿子史元凯和孙子史文焕同时中举（此科山西省共23名）。而且，史元凯还考了个“亚魁”，也就是全省第六名（后官至陵县知县）。“万历丁酉秋，果与侄文焕同魁”。第二年会试，也就是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史文焕考取了戊戌科赵秉忠榜的进士，排名第三甲第224名（当年一甲3名，二甲57名，三甲232名）。这里需要补充一点，在196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明清进士题名碑索引》中，第582页，“孙焕，盂县人，万历26年”，第2580页“万历二十六年戊戌科进士”“孙焕”。实际上，盂县并没有叫“孙焕”的考取万历二十六年进士。结合几版清代的《山西通志》《太原府志》《平定州志》《盂县志》来看，这个“孙焕”就是“史文焕”。在元吉村，除了史臣，还有一个史元善，也是很出名的读书人。“史元善，明贡生，元吉人，安邑县教谕”。史臣、史元善虽然是小吏，但这些先辈对后世子孙的思想影响却是十分巨大的。史柱来到盂县150多年后，其后人将溧阳史氏、永清史氏的发展再一次推向了“波峰”。可以说，是仇犹山水成就了史文焕这个一代名宦。史文焕不平凡的一生现在有关史文焕的历史资料非常少，在通志、府志、州志、县志中，对他的记述大致相同，也就是个简单的生平事迹。通过考察挖掘，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零散的有关史文焕的资料，有助于对他的生平作进一步的研究。光绪十五年（1889年），史文炳的第十世孙史麐昭考取己丑恩科举人，在他的乡试朱卷中，对其祖上直系先人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史文焕，字还樸，万历戊戌（1598年）联捷进士。由束鹿令知县内升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外任永平府知府、陕西关内道布政司右参政、按察司按察使、布政司右布政使、四川布政司左布政使，两奉覃恩，进阶一品荣禄大夫。天启初，力请终养，连三上陈情疏，未准。始挂冠奉母，归隐藏山七机岩，以终。著有《矜生录》《警心浅言》《青牛居士遗文》等集。详县志及张评事三谟所撰墓志铭。”通过盂县现存的一些资料，结合明清时期的其他史料（《明实录》《山西通志》《陕西通志》《四川通志》《永平府志》《盂县志》《史麐昭乡试硃卷录》）记述，我们对史文焕先生做个简单的介绍。史文焕年幼时，“性聪敏，日诵数千言。年十四，应童子试，试即冠军。太原府吴公器之，同定襄傅新德俱延入府署读书。傅果戊子发解联捷，后两科，文焕亦联捷。”傅新德是戊子科（1588年）举人，己丑（1589年）科进士。傅新德（1569－1611年）假如到太原入学就考中举人的话，那史文焕在1588年的时候就是14岁，那么他最迟应当出生于1574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史文焕与他的叔叔史元凯同时中举。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史文焕联捷考取了戊戌科赵秉忠榜的进士。之后，出任获鹿县令（光绪《获鹿县志》、光绪《束鹿县志》中未见记载）。后由获鹿令转任刑曹。由束鹿知县升任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他的胞弟史文炜是武生、史文炳是生员，这一年之前，他的祖父母均已去世（他的祖父史廷弼在他父亲史登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的祖母刘氏在万历二十九年之前去世不久）。万历四十年（1612年）之前，史文焕接替和他同科举人、同榜进士的同乡高邦佐（字以道,山西襄陵人），出任直隶永平府知府。“（刑部）郎中外任永平府知府”。之后，“以治绩卓异，擢陕西关内道”道员。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七月己丑日，史文焕由陕西按察使副使提升为陕西布政使右参政。