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江教授: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研究
作者简介：易江教授，师从武汉大学著名哲学家江天骥先生，获博士学位，中国首位行动理论研究学者，广东南华工商学院原院长，长期从事广东劳动领域的职工生存与发展研究。
人类在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中，形成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方式，同时形成了独有的思维方式及研究方法。由于中西方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有所不同，其方式方法也各有所异。常言道:水本无华相荡而成涟漪、石本无火相撞而起闪光。比较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依蒙田看，与其解释的解释，不如直面现实。别人说过的、别人得出的结论不要简单地接受，而是搁置它，直接面对现实，因此可以说思维方式是人类直面自然与社会的精神财富。因此,考究中西方在直面现实的情况下有怎样的异同，有助于我们取长补短。
一、中西思维方式相异之处
（一）面对自然
西方国家的自然更多是游牧自然状况和海洋自然状况，所以西方国家对于自然就形成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们的思维方式就是人一定要战胜天，否则就没有办法生存。于是形成了与命运抗争的思维，贝多芬交响乐中体现最多的就是与命运抗争，而同时奥斯卡金像奖获得者或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更多也是与命运抗争，他们非常赞赏这样的作品，比如说《老人与海》一书的主旨就是与命运抗争，虽然最后只收获了鱼骨架，但是获得了西方国家人们的认同。西方人认为全世界未来是无穷尽的，他们是从海走向洋、从自然的家园走向了更广阔的森林和草原，所以他们是无穷数概念，也就是自然数。并且不断有追问精神，连上帝都追问，比如说问上帝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那样的？所以追问精神是西方国家直面自然所产生的。
而中国是农耕社会，是大河文明，因此就没有那么强烈的人定胜天思想，更多是顺天、事天、应天。孔子是顺天，孟子是事天，荀子是应天，对比来看，中国与西方国家对待自然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没有那么一种“胜”的思想，而是顺、事、应的思想。我们听天由命，追求风调雨顺。由于我们是农耕社会，而农耕社会最大特点是一年四季非常清晰，春天下雨给我们提供了种粮食的机会，所以春夏秋冬表现为循环概念。小循环是一年四季，大循环就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人们发现洪水冲击之后的土地非常好种粮食，于是在河东修一道堤坝将洪水引到河西，人们在河东种粮食，三十年之后土地瘠薄了，于是我们又将河东的堤坝挖开，河西修一道堤坝，在河西种粮食，于是我们就有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中国对人的计数方法是60年为一甲子，顺其自然成为了中国最高的哲学思想。
西方国家发现中国顺天、事天、应天没有那么积极，但是按照现在人类发展，顺天、事天、应天思想反而是更高的一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这就是中西方对待自然的区别。
（二）面对社会
社会是由人构成的，西方社会由部落走向领地，领地之间又互相通过征战获得自己的一块城堡，城堡之间需要交流，于是他们由城堡走向联合，这就有了城邦。城邦更多是民族性的表现和市场性的萌芽。我们说城市城市，城就是城邦、市就是市场，城市是市场之间的交流，这里就走出了修昔底德悲哀。修昔底德认为，城市之间总是打来打去，最后两败俱伤，所以将城市构成联邦，大家共同组成市场，这样就可以走向社会。城市和市场以交易为主，交易时更多不是熟人，而是生人，所以就是陌生人多，构成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靠什么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对制度的追求。西方国家的制度，是随着市场、生人社会而形成的。而制度主要是面对交易，交易是互相之间的买卖，交易在西方是很幸福的事，因为在交易中可以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这令自己幸福，所以西方国家的幸福有一部分是来自市场交易。而市场交易是以我的权利和我的义务进行交换，所以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构成了民法为主的体系。从罗马开始，罗马共享了民法大体系，最后到拿破仑法典，以及现在西方国家一系列的制度，均与民法的完善和扩大有关。民法是神圣的，因为这是对西方国家《圣经》很重要的权威解读，《圣经》实际上就是两个约，一个是旧约，一个是新约。旧约是人与上帝的约定，上帝是永恒的，那么约定的神圣性就表现出来了。新约是人与上帝的儿子耶稣签约，耶稣死后复活，所以耶稣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永恒表现，永恒的东西就构成了西方国家制度的神圣性。
