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中的司法温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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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沈阳曾经发生过一个系列抢劫杀人案，被称为“沈阳3·8大案”。是团伙作案，罪犯是孙氏兄弟、汪氏兄弟和一个姓王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伙人累计作案几十起，受害人至少二十多名。
这案子最终在1999年告破，五名罪犯都被抓获并枪毙。据说开庭审理时，旁听席上寡妇好几排。观者无不心酸。
这案子的特殊之处在于，它被拍成了纪实程度很高的电视连续剧——这种电视剧，现在应该是不让拍了。剧中犯罪的情景，当然是演员表演的，但抓捕、审讯却都是真实镜头。并且，还有对几名罪犯的深度访谈。这几个暴徒也算是临死“风光”了一把。
看这个电视剧时，有一个感觉一直挥之不去，那就是，司法机关对这几个罪犯太“温柔”了。这几个罪犯，多次行凶，杀人如麻，而且，手段凶残，不留活口儿。从其个人经历看，都是“天生暴力犯罪型”人格，完全属于罪大恶极、十恶不赦的那种罪犯。
在我看来，这种穷凶极恶的暴力罪犯，抓进去以后应该“站笼”到死，至少也应该打得皮开肉绽遍体鳞伤只求速死才对。可实际上，在监狱里，司法机关对他们规规矩矩客客气气，并无任何额外的惩戒、刑罚。在审讯的几个月时间里，几名罪犯甚至都吃胖了，满面红光，气色很好。其中那个王姓罪犯，临刑前还特意感谢监狱对他的照顾。看了很让人憋气。
虽然憋气，但我也能理解监狱方面何以如此。对狱警来说，每日见到的各种罪犯很多，再恶劣的犯罪，对他们来说也早已屡见不鲜。对此大惊小怪或者气愤难平，没必要也不可能。要知道，愤怒、气愤、仇恨都属于激情，很难长时间维持的。
而且，警察并非犯罪受害人及其家属。对警察来说，眼前的罪犯倒是很弱势很可怜，乖乖的像个小绵羊，老老实实的，不敢乱说乱动，说话低声下气，任人摆布。虽然心里知道他们都是穷凶极恶的暴徒，但那毕竟都是过去时，并且和自己无关。毕竟，罪犯杀害的，都是“别人”。
因此，警察很难对罪犯有什么强烈的憎恶情绪。对警察来说，某个罪犯就是一个工作项目，只要他老老实实不捣乱，警察也没必要为难罪犯。至于他犯的罪多么严重害了多少人，有法院审他。警察做好本职工作，就好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社会的进步，说明社会进入了稳定的状态。刑事案件虽然还有，但不会从整体上威胁社会秩序，只是个案。司法机关按照程序侦破、审理、处罚，就能达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
在稳定的社会之下，警察和其他公务人员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上班下班而已。犯罪案件程序化，必然伴随司法温柔化。大家都是工作而已。
造成司法温柔化，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发案率的下降，也就是社会整体治安水平的提高。
规律是，如果发案率很高，而破案率很低，那么，一旦抓获，就会重刑严打，也就是对少数被抓获者严厉打击，以对冲大多数罪犯的逍遥法外。
反过来则是，如果发案率很低，并且破案率很高，这时，司法就会渐渐变得温柔。重刑酷刑就是因此渐渐被放弃叫停的。
古代的刑罚为什么那么严厉？那就是因为，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实际上很多案件都根本破不了，成了无头案。被害人自能自认倒霉。所以，一旦有线索，就不惜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在古代是合法的，务求查明真相。对定罪的犯人，也有多种令人恐怖的刑罚，比如凌迟。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破案率越来越高。于是，先是刑讯逼供成为非法，接着，就算是被定了罪，罪犯也有一大堆人权保障，就算死刑，也很讲究“人道主义”。凌迟、剥皮、腰斩之类，彻底没有了。
今天的中国社会，由于天网工程、无现金支付、个人信息的严格掌控等原因，更重要的是社会整体经济快速发展，暴力型犯罪大幅减少。就算是在“沈阳3·8大案”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虽然和今天差距很大，但和历史上以及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治安水平也很高。
这是司法温柔化的根本原因。一言以蔽之，严酷的司法和刑罚，没必要了。毕竟，法律的目的在于维持社会秩序。如果社会秩序已经很好了，对极少数犯罪者，也就没必要再那么严酷惩治了。
实际上，如果“沈阳3·8大案”发生在今天，很可能不会5名罪犯都判处死刑，多半其中会有判处缓刑甚至有期徒刑的。并且，罪犯在监狱、看守所中的待遇会更好。他们会被养得更胖乎乎更红光满面。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种社会变迁中的司法温柔化呢？
如前所述，这种司法温柔化，是社会稳定和治安水平提高的必然结果。现在很多西方国家，之所以在司法上有很多“白左”式主张，比如废除死刑、优待罪犯等等，根本原因就是社会已经很安定。大家并不怎么为犯罪担心，于是才有了闲心表现自己的善良和容忍。
如果犯罪猖獗，大家朝不保夕惶惶不可终日，“白左”式的温柔主张，就会被放弃，而代之以严刑峻法甚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
在这种社会变迁和司法温柔化的因果关系，其实还包含一个更重要的社会规律，那就是人们的思维方式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摆弄姿态取代了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的前提，是要有重要问题需要解决。社会秩序混乱、犯罪猖獗，就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当人们致力于解决问题时，理性和工具思维就会占上风，衡量各种举措的标准很简单很明确，那就是，是否能解决问题，能解决到什么程度。
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下，严刑峻法也好、严厉打击也好，就算姿势不好看，也顾不上了。能解决问题最重要。
但是，如果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没什么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就会渐渐变化，从“解决问题型”变成“摆弄姿态型”，或者说是“自我表现型”。
在“自我表现型”的思维方式下，是否能解决问题，不重要，因为本来也没有什么急切的问题要解决，而自己的形象、动作是否优雅，是否有利于在歧视链中占据上游，是否有利于树立自己文明、高尚、伟大的人格形象，变得重要了。
包括司法温柔化在内的很多社会现象，其实都是因为“自我表现型”的思维方式已经压倒了“解决问题型”的思维方式，成为社会主流。
看起来，这似乎是个无解的社会难题。或者说，是个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当社会繁荣发达富裕以后，严重的、迫切的社会问题肯定会大量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那么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社会中，善于解决问题的人，会渐渐被边缘化；而善于表现，善于树立自己高大上形象的人，将站在舞台中央尽情表演，并赢得无数欢呼和赞许。
这可能也是社会周期的原因之一。解决问题的人被边缘化以后，很多问题就会渐渐积累。开始，或许并不严重，但事在人为，如果人都“不为”了，问题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对这些严重问题，那些善于表现的人，是无力解决的。
社会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到了不容忽视的严重程度以后，人们就会再次召唤那些善于解决问题的人，直到他们解决问题以后，再把善于表现者请回来重新表演。
这就是社会周期的反复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