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林 | 隶书与近现代苏州书法的发展
关于苏州书法的发展，理论界关注较多的是唐代和明代，特别是“吴门书派”作为明代书坛的中流砥柱，更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确实，明代中叶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为首的“吴门书派”不仅把古代苏州书法的发展推向了高潮，而且也为书坛贡献了一种秀润雅逸的流派书风。然而，问题在于这种“人人习字作画，天下法书归吴中”（王世贞语）的空前盛况何以在明代晚年走向衰落并被以董其昌为首的“松江派”取而代之？明代以后苏州书法又是沿着怎样的轨迹寻求突破，特别是当中国书法进入到碑学时期，书坛迎来大变革、大发展的时候，吴中书坛作出了怎样的应对？关于近现代书法的断代，学术界至今尚多分歧，要梳理隶书在近现代苏州书坛发展的脉络，首先必须弄清近现代书法发展分期。这里我们注意到两位研究者对书法史分期的独特看法：一、朱仁夫《中国现代书法史》认为，书法隶属于美学这个大家族，其发展变化往往受美学思潮所制，书法应与美学史同步，并把现代书法史的源头追溯到1848年。二、汪小玲《书法史分期问题的思考》一文中提出，要“以书法美学思想的变革为依据对书法史进行分期，并以'古代’、'近代’、'现代’分别命名，从时间上体现了书法史的延续，从内涵上揭示了书法美学思想以及书法发展的基本态势”。值得注意的是汪对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概念进行了界定：古代书法史即公元前后至18世纪初，近代书法史即18世纪至20世纪70年代末，现代书法史即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史学界来说，目前绝大部分的人认为1840年到1949年的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因而把1840年到1949年间的中国历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对象。可见，划分历史必须依据一定的标准或尺度。同样道理，我们考察书法史的发展则发现至清乾嘉时期碑学兴起，为书法之一大变。正如华人德先生所概括的：“乾嘉时金石、考据之学大盛，学者纷纷搜访著录碑刻，流风所及，书家开始注意并重视汉魏六朝碑志书法，逐渐产生一种新的审美观念，以及相应之技法。既有钱大昕、桂馥、邓石如、黄易辈实践在前，又有阮元、包世臣等继理论于后，于是形成碑学书派，举世字宗汉魏，风靡了一百余年。……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殷商甲骨、战国帛书、秦汉砖瓦、流沙坠简、敦煌写经等都成了书家托古创新的绝佳资料，故近百年来书法能愈出愈新。”“碑学书派在艺术眼光上一反二王书风好尚'劲媚’，而从汉魏碑刻中寻求高古朴茂，甚至丑拙荒率。”“碑学书派的取法对象可以认为是非名家书法，这与帖学书派的取法对象是名家书法相对立的，这是两派的本质区别。”毫无疑问，清代碑学的兴起如石破天惊，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里程碑。碑学的兴起也给沉闷已久的苏州书法寻求突破提供了契机。清道光后钱泳、朱和羹、姚孟起、杨沂孙、翁同龢、吴大澂、俞樾、杨岘等一大批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的出现，给吴中书坛增添了强大的活力，书风也由先前儒雅秀逸一变而为雄畅劲健，标志着吴中书法正精神抖擞地汇入了近代中国书法的发展大潮。因此，清代碑学兴起也成了苏州近代书法史的发轫。进入碑学期的苏州书坛获得了新的活力，书法审美观的突破带来了书法境界的大大拓宽，历史上的吴门书家包括明代的“吴门派”众书家在书法追求上特别讲究“士气”，崇尚淡泊、自然，字里行间透露出“书卷气”、“文人气”。