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白红义：数字时代的新闻社会学要关注“新客体”
【编者按】新闻社会学是新闻学和社会学跨学科领域的结合。缘起于西方的新闻社会学因其跨学科视角和理论阐释力逐渐受到我国新闻学界的重视。近年来，数字技术的发展、新闻行业边界的模糊、新闻生产主体的多样化都为新闻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新议题，数字时代的新闻社会学也不同于经典的新闻社会学研究。本刊特约记者就迈向数字时代的新闻社会学发展等问题，在不久前召开的华东政法大学沪上传播学青年学者交流会后，采访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白红义教授。
记者：新闻社会学的几种不同的英文表述都有着不同的含义，您更倾向哪种翻译形式？
白红义：对新闻的社会学研究的不同英文表述，表达了不同学者之间具有共性但又存在差异的新闻社会学思想。这种差异不仅受到社会学视角、理论、方法多样性的影响，还源于新闻社会学研究对象和新闻业自身的特性。Journalism强调新闻生产机构，可能会随时代消失，我更偏向于News，它曾经是先于新闻业存在的，而后与新闻业交织并行，随着技术的进步部分独立于当下的新闻业的新闻实践，不再是单纯的新闻业（journalism）产物。
The Sociology of News是我比较倾向的对于新闻社会学的翻译，它指的是嵌入社会学视角、理论和方法的新闻研究。这里的新闻（news）涵盖了新闻及其相关领域的全部内容的新闻实践。其中的社会学也不狭隘地限定在某些特定领域，而更强调社会学关照，即使用社会学视角、理论、方法对新闻及其制作进行考察。
近年来，数字新闻快速发展，数字新闻学研究也应运而生。早期我们讨论网络媒体时，词语多样，如用online和web等词来作为新闻的定语。但现在基本都用digital来修饰“新闻”，这不只是名词上的变化，更是对数字新闻的深入阐述和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社会学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范式，仍有很多研究带有社会学的色彩、运用社会学理论和概念，也有学者提倡建立在线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社会学，或更具体的计算和算法新闻社会学等。
记者：新闻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性学科，您认为该新闻社会学主要经历了哪几个时期？
白红义：新闻社会学主要经历了萌芽期、复兴期和巩固期这三个阶段。
一是20世纪初期的萌芽期。这个阶段构成了新闻社会学的起源，它是在社会科学成型的背景下出现的，美国新闻社会学的萌芽源于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大学帕克引领的对新闻业的浓厚兴趣。这段时期最为重要的贡献并不在于提供了多么精致的理论和科学的观点，而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思维的确立。
二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短暂复兴期。之所以称这一时期为复兴期，是因为很多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是可以与20年代芝加哥学派联系起来的，且该时期关键的人物，如甘斯和塔克曼等等，都与芝加哥社会学有很密切的关系。从作用上来讲，新闻社会学的复兴期是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的。一方面承接了早期芝加哥学派开创的新闻学研究的传统，比如甘斯是芝加哥大学毕业的学生，他的研究方法是沿袭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田野研究;另一方面开创了第二代的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
三是是鞏固时期。新闻社会学在90年代后进入了第二重转型，随着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互联网在新闻编辑室内的出现及其广泛采用，对新闻工作的网络化理解被催生，新闻的社会学分析得以在新闻研究的大伞下被归类。在这一时期中，有些研究的确比较陈旧，因为纸媒时代建立的新闻研究偏向的延续不太适用于线上新闻的状况。当然这个时期的一些研究也很有创新意义，比如安德森的《重建新闻》和尼基·厄舍的《互动新闻》。
记者：您觉得数字时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与早期的新闻社会学的经典研究相比有什么主要差别？
白红义：社会学是新闻学社会科学关键学科，不管从早期开端、黄金时期还是当代的数字时期，从概念理论方法层面都深深影响新闻学科。作为主要的研究范式，是我们现在从事数字新闻研究不可或缺的学科。数字时代的新闻社会学研究相对于70年代的经典研究产生的变化，我概括为两方面：一是研究客体，二是研究过程。前者是新的研究对象，即新闻社会学所关心的问题、研究的对象发生的变化，后者则针对研究的理论，如何研究前面的现象，我在想能否称之为新兴的数字新闻社会学。
新客体之所以“新”，是因为这些客体在早期研究中不太受重视。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对技术的关注。早期研究只是将技术当作背景，甚至存在很乐观的判断，但后来实证研究发现早期学者对互联网新闻业的认识是过于理想化的，这才是数字新闻社会学这样一个经验取向研究路径在当下发挥作用的重要的原因。最近有学者在讨论新客体，关注到有很多在新闻场域中新出现的、技术性或物质性的新客体，如算法、数据、平台等。除了这些“硬”的客体，还有很多“软”的、出乎意料的客体，比如编辑部中陈列的饰品、印有报业logo的马克杯，甚至很多媒体倒闭后建立的博物馆、纪念馆也都是有可能成为研究对象的。
