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叶婆娑》——国际合作揭示海外两所高校的中文典藏

在北美地区以东亚研究见长的一流图书馆中，美国华盛顿大学（UW）图书馆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图书馆是两大重要的国际性的东亚信息与研究基地，而两馆的中文文献收藏亦都是其突出的特色馆藏。美国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建立于1937年，从其首次正式采购第一批中国书籍，迄今已经走过80年的历程。东亚图书馆的丰富中文馆藏反映了华大百年东亚教学与研究的历史，但是由于中文古籍特藏专业人员的缺乏，这些文献长期得不到编目，以至于学者无从得知、无法利用。同样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以1959年从澳门购入的蒲坂藏书为基础，经过将近60年的发展，在一代又一代的馆员的努力下，不断扩大中文馆藏，其30万册中文收藏中有大约6万册中文古籍文献，包括了2000种孤本或善本古籍、石刻拓片特藏，这其中不少珍稀文献的价值长期以来也不为人知。

2013年，上述两所高校图书馆联合获得了著名的Councilo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Resources（CLIR，图书馆信息资源委员会）“未开发藏书及档案编目”项目的资助，由此展开“发现近代中国：华盛顿大学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中文典藏”项目。项目整理两馆未开发馆藏，编写北美尚无其他图书馆著录的稀有文献条目，并将其收入OCLCWorldCat和“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hina Academic LibraryandInformation System，简称CALIS）的“高校古文献资源库”（UnionCatalog of Rare Books）中。最终，这次国际合作的努力成果，不仅在线上可供查询相关信息，更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以纸质图书的形式将完整的书目展现在众多读者面前，它就是：《花叶婆娑—华盛顿大学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古籍珍本新录》。

一、克服中西编目差异既是困难也是成就

身处北美，两家图书馆的编目工作一方面有必要应用北美编目规则进行编目，以适应北美图书馆系统，但另一方面，应用北美编目规则就意味着需要面临处理一些不适应这些规则的中文古籍编目中的特殊问题。也就是说，编目人员在进行版本判定之外还需要积极面对难题，力求整合英美编目规则与历史悠久的中文古籍善本编目传统与实践之间的分歧，其中的难度显而易见。

然而，这些困难的不断解决也从另一角度体现了国际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整个编目过程的氛围是积极与热烈的，用两位主编的话来说就是：“尽管我们遵循各自图书馆的编目规范，但是我们也会为了最佳的实践方案而进行激烈的讨论。”如此积极研讨带来了优秀的成果，它既为北美地区的中文编目工作提供了有效经验，更是将较为完善的馆藏信息呈现给世人。

二、 国际化的多方面合作成绩斐然

《花叶婆娑》的出版所代表的不仅仅是美加两个图书馆的合作，更是两家海外高校与中国图书馆界的国际合作、海外高校与中国出版界的合作，可以说是中、美、加三国多方面越洋合作的成功案例。

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的中文藏书，各有特色。前者藏有稀见的历史文档和诸如木鱼书之类的稀见特藏，后者则因一些引人注目的私藏线装书而知名。两馆的收藏皆包括丰富的孤本、善本，编纂者为深入了解馆藏、辨别版本，先后联系了多位曾经翻阅并受益于这些珍贵典籍的知名学者，多位来自不同国家（美国、加拿大、中国）的学者，为珍本的选择积极提供意见与方案。

《花叶婆娑》的编目工作获得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鼎力支持，并聘请了中国专家学者作为核心成员。北京大学（PKU）图书馆的姚伯岳教授于2015年1 月开始，在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进行为期十三个月的工作，并在2015年4—5月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的中文古籍善本专家顾问。原辽宁省图书馆馆长助理、经验丰富的中文古籍馆员武亚民老师，则担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的CLIR善本古籍编目员，于2014年12月开始工作。两位经验丰富的中文古籍编目专家，为编目工作带来了丰富的专业知识与技能，通过解读文本，检验纸张、墨水、版型和收藏章等要素来评估古籍的年代和版本，比对不同的版本和副本，调查相关的书目记录和来源，在更广泛的历史背景下调研文本传播，在图书的编辑过程中与主编一起反复核对数据、调整编辑体例，从而成为本书学术质量的有力保障。

更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编目的深入，参与国际合作工作的专家们发现了更多的惊喜。他们发现了不少珍本，更为一些残本跨越国际的界限找到了它们的“另一半”，这既是有趣的发现，对于古籍保护者来说也是足以令他们激动的发现。例如，UBC所藏的一部善本缺失数册，原以为已经彻底散佚，通过编目的比对工作后却发现缺失的数册原来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这可以说是一部古籍在历经不为人知的磨难坎坷之后的喜相逢吧？

国际合作的成效和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当我们看到成书时固然欣喜，但其中饱含的辛苦与波折却往往不为人知。《花叶婆娑》的两位主编，为了项目的顺利进行，需要聘请资深编目专家协助工作，不得不一次次地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法规打交道，向不同行政和组织机构提出一系列报告、申请，这一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例如，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曾拟从台湾大学聘请一位富有经验的编目人员，但因为无法帮她拿到加拿大的工作许可，而不得不另谋他法；两位主编也曾焦虑地等待姚伯岳教授前往参与项目，令人无奈的是，签证的申请过程因手续的繁琐冗长而致使项目进度一再被拖延。

三、 不断打磨终成正果

虽然《花叶婆娑》源于“发现近代中国”项目，但项目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成书，图书的出版工作并不是编目成果简单罗列，从数据到成书必然要经历不断地打磨，其间之繁琐细碎工作实不足与外人道。在“发现近代中国”项目中，两家图书馆各编制了千条左右的北美其他图书馆未曾著录的稀有文献条目，虽然两馆是合作的关系，但他们在目录的编制时会根据自身的特点与条件的不同，对编目的格式、体例及标准各自进行规定，并不完全一致。这一情况在书稿中也比较明显，比如两馆图录的提要中所涉及的内容不一致，两馆的新录中文珍本目录的排序方法不一致，编目体例不一致，等等。面对此等情况，编辑与编者反复磋商，力求既能保留各馆特色，又要达到书稿整体统一。我们在编者的协助下对一些体例、细节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又不强求体例的完全一致。正是因为有双方的细致交流，有编辑执着地提出调整意见、补充要求，有编者积极配合、及时修订并提供查核结果，才有了今天最终成书的样貌。

如果说，“发现近代中国”项目促使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发现和揭示了不为人知的馆藏珍本，两家图书馆的一批稿抄本、稀见刻本、木鱼书、拓片得以首次公开披露，那么，三年之后的图书出版，则可谓是花开结果，瓜熟蒂落。《花叶婆娑》这次成功的国际合作，将隐居于海外高校半个多世纪的特藏直观地呈现于中文读者面前。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将对中文古籍整理保护走向世界有所推动，对古籍整理的国际化合作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