而碑学时期的吴中书坛尽管仍不乏文人雅士，但其书法追求明显地异于前代。这方面，道光时的姚孟起颇有代表性，他说：“唯写其自有之天真，勿泥古以殉今。”“汉魏去古未远，人心沕穆，其为书也宁拙毋巧。降自李唐，机智递辟，竟习于巧，其巧可及，其拙不可及也。”从他们的书法创作实践来看更是鲜明得不得了。姚孟起之古拙、杨沂孙之多变、翁同龢之浑厚、吴大澂之端庄、俞樾之质朴、杨岘之简古……皆异于前人，而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征。从书体而言，隶书这一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字和书法作出了特殊贡献的书体在碑学到来之时又一次发挥了特殊的作用，或者说，正是隶书扮演了清代碑学狂飙的弄潮儿。同样，这一时期隶书在吴门书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一方面诞生了众多的隶书大家或名家，如近代阶段的钱泳、姚孟起、杨沂孙、翁同龢、俞樾、杨岘、陆恢等，现代阶段的赵云壑、李根源、吕凤子、蒋吟秋、吴进贤、黄异庵、沙曼翁等。另一方面，隶书的发展也影响和推进了其他书体的发展。碑学中兴，书风为之一变，不少书家尝试将篆、隶书体中浑厚质朴的审美情趣自觉地融入到楷、行、草等其他书体，以追求所谓“金石气”。如近代阶段的杨沂孙、翁同龢、吴昌硕、赵古泥、萧退庵、杨天骥，现代阶段的祝嘉、费新我、谢孝思、宋季丁、华人德、王歌之等无不如此。因此，叶昌炽在《语石》中精辟地指出：“知二王以外有书，斯可与论书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世纪以来竹木简牍、敦煌遗书等隶书资料的大量出土，使书家们在书法领域中可以挣脱碑、帖束缚，冲破晋唐藩篱，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作为古代文化载体的竹木简牍、敦煌写经，对现代书家创作意识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作为新的审美对象而与现代人的社会意识所发生的契合，恰恰体现在它们的率直外露、奔放不羁和自然天真，因而，本世纪以来的近百年隶书的发展呈现了与清代碑学时期不同的特点。可概括为如下特点：一、审美风格的多样化；二、艺术表现的视觉化；三、艺术本体的独立化；四、书家队伍的专业化；五、流派形成的超地域化。纵观其演变，经历了从清代碑学的延续到打破“唯碑是尊”的局面，宗碑融帖，碑帖互参，碑帖结合，到关注地下出土之竹木简牍、敦煌写经，再到强调个性、注重创造，从而全面、系统、深入地开掘古代非名家书法宝藏，汲古出新，借古开今的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因其审美趣味的不同而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而生活在其中的书家们更是各展风姿，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态势，或高古、或奇崛、或沉着、或流动、或清奇、或冲淡、或劲健，不一而足，蔚为壮观。就其达到的艺术高度和产生的影响而言，吴门书家的隶书创作堪称全国一大重镇。从书法家生活的地域而言，近现代隶书好手集中分布在江、浙、沪、四川、广东、河南、北京、天津等地，而江浙沪尤为突出。其中，吴门书坛上的俞樾、沙曼翁、宋季丁、华人德、陆家衡等人足可称为各个不同时期的代表性书家，另外如翁同龢、赵古泥、萧盅友、吕凤子、蒋吟秋、祝嘉、吴进贤、黄异庵、王歌之、言恭达等也为一时之俊彦，为书坛所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一个中等城市能形成如此规模的书家群，且书法面目之丰富多样，在全国也是罕见的。不仅如此，苏州书坛自进入碑学时期以来，也涌现出不少关于隶书创作和研究的高质量的理论著述。突出的有钱泳的《履园丛话》，姚孟起的《字学臆参》，叶昌炽的《语石》，祝嘉的《书学史》、《书法源流》及程质清、华人德、陆家衡等的隶书专论。