大量新客体的出现，也就产生了对新理论资源的需要。新闻社会学使用的理论是非常广泛和多元的。我最近写的文章讲到了三种理论——第一是科学技术研究，目前主要使用的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但在ANT之外也有很多新的理论是可以用来讨论的，比如来自科学社会学的边界工作的概念。第二是专业社会学，专业社会学本来是经典新闻生产研究默认的研究背景，但我们现在更多从阿伯特的职业系统理论切入，用更广的生态视角去看待新闻环境的变化。这个理论激活了很多新的理论资源，比如对边界、专业知识、对新闻认识论的讨论。第三个就是空间性的社会理论，主要是对新闻场域的讨论。其实它在90年代就进入到新闻社会学中，但到现在成为非常重要的主流理论，“场域”下面有一系列的核心概念支撑理论体系，既能分析传统新闻业的演变，做历史研究，也可以用来做比较研究。
记者：社会学视角为新闻学提供自身学科的合法性证明，新闻社会学也因其概念和理论工具所带有的较强的适用性而在中国受到学者青睐。您认为，目前数字新闻社会学研究存在什么问题？
白红义：虽然看起来数字新闻社会学有着很好的前景，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很多的理论和概念学者只是单纯从其他学科引进过来，成为不同学者关于理论概念引进的军备竞赛，大家都在从其他学科寻找新的工具，比看谁找得更巧、更好、更多。但这很难对于研究领域形成很好的积累，我们只是单纯地拿来使用，对理论本身的创新不足。比如近十几年大量研究使用边界工作这一概念，但对于概念本身并没有什么推进，缺乏具有创新意义的研究。
过去几年有些学者批评数字新闻业的研究，一方面认为研究与现实脱节，业界也在批评学界无用处。另一方面是研究基本停留在我们的学科内部，没办法与引进的源学科产生对话，将我们的新闻业研究描述为“单行道”上的研究。其实我认为比较理想的状态是学科间双向的交流，输入和输出并存，我们学科输出的东西进入到对方学科所要研究的领域。有学者提出这种双向结合的可能性，比如安德森认为数字社会、数字文化不仅是新闻传播学关心的，而且是社会学、经济学都关注的问题，我们做的研究有可能被其他学科关注，这是有可能产生双向交流的地方。
记者：对于我国的新闻社会学在数字时代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与展望？
白红义：现在的研究越来越强调新闻理论化的程度，所以会看到很多新闻理论概念进入到我们的研究当中，有些新的变化需要注意：
首先是关注“新客体”。我们要去洞察新闻业发生的变化，不断有新客体出现，旧客体消亡。新客体其实也就是新闻生产的新主体，我们需要保持快速的跟踪研究，发现新闻研究客体的新状态。现在的研究重点从新闻生产内部拓展到外部，传统新闻生产编辑室的内部、新闻生产的常规都较为稳定，所以在经典新闻社会学中，很少看到对受众作用的讨论;但现在，很多外部的力量会影响到内部的新闻生产的决策，比如用戶的新闻偏好被纳入新闻生产者的考量范围，专业的新闻媒体依然是重要主体，但除此之外也有很多新的生产主体进入研究范畴，比如平台、社交媒体、网络分析公司、国外的基金会、甚至作为大学里的新闻事实核查机构，这些作为“闯入者”的主体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其次是需要对社会学视角的引入保持开放的态度。由于新闻学本身就是多学科驻足的领域，应该是非常欢迎其他对新闻感兴趣的学科进入，不要将它变成简单的军备竞赛，而是要在发展的过程中，去看是否可以做出我们这个学科应做出的贡献，把对新闻的研究从其他的新闻科学的单向的输入变成双向的交流，增强我们的研究领域在学术界的合法地位，毕竟我们研究新闻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新闻业现在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还要去研究和关心它，这是因为新闻在社会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和很强的存在价值。我们不光要去讨论新闻行业的现状和前途，关于新闻研究领域是否能够在社会科学研究场域中有更扎实的基础等问题，也是我们讨论理论和学术问题时所需要关心的。
专家简介：白红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兼任华东政法大学新媒体数据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研究专长为新闻社会学、数字新闻学和政治传播。先后主持有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上海市哲社规划一般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等科研项目。已出版专著三部，在《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新闻记者》等CSSCI来源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
作者简介：林斯雨，华东政法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学术硕士研究生、新媒体数据研究院学术助理
编辑：徐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