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澄波｜与黄裳先生一个甲子的“旧书缘”
黄裳像
9月7日在报上看到当代著名藏书家黄裳先生于6日下午在上海瑞金医院逝世，不禁悲从中来。我与他相识于建国初期，结下了书缘情谊，书信往来一直延续至今年春节以后。虽然我先后任职文学山房、古旧书店、文育山房，但是我们两人之间对古籍的交流，却从未间断过，屈指算来已达六十个年头。对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爱淘古书的老读者，承他不弃，在业务上也给了我诸多帮助，因此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一
20世纪五十年代初，黄裳在上海《文汇报》担任副刊主编，每逢星期天休息，就偕同夫人小雁来苏访书，我与他因此得以相识。他抓住中国古代典籍重新大聚散、大组合的时机，十分积极地淘沥旧书，即便冷落的书店和书摊从不放过。而且他很有先见之明，不但购藏全套，连明版僻书的残本，也兼收并蓄。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这些残本书也已成为宝物了。我们彼此熟悉以后有了默契，我每次收到新书都留给他先看，待他看后再另行销售。一次，藏家送来一部明代坊刊的《枝山先生柔情小集》，题“异香椽吏”著，共有“醉红”、“窥帘”等集四卷，我就写信向他请教。隔了两天，就收到他的回信，他告诉我这书是明代苏州人祝允明所作，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中有著录，名为《祝氏小集》，应有“金缕”、“醉红”、“窥帘”、“畅哉”、“掷果”、“拂弦”、“玉期”等七卷才完全。祝枝山是苏州人，以风流不检传于里巷之间，又谱入弹词，与唐伯虎同为浪子典型，由来已久，“今观此小集，知非无因，所著《祝氏集略》及《怀星堂集》尚有藏者，此为其佚著，亦可收。”我因此与物主协商以后提供给他。还有一部明人王路辑，万历时刊本的《烟花小史》八种，虽然亦是残本，却是人间孤本。可见其版本学识之广。由此，也加深了我对他的敬佩。他连续得到好书后，十分高兴，就不断给我写信：“澄波同志：又剪下邮票几枚寄奉。上月本拟去苏，因故未果。不知道近来收到什么书？有可见让者否？希随时见告，不胜感激！又，新文艺书之旧本、毛边书，如鲁迅等著作，也很想买一点。匆祝冬安。黄裳。十二月七日。”20世纪60年代初，我在苏州古旧书店工作时，受市文管会主任王言同志委托，注意苏州地方文献的收集。有一次在拜访黄裳先生时，得见一部苏州人戴冠所著《濯缨亭笔记》十卷，系嘉靖丁未（1547）无锡华察刊本，末有刻书跋。华察字子潜，号鸿山，生于明代弘治十年（1497），卒于万历二年（1574），系嘉靖五年进士，历任兵部郎中，翰林院修撰，曾出使朝鲜，劾罢，起历侍讲学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著有《岩居稿》、《翰苑集》、《皇华集》等传于世。此人即弹词《三笑姻缘》中所谓唐伯虎去卖身投靠之华太师（实际上华仅是太史）。经查考唐寅生于成化六年（1470），年龄要比华察大二十七岁，故嘉靖二年（1523）唐寅逝世时，华察还没有考中进士。其次，华察的儿子名叔阳，官礼部主事，为太仓大文学家王世贞之婿，著有《华礼部集》八卷，乾隆时收入《四库全书》，绝非庸才，可见弹词小说内容之无稽。因为此书是苏州地方文献，故一再向他协商，承于俯允收归。后为南京博物院院长姚迁同志闻讯后，来苏购去，藏于该院，也可说是购得其所了。“文革”前夕，文化上掀起了“反对厚古薄今”之风，由此引起书市萧条，又承黄裳先生转让一部宁波天一阁主人范钦之侄范大澈的手稿本。书名是《史记摘丽》，全部十册，系明代白棉纸黑格精写，书上钤有范氏印记累累，十分古雅。据《甬上耆旧传》称：“初，范钦归里，筑'天一阁'以藏书，极浙江之盛，大澈数以借观，不时应，乃怫然。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价购之，凡得一种为'天一阁'所未有者，辄具茗酒佳馔，迎范钦至其家，以所得书置几上，钦取阅后默然而去。