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史文焕在其曾经任职的永平所属滦州张载后裔中，选择品学兼优者到陕西凤翔横渠书院承祀。（横渠书院是了为纪念北宋著名哲学家、关学创始人张载而建立的。）天启元年（1621年）正月乙酉日，史文焕由陕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升任陕西省按察使。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丁酉日，史文焕由陕西按察使升为陕西省布政司右布政使。掌管一省的民政、田赋、户籍。在任上，他“多异政，秦民为立生祠。”天启三年（1623年）五月，朱燮元谋取永宁，发动叛乱。史文焕“平长安叛逆某某有功，出蜀藩。”大约在天启三年（1623年），史文焕由陕西省右布政使升任四川左布政使。“任中，羡余十数万，以济陕军。朝廷嘉奖其廉正，赐莽玉，晋阶从一品荣禄大夫。”天启初，力请终养，连三上陈情疏，未准。始挂冠奉母。天启五年（1625年）八月己丑日，“准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史文焕请告致仕”，也就是告老还乡了。“以请老（养亲）三疏乞休。吏部赠其'介节一庭霜雪，壮猷万里金汤’等语。”从考中举人的万历二十二年（1597年）算起，史文焕“登仕版、驰驱王事者先后三十年许”。天启六年（1626年）时，致仕回家的史文焕同家人出资重修了水神山圣母祠。崇祯初，他个人出资兴修了七机岩。明崇祯四年（1631年），他的族弟史典主持了迁移玄天上帝洞楼的修建。崇祯十四年（1641年），史文焕出资在藏山兴建了“启忠祠”，并作《藏山祠新建启忠祠碑记》。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藏山撰写“晃耀乾坤”题刻。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组织了藏山祠的修建，并作《重修晋上卿藏山大王祠宇记》。这一年，也是顺治元年。改朝换代“鼎革”之后，史老先生在这一年就“升遐”去世了。如果按1574年出生计算，史文焕享年71虚岁（实际年龄可能大于此）。这就是史文焕先生的一生。14岁离家到太原府读书，24岁中举，25岁考中进士，51岁致仕回家，71岁的时候去世。那么，史文焕究竟是怎么死去的呢？史文焕之死史文焕14岁离家到太原府读书，24岁中举，25岁考中进士，51岁致仕回家，71岁的时候去世。那么史文焕究竟是怎么死去的呢？接下来，我们看一则民间传说。七机岩位于盂县藏山村后，云雾山五花寨之阳，此处有七处幽深莫测之岩洞罗列，其间可容纳七架织布机，故名“七机岩”。据说，“明史文焕致仕后，建精舍，读书于此。”史文焕在陕西做官的时候，忠于朝廷，爱民如子。也恰恰因为这一点，偏偏就触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自成。我们知道，李自成的老家是陇西米脂，“起事”也在陇西，史文焕初到陕西任职时的关内道，辖地就包括陇西一带。据说，史文焕在陕西做官，因为忠于皇朝而“苛政”“暴政”，这样李自成等就对其恨之入骨。后来，史文焕到四川做官时，天下大势已变。他一看情况不对，做了左布政两三年，就以父母年迈为由，三次请辞，终于衣锦还乡。回乡后，史文焕觉得当年和李自成结下的梁子，以后可能会给自己及子孙带来祸患。于是他一方面读书写作，宣言“忠君思想”。另一方面吃斋念佛，大兴善道，先后在藏山兴建了“启忠祠”等祠宇。盂县哪里有庙宇开光，他都积极捐资出力，以求内心的平安。但是随着天下形势的变化，他的内心越来越恐慌。于是，他在七机岩打造了一处藏身之所，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七机岩山寨。“明崇祯初，余绝外祖方伯史公登眺其上”，与道人杨真宝“促膝谈玄，竟日忘疲”。“爰是重出己资，为修理之举。”