而中国社会一开始是以氏族形式出现的，最后走向分封，几个不同分封互相打仗，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家族分封，然后就有了家族之间的争斗，哪一个家族成功了就成了国，比如说刘邦和项羽打仗，刘邦是一个家族，项羽是一个家族，最后刘邦赢了，建立了汉朝，这就成为一个国。中国的国家，所以说是家国意识。家国中拥有资源的就是家长，家长分配资源，中国过去首先是将资源收集为一个家长控制，然后由家长分下去，所以中国长期是计划意识，计划是中国的传统，至上而下考虑安排有限的资源。在计划意识下，大家在各自分封的地块上各掌一块，所以这就是熟人社会，抬头不见低头见。熟人社会靠什么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脸面，脸是权力的象征，面是情感的标志，所以说这个人有脸，就是当了官，给我们家乡争脸了。如果没有当官，但是大家很认同他，德高望重，这个人就很有面子。中国很多东西都是靠脸和面决定，比如对错，受不起怎么来的？对，就是我们两个人的面子一样大就对得上，对得上是面子对了；而你的面子大、我的面子小，对不上，这就是错了。对错、受不起实际上就是面子引申过来的。中国人很喜欢类比，比如说杯子，我们马上就会类比为面子，所以跟对方碰杯的时候，大家都不需要教育，都会自然而然的知道碰杯一刹那要比对方的杯子低一些，表示对对方的尊重，看得起他的面子的意思。中国长期以来面对社会，得出了发自内心这样一种和血脉相连的东西。面子和脸都不能太大，如果你用看着大的脸来看我太小的脸，我就觉得我受不起，鲁迅先生《自嘲》中写道“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你没有这么大的脑袋就不要戴这么大的帽子，我们经常说受不起，就是太大的帽子给你了，你担当不起，这就是脸面。另外中国人对法律的认识是从稳定出发，所以我们比较注重刑法，刑法大家都不愿意触碰，因为脸面可以解决问题，一进刑法就丢脸，因为被告是很丢脸的事情，所以中国古语有道：“衙门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中国主要注重刑法，而不注重民法，而对刑法传统的看法是“惹不起躲得起。”
西方国家比较讲究社会本位，而中国比较讲究家庭本位。西方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雅典娜审判，神话中雅典娜是智慧女神，她判的典型案例是，儿子杀了母亲、妻子杀了丈夫，都是杀人，那么这两个人谁的罪更重？雅典娜认为，儿子杀母亲破坏了血缘关系，而妻子杀丈夫破坏的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应该高于血缘关系，所以认为妻子杀丈夫的罪更重，因此西方社会形成了社会本位的概念，炸毁了血缘关系这个堡垒，社会包括了家庭。西方国家更注重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这是手足情，所以非常讲究兄弟姐妹情。西方国家有一本很重要的著作名为《工作与时间》，这就是哥哥写给弟弟的，哥哥用自己的经验告诉弟弟，西方国家不是隔代人传授经验，更讲究同代人的博弈和交流。西方在孩子18岁之后，父母亲基本上就不给孩子们更多的指导，而是靠他们自己在市场上博弈交流。中国讲究父亲对下一代的关照，可能关照很久的时间。而西方国家对社会中兄弟姐妹的关系怎么处理？在一个平等的状况下讲究三权，这是来自自然神论。自然神论认为上帝创造了世界，他是全能全善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还有凶杀、战争和乞丐呢？于是他们追问上帝，如果这样的话上帝就不值得信任了。但是他们找到了一个解释，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是上帝将管理世界的任务交给了他所创造的人，人来管理世界，而人又没有这么多全能全善的智慧，所以人管理的社会很糟糕。但是上帝不放弃对人管理世界的指导，于是派了神父系统，通过教堂来保佑、指导人类管理社会，因此就形成了创造者、管理者和监督者的三权分立。西方国家在社会上所有的结构基本上都是三权分立，这就是从自然神论引出的，回答全能全善的结果，更表明三权分立是一种更高的智慧。西方国家比较讲究同时性，中国人招待客人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吃饭是AA制。即今天吃饭你出150元我出150元，是共时性均等。而中国是今天张三请李四吃饭，我花了150块钱，李四没有出钱，但是他记在心里，下次肯定要请张三吃饭，礼尚往来，而且为了不丢面子，如果张三请我的150，我不能低于150，所以请了180。下一次，张三想你请我180，朋友值得交，于是彼此请来请去，从第一次到最后一次两个人都差不多，这就是历时性均等。中国人婚丧嫁娶等等事宜，你请他、他请你，实际上这些都是记在心里的，如果这次你请了我，或者你这次随了份子，而我没有还的话这是没有脸见人的。西方国家的选举，是自下而上的，不是上面派人下来，而是大家共同去选一个人来管理，他们的权威来自于利益相关者进行选举，而不是决定任命。而中国仍没有炸毁家庭血缘关系的堡垒，所以中国一直还是形成了家庭本位。家庭本位有一个特点，家是血缘关系，庭是经济关系，经济关系更多是与社会交往有相关性，但是我们是由家来控制庭，遗产分配是按照血缘关系，男性均分，就是因为这个道理。为什么是均分呢？因为按照血缘关系，手心手背都是肉，所以3个儿子都一样多。但是均分制也是有问题，因为总是会出现富不过三代，因为家庭是经济关系，经济是规模化的，父亲生3个儿子，本来比较有规模的家产就被分得七零八落，这样再生产能力就不够了，第一代到第二代破坏了经济关系，第二代再到第三代又破坏，富不过三代就是因为这样。家庭本位对经济关系不那么有利，于是就有了一些改变，比如说意大利、日本，特别是日本这个东亚国家就有了长子继承制，只给老大，不给老二、老三了，所以日本又形成了长子权威，老大是最有权威的，一般按照生理学原理，老大的个子会比较矮，老二、老三的个子比较高，在日本经常发现矮矮的哥哥打高高的弟弟，而弟弟则不敢说话。和日本打仗，调查一下可以发现战死的日本人都是次郎、三郎、四郎，很少有太郎，因为太郎要在家里继承遗产，所以从中也可以看到影响的深远。