其嗜奇相尚如此。”此书收购以后，及时提供给了浙江图书馆作永久保藏。1978年落实政策，我从下放地苏北阜宁回到苏州原单位（古旧书店）工作，黄裳先生也恢复来苏访书的习惯。曾与之谈及“苏州有很多的藏书家，他们藏书的主要内容，流散始末……这一类地方性文献资料，都是值得搜集保存的。”由此，我得到了启发和鼓励。当他看到我在《苏州杂志》和《苏州文物》上发表的《古刻名钞经眼录》片段后，再次来信提出他的意见，“……尊著颇欲一观，此种小文已集有不少，似可编集。江苏古籍出版社似可接受出版，不知尊意如何？”自此以后，我加快步伐撰写提要，终于获得出版行世。所以说，我对他的关爱是感激并且终生不忘的。在“文革”后期，上海图书馆落实政策，把当年从他家抄出去的古书发还。由于经历长达十年，黄裳家里房屋早已作了调整，一时难于容纳。他就写信告诉我，要我在一星期之内到他家里去，把他理出之书收购回来。我们随后去了三个人，看书以后扎成二十五大包，其中大多数是清代康熙至道光时刊本的诗文集。在议价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就是他知道我们店里有二册金农用宋纸印的《冬心砚铭》和《画竹题记》，他准备用名人郑晓旧藏的嘉靖刊本《皇明诏令》二册交换。当时我认为，既然他舍近（上海古籍书店）而取远，写信给苏州，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于情于理应该满足他的要求。后来他在写文章时表达了他的心声，认为非常满意。这批书运回店中以后，刚好有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馆长来苏访书，见到以后同我们商量说，馆里刚好有一批经费，要求全部提供给他们。经请示领导后，黄裳的这批书全部供应给了他们。2006年4月6日，我在文育山房工作，接到古旧书店打来电话，告诉我“上海黄裳先生在店里，希望和你见个面”。放下电话，我取了一锭光绪时胡开文所制的“曲园老人著书之墨”，马上赶到乐桥古旧书店，在门口见到了由他女儿女婿陪着的他，因而就在文物商店门前的护栏石上坐下，交谈了近一小时。谈话内容，先是他问我小店的经营情况，接着是谈到马路对面过云楼藏书的归公经过，最后他劝我，要把文学山房的百年老店招牌恢复。临别时我把预先准备好的小礼物“春花堂朱砂墨”奉赠给他，他极为高兴，返沪之后再给我寄来了一册签名本的《清代版刻一隅》作为纪念——哪知，这竟是见到他的最后一面。今年春节前，我参加了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召开的“老顾问迎春茶话会”，局领导希望我设法搜集园林名胜资料，我因此想起当年曾在来燕榭藏书中见到过一部清初抄本的《虎丘诗集》，所以给他写信告知原委，问他是否愿意割爱。没几天就收到回信，内容如下：“澄波同志：大札奉悉。所说旧钞本事，实为康熙刻《虎丘胜集》，附词一卷，共二册。鄙藏词集以此书甲观，在藏词中不拟抽出使之离群。诸希鉴亮。年来贵店收到何种佳本？盼望不吝告知一二，以慰饥渴。幸甚！匆复即请大安。黄裳壬辰正月十二。”这是他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我将把它作为传家之宝而世代珍藏。最近经过广大读者和媒体的呼吁，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百年老店“文学山房”的老牌子已经恢复，惜乎黄裳先生已乘鹤仙逝，未能见到他的愿望实现。如果先生地下有知，定能含笑九泉了。今后我还将一如既往做好古籍的挖掘、抢救、保护工作，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使得明清以来姑苏名城的传统古旧书业发扬光大，继续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亦见《吴门贩书丛谈》 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 201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