“道人沿山槌凿，相地兴工，摊石为路，垒石为墉，铺石为院，琢石为阶，砌石为户牖，并建关帝庙一楹，灵公殿一座，左右静室各一间，东西茶坊各三间，设立钟鼓楼台，曲径盘旋，茂林丛郁，无不备矣。”山寨修好之后，傅山也曾登临并寓居七机岩，并作有《七机岩》一首。直到今天，我们登临古寨，俯视悬崖笔立，峭壁危崛，依然能感受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1930年的时候，这里曾出土过两门铁炮。可见，史文焕是费了一番心思来打造这个山寨的。然而，人算终究不如天算。崇祯五年、六年间，李自成的起义军第一次来盂县烧杀抢掠，盂县“人心恐怖”。大约又过了十年，李自成的起义军第二次来到盂县。这次李自成采纳了军师宋献策“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的建议，不再扰民侵民，轻轻松松很快就占领了盂县全境。占领了盂县之后，李自成当然不会忘记他当年的“仇人”史文焕。史文焕躲在七机岩，自恃有天险可依，以为万无一失，心情稍微有所松懈。李自成的起义军从正面也确实攻不上七机岩，于是就在当地找了向导，从背后的五花山爬到五花寨，趁夜从五花寨放下大绳，放下精兵，将史文焕擒获吊死，割了首级，邀功请赏去了。这就是：史布政逼反李自成，李闯王吊死史布政。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至于其真实度有多高，不敢妄猜。李自成投军的时候是崇祯二年，这时史文焕已经告老还乡了。一位官员退休回家都十九年了，李自成还记得当年的“仇恨”？但是，史文焕确实去世于公元1644年，而且1644年的时候，盂县也确实在李自成的统治之下。或许，和他在四川“任中，羡余十数万，以济陕军”有关。在几版旧《盂县志》中，“明四川布政司史文焕墓在城北坪”。据传，此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被毁，我们也就无法看到“张评事三谟所撰墓志铭”了。史文焕的思想“学而优则仕”作为儒家经典思想，被看作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推行科举制度以来，“学而优则仕”作为以学致仕的信条被读书人奉行不渝，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群体价值取向。史文焕作为名门之后，出身富裕家庭、诗书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同样选择了先学后仕的人生道路。青少年时期，他勤奋好学。14岁时，就摘取了全省童子试的桂冠，因此才被当时的学政（学台）吴公看中，得以进入太原府署进行深造，二十四五岁时又考取了举人与进士。可以说在当时，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青年才俊（明代山西进士平均中式年龄是31.93岁，超过半数集中在30岁至39岁之间）。进入仕途，他忠君爱民。有关资料显示，在明代山西进士中，乐平的乔宇官职最高，做到了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太子太保在明代是从一品的高官，吏部尚书是正二品。史文焕的官职是四川左布政，也是正二品的高官，以后又被晋阶从一品荣禄大夫。可以说，史文焕的荣誉和实际职务都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史文焕的政绩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两个方面。为百姓谋取生计，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史文焕也不例外。在任上，无论职位高低，他都勤政恤民、公正执法、清正廉洁、刚直敢言，“治绩卓异”“多异政”“秦民为立生祠”。生祠，就是为活着的人立祠，以示感戴和崇仰之情。虽然这在当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也代表了百姓对他的感激与爱戴之情。