综观近现代吴中的书法发展除有其特点外，还有其发展的特殊性，这是由苏州特殊地理文化环境所决定的。苏州这座典雅精致的园林之城始终是中国文化宁谧的后院。全国各地的失意政客、倒台军阀连同朱颜蜕尽的名妓都纷纷云集此地，一些想超凡脱俗、潜心艺海的文人骚客也把它看成了“世外桃源”。于是那茶坊酒肆便增添了几分风雅。从这一时期的书家队伍构成看，无论是清末时的遗老遗少如王同愈、吴郁生等，还是辛亥革命的名宿雅士如李根源、杨天骥、萧退庵等，也不论是活跃在二三十年代书画会组织中的艺术家如陆恢、陈子清、顾墨畦，还是流寓于苏州的外籍书画名流如吴昌硕、张大千、吕凤子，尽管他们各自的生活经历、身处环境、人生信仰有多大差异，但最后他们都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避嚣之地。还要特别提出的是，苏州书坛上书画组织和各种展览会如雨后春笋，接踵而出，极大地推动了本时期书法的发展。诚如陈振濂在《民国书法史论》中指出的：“古代文人雅士结社是一种松散的雅集，而不是有宗旨、有特定艺术追求的组织化手段，它几乎没有什么集团性格，民初的书画金石家们结社，当然也还无法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状况，但他们却已经有意识跨越了一般的文人雅集层次，把之引向一个稍有专门性格的活动中来。”如果从1895年的“怡园画集”（苏州第一个书画会组织）算起，到1949年3月由张星阶、朱守一组织的“中国艺苑”止，其间共有书画会组织三十个。这些组织皆有明确的宗旨，往往订出规约条文，定期开展活动。有固定会址，定期集中后或各自挥毫，然后相互评点；或观赏各人所藏字画、古董，进行探讨；或对书学画理上共同性的问题开展争论。王同愈所著《栩缘随笔》、《栩缘日记》两书中，就有不少篇幅谈到参加“怡园画集”时对书画问题的看法。余觉在《学书要领》手迹笔记中，对当时某些人想在书法上一步登天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当时著名的社团组织有1932年成立的“婆罗画社”，发起人为吴似兰，历时十五年，该社除研究金石、书画外，又在苏州建立婆罗花馆第一分馆，更在沪开设婆罗花馆门市部，打开了金石书画销售业务之门，解决了一部分书画家的生活出路。另有1936年由朱竹云、张星阶创办的“中国画研究社”，华酌亭、柳君然合办的“诗画研究社”，孙艺举办的“书法研究社”。社团活动方式的全面风行，有效地改变了书画篆刻原有的个体操作的性格，在此基础上各种展览会便应运而生。1919年由颜文樑、杨左陶发起举办的“苏州美术画赛会”便是中国国内较早举办的一个书画展。民国期间在苏州举办的展览会按其类型来分，大致可划分为两种：一为集大众之作，公开展览，以“提倡艺术，互相策励，仅供浏览，不加评判”或“增加人的兴趣，提高欣赏艺术水准”，如“吴中文献展览会”等；二为个人或数人合作的书画展，1933年11月书法家蒋吟秋、吴进贤、吴清望、余觉四人合作正、草、篆、隶四屏条，通过“冬季书画济贫会”展出。1934年5月蒋吟秋与张星阶举办“秋星合作书画扇面展”。1935年萧退庵、吴待秋、蒋吟秋、顾墨畦、柳君然、张星阶等举办“百乐艺林书画扇面展览”，胡粹中与龙楼如、沙古痕（曼翁）与项介石合作扇面展等，皆一书一画，珠联璧合，相映成辉，颇受欢迎。这些展览，除“非卖品”外，一般都标价出售，因而每位书画家都订立润格，以每平方尺计算。1957年5月，苏州市政府成立“金石书法研究会”，并选出萧退庵为主任，蒋企范、范烟桥、孙普琴为副主任，崔护为秘书长的领导班子，至1962年3月，苏州市书法印章研究组宣告成立，公推蒋吟秋为组长，王言、张寒月、蔡谨士为副组长，下设书法、印章两个组，书法组由范烟桥、张星阶、祝嘉、费新我负责。1980年9月，苏州成立市书法印章研究会，推蒋吟秋为会长，钱太初、沙曼翁为副组长，朱第为秘书长。最近一二十年中，吴门书法再次令书坛瞩目，仅隶书领域，沙曼翁、华人德等相继在全国性书法评比中夺魁问鼎，吴门书家又一次为书坛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