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处置朝臣三事（资治通鉴卷二一二之十）

开元十年秋八月癸卯（初四），武强县县令裴景仙贪赃五千匹，事发后，裴景仙弃官逃走。唐玄宗大怒，下令召集人众，要将其斩首。大理寺卿李朝隐向玄宗上奏，认为裴景仙所有赃物均是乞取而得，依律罪不至死；此外，裴景仙的曾祖裴寂有树立义旗的大功，武后载初年间裴氏无罪而家破人亡，至今裴氏一脉只剩裴景仙一人，现在为了使裴氏延续香火，也应宽宥他所犯下的死罪，将他流放到边远之地。李朝隐奏疏的大意是：“对于贤者因宽宥其十世子孙所犯之罪，像裴寂这样功臣的勋劳应当被国家记住；诛杀罪犯而使得一个家族断子绝孙，从情理上裴氏的处境也确实可怜。（十代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唐玄宗仍要将裴景仙用杖打死。李朝隐又向玄宗奏道：“生杀大权理应操在君主的手中，但用刑的轻重自有条规，臣下应当遵循。现在如果因乞取赃物得罪便处斩刑，那么日后如有贪赃枉法者需要论罪判刑，又当加重到哪一种刑罚呢？臣屡次谏阻，是顾惜国家的法度，希望律令条文得到遵守，并不敢因人施法，曲法以求饶怒景仙一命。（生杀之柄，人主得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今若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后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他还说：“倘若裴寂的功勋一概不论，裴景仙所犯之罪特别加重处刑，那么叔向因贤明得以不受其弟株连，也就不值得称道了；若敖氏家族的祖先也就会因断子绝孙而陷于饥饿了。（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唐玄宗这才同意了他的请求，改判裴景仙杖一百，流放到岭南的荒僻之地。

起初，在唐玄宗定诛除韦后之计的时候，王皇后参与了很多秘密的策划，到了玄宗即位几年以后，皇后姿色渐衰，玄宗对她的宠幸也大不如前。此时，武惠妃（武则天的侄孙女）颇受玄宗宠爱，内心里便有了夺取皇后之位的企图。王皇后对此心中不平，也因此对玄宗时有出言不逊之举。玄宗对王皇后越发不满，暗地里和秘书监姜皎商议，打算以皇后无子为借口将其废黜。不料姜皎将玄宗这番话泄露了出去。继任的濮王李峤是王皇后的妹夫，他将此事上奏给玄宗。唐玄宗很生气，宰相张嘉贞迎合玄宗的意旨，罗织了姜皎的罪名，声称：“姜皎妄谈吉凶之事。（皎妄谈休咎。）”甲戌，姜皎被处以杖刑六十，流放钦州，姜皎之弟吏部侍郎姜晦也被贬为春州司马；姜氏家族的亲属党羽之中还有几个被处以流刑或死刑的，姜皎在赴钦州的途中死去。

前任广州都督裴先被捕下狱，唐玄宗与宰相们一起商量对他如何处罚的问题。张嘉贞提出对他处以杖刑，张说说：“臣听说刑不上大夫，既因为他们接近君主，而且这样做还可以培养他们的廉耻心。所以说士可杀不可辱。以前臣在北部边境巡视时，听说陛下在朝堂上对姜皎使用了杖刑。姜皎的官阶已达三品，也曾为朝廷立下一点功劳，如有罪应当处死就处死，应当流放就流放，为什么随便以当众抽打来羞辱他，拿他当仆役一样对待呢！现在姜皎的事已成为过去，无法再补救，但据裴先所犯之罪应处流刑，陛下哪能重犯在姜皎一案上所犯的错误呢！（臣闻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且所以养廉耻也。故士可杀不可辱。臣巡北边，闻杖姜皎于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有罪应死则死，应流则流，奈何轻加笞辱，以皂隶待之！姜皎事往，不可复追，先据状当流，岂可复蹈前失！）”唐玄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张嘉贞听了张说这番话后很不高兴，退朝之后对他说：“您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呢！（何论事之深也！）”张说回答说：“作为宰相，要根据时局推动一些事情。倘若对朝廷大臣都能随意抽打羞辱，只恐怕咱们这些人也会有受辱的那一天。我今天的话并非只为了裴先，而是为天下的士君子们着想的。（宰相，时来则为之。若国之大臣皆可笞辱，但恐行及吾辈。吾此言非为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张嘉贞无言以对。

曾经姜皎因为是玄宗身边的人而受到宠幸，虽有宋璟的谏言而适当远离权力中心，但侍奉皇帝本身就是危险的，最终仍落入了历史规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