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代中后期，奢靡之风蔓延，他能出淤泥而不染，洁身自好，就更难能可贵了。在军事方面，在陕西任职时，“先是平长安叛逆某某有功”。在四川任职期间，“羡余十数万，以济陕军”。致仕还家，他著书立说。像明代许多考取功名的读书人一样，功成名就之后急流勇退，归隐山乡著书立说。在四川左布政任上两年多之后，他“以请老（养亲）三疏乞休”，告老还乡。他于奉亲之暇，焚香读书，所著有《矜生录》《警心浅言》等。今皆散亡。不恋官位，离官后仍能悠然自得，修身养性，说明他的思想已不局限于朝堂之上，而是把身心放置于更广阔的空间。这是儒家读书人的人生境界。文如其人，作品是反映思想的亮点。我们已经无法从《矜生录》《警心浅言》《青牛居士遗文》等作品中看到史文焕的思想全貌，只能从他仅存的几篇碑刻作品中窥得他的一点思想主张。在藏山现存的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藏山祠新建启忠祠碑记》中，他提出，“竭忠于后日者，必有启忠于前；为善于身者，定不没于其子若孙也，倘后之人顾名思义，有所感而兴起，于以输忠于君父，效忠于朋友，令人纲国纪，俱有所赖，则于世教未必无万一之小补云。”他还为藏山文子祠撰联并书。联曰：“赵氏长延，死难存孤，百年获礼士尊贤之报；盂民永赖，弥菑捍患，万世荷忠臣孝子之功。”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儒家“仁爱”的核心思想。既爱君主，也爱百姓，表现出了他骨子里的传统士大夫阶层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重修晋上卿藏山大王祠宇记》是他生前最后的作品。此后不久，他就去世了。《重修晋上卿藏山大王祠宇记》是一篇非常优秀的描写藏山自然风景的散文，通过夹叙夹议的方式，用自己的实践阐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观点。晚年的时候，他热衷于公益事业。除了捐修七机岩、藏山祠，还在水神圣母祠施以重金，以及“盂阳诸境，多出史宅金粧”。“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他作为读书人，一生孜孜不倦的最高追求。而吏部对他“介节一庭霜雪，状猷万里金汤”的评价，是他人格品行的最真实的总结。史文焕的影响力史文焕一生“学而优则仕”的追求，既受到家族先人们的影响，也对史氏家族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他的引领下，盂县史氏一族逐渐成为乡邑望族，而且长盛不衰。除了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史臣，原仇村人，阜城县训导，明贡生”，我们再看看几版旧志中记载的史文焕及其家族名人。史廷弼，以孙文焕贵，累赠通奉大夫陕西右布政使。史登科，字捷轩，幼丧父，备尝艰苦，居积少有能。自树立昌后，每持畚牌，平治道途，老而不衰，树德弥滋，克昌厥后。以子文焕贵，累赠通奉大夫陕西右布政使，祀乡贤。史元善，元吉人，安邑县教谕，明贡生。史元凯，字见虞，未弱冠应试，受知于学使汪可，受决即中，为大器，文采奕奕。万历丁酉秋，果与侄文焕同魁。受陵县令，有惠政。史文炜，字还素，万历二十八年庚子武举，以子必遵贵，覃恩赠奉政大夫刑部广西司郎中。晋增中宪大夫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史文炳，庠生，以子必显贵，覃恩赠文林郎江南蒙城县知县。史卷，清监生，县丞。史绍唐，卷子，清庠生，励廉隅。邑令孔重其品。有雀角者乞怜于令，词连史生。令曰：当以一言为信。其人深夜贿，绍唐正色拒之。曰：独不闻杨伯起四知之戒乎？卒不为理。施黄峪村田租廿余担，为文昌阁岁修。举乡宾卒。史必遵，字篆玉，号益斋，文炜子，（清）岁贡由绛州学正，历任湖南道佥事。锐意课士，体恤民。任刑曹，多平反。曾任广西清吏司郎中，覃恩授奉政大夫。运桂府大木时议用夫，人心洶洶。必遵力主驾伐，民赖以案。部民失火，延烧屋千余间，必遵捐资输粟，以奠安之。史必显，字世铭，文炳子，领顺治甲午乡荐（康熙十一年举人），授江南蒙城令。蒙素号难治，必显一以廉爱为政，民咸安之，后引疾归，以寿终。史对颺，号麟菴，必显子，附贡生，授绛县训导。在官二十年，去之日，生徒爱戴。有“守身端正，与顷，来俯首曳足者迥异”之语。史赓颺，字廼赓，必显子，康熙岁贡，性至孝。少随父蒙城任，夜尝寇警，持刀侍父侧，寇不敢犯。父归休患难，遂精研岐黄，侍汤药十余年。父殁庐墓。举乡饮卒。子翼经，郡庠生，维经祀生，少读书，外舍邻女夜奔，严拒之。维经子献詠。史赞圣，对颺子，乾隆恩贡。史颂圣，清考授，附贡，候选训导。史承璿，东关人，康熙岁贡，榆次县训导。以子永直贵，覃恩修职郎，安邑县教谕。史永直，字司政，号双鹤，雍正四年解元。主司谓其文似《西铭》《正蒙》。屡踬春官，乃取旧所，习六艺、百家诸书，沈潜反复而折衷，于有宋诸儒专，以开导后学为务。选安化令，改安邑教谕，维风化勤劝。课学者翕然宗之。告归卒。卒先数日，犹铺纸满案，写律吕全书，蓋其性然也。所著有《读书管见》《十三经纪略》《二十一史杂录》《考古杂录》及文集诸书藏于家。所见作品有《议蔡阎二邑侯入名宦状》《学宫极星门说》《文昌帝君辨》。史献詠，字云和，一字鸣和，赓颺孙，乾隆丙戌岁贡，十二岁应童子试，出语惊宿老。弱冠，食餼而得剧疾不愈。遂决意科目，教授乡里，以真知实践为务。所见作品有《将军墓碑》《水神辨疑》《和邑宰胡岱峰重阳登慈氏山》等。史学苍，元吉人，乾隆六年辛酉科举人。史学诚，字又曾，以孙尚义贵，覃恩赠武义都尉四川永宁营参将。史绳鑑，东关人，庠生，嘉庆庚午赐副榜，癸酉赐举人。史心鑑，东关人，朔州训导，嘉庆岁贡。所见作品有《游七机岩》。史缵鑑，字定南，号竹居，太学生，以子尚义贵，覃恩赠武义都尉四川永宁营参将。史尚义，字正宇，武生，累官四川永宁营参将、四川督标中军协副将。史尚志，嘉庆十八年癸酉科举人，道光元年举孝廉方正，官至藁城县知县。史海章，字百川，庠生。幼入私塾即勤学不好弄，为文温和醇正，屡试不售，乃教授乡里，远近生徒毕集，多所造就。举乡宾。史近光，字殿臣，号春台，贡生，候补兵马司正指挥，历署巨鹿、广平县知县，原任直隶南乐县知县，调补静海县知县，升署开州知州。史荣光，字瑞河，太学生，东关人，监生，盐两淮运使司分司运判。史纬光，字经文，号星五，东关人。幼聪慧，有至性，父尚义官四川督标中军副将，纬光随父上任。及父病时年十二，日侍床褥，虽有仆隶弗使。父殁后，抚亲归葬，问关三千里，不可名状。而纬光以幼冲之齿布置有余，蓋其才质有过人者，必长颇旷达。中年以往，厚遇宗族，所以守先世诒谟也。援例候补直隶布政使司库大使，年四十八卒，光绪元年奉旌表入祠。史孔筆，前元吉人，以廉直闻。一日将入城，道旁拾得白金二百余两，欲换之而未知其人。比至城，闻县堂比粮甚急，往观之。见一人以失金诉县尊，坚不信，将置之刑。孔篳即出金示之，分毫悉合。其人始得免于是。县尊罗公义之，给之匾曰：还金高谊。史麐昭，光绪己丑年恩科举人，乡试中式第十六名。以上是在相关史料中发现的有关元吉、东关史文焕史氏家族人物的一些资料记载。现在，盂县县城、大峪村、下曹、秀水南村、温池的史姓人口，以及郊区荫营镇坪上村的九甲史氏、西梨庄村史氏、桥上村史氏、甄家庄、林里村、南窑庄等史姓人口都与史文焕家族同属一脉，是元吉史柱的后裔。史氏一族自明清以来仕第相继，人才辈出，绵延五百多年，靠的就是家学深博、书香门第的“读书第一”家风。在深厚的“读书第一”家风影响下，史氏家族热衷学业，苦读上进，文化昌盛。直到废除科举考试之后，史氏家族仍然后继有人，一大批杰出人才在许多领域为社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从一定意义上说，史氏家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也是盂县科举文化繁荣的过程。因此，对史氏家族文化特征的认识，将非常有助于对盂县传统文化环境的了解和判断。遗憾的是，对史文焕的研究，还没有引起更多学者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