中国的血缘关系讲究差序格局，费孝通说得很有道理，就像一块石头打到水里形成波纹，最开始是血缘关系，然后是亲缘关系，再然后就是业缘关系，也就是工作关系，最后是友缘关系。中国的关系表面上都是人，但是找到内在核心的价值观就可以发现它是这样的，谁最为自己人揪心？血缘关系最揪心，就像豆腐掉在灰土里，打也打不得、骂也骂不得，血缘关系最难办，亲兄弟明算帐还可以，但是这是比较麻烦的。中国比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血缘关系更多是人与人，所以“仁”字是二加上单人旁，而“惭愧”两字，惭是对自己的一种检讨，愧是对别人的一种抱歉，比如愧对父老乡亲，而不是惭对父老乡亲。中国将人与人的关系，自己对自己的内心、自己对他人的关系进行这样的对照。社会解决问题，就希望上面派人来公平处理，希望有清官、希望有微服私访，中国很多传统戏剧都是微服私访、青天大老爷来解决问题。为什么信访还受这么多老百姓的欢迎？这是因为老百姓希望领导人从上面批个字下来。
（三）面对生活
面对衣食住行业学养，西方国家更多是从消费出发来获得自己的生活，所以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需要来消费一些东西，更多是生产消费品，所以对于生产和再生产非常重视。消费自己的资源不够的话，于是走向交换和互惠，所以就有了“禀赋优势”这个理念，我这个地方生产这个东西很有优势，他那个地方生产那个东西很有优势，于是进行交换，各得其所。交换的范围越宽，他们消费的能量就会越大，于是他们比较讲究生活半径，也就是生存空间。西方注重生活半径，为了扩大生活半径，开始发明了自行车，然后又发明了汽车、火车、远洋货轮等等，实际上这些发明都是应对消费理念、扩大生存半径的思想，所以有强大的动力，西方人到哪里都是扩大生存空间，这是好的方面；不好的就是通过战争了，比如希特勒就跟德国人说是为了获得生存空间而战争。
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理念就是知足理念。孔子说多子多福、强调知足常乐。知足理念就是对自己拥有的这一块地方要有知足之心，不要过多的强占别人，还要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知足就是守住自己这一块地方，中国人知足常乐，于是丰年就想到灾年，就有了储备；中国有代代相传的意识，父母总想给小孩储备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中国的存款意识非常强。而西方国家不同，西方国家是今天得到今天用。我们讲究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万事不求人，认为求人就不好，所以有一句话“别人求你你就是爹、你求别人你就是鳖”。中国生存讲究精细，不要浪费资源，所以在中国，论开源节流而言，更注重节流，而西方国家更注重开源。
（四）面对冲突
人类面对的冲突第一位是贫富差距，第二位是劳资关系。西方国家最早是从革命性思维的对抗性走向了机制性思维的协调性，面对冲突本来是两败俱伤的，但是西方走向了机制性思维。机制性思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措施，西方国家从3个方面入手：
一是从市场化与均衡入手。坚持市场化、强调竞争、强调大家进行交换，优胜劣汰，有竞争就会有动力，所以资本在这时就发挥了作用，获得更多的投资，又可以找到自己获利的方式，所以西方国家比较讲究竞争。这个街口有麦当劳，对面就肯定会有肯德基，有可口可乐就一定会有百事可乐，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获得各自的动力。但是竞争中又出现了贫富差距，这时就需要有均衡动力，他们通过宗教来实现社会均衡，宗教告诉大家如何做慈善事业，盖茨赚了很多钱，但是他又拿出很多钱做慈善事业，因此西方国家是市场化不丢，通过慈善实现均衡、对弱者进行扶持。还有就是通过税收制度，结社权、选举权等方式，收入高的人税收就高，采用累进税收，收入低的人基本上不交税。个体很弱小的话，就给予结社权，还给予弱小的人选举权，扩大选举权使大家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将劳资关系转变为劳社关系，即劳动者和社会的关系，以实现更多的均衡。同时西方国家自政而为改为自民而为，由情而定改为由法而定。这是西方国家面对冲突时的一个解决思路。
二是从效率与平等入手。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中国说的是效率与公平，这是对西方国家的文化不够了解，其实西方国家将效率和平等相对应，效率和公平不是一对关系。公平是效率的起点，只有公平了，尽其所能得其所得，大家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才有效率，吃大锅饭就是平等，平等是没有效率的。效率是通过公平的力量获得，而有了效率之后有些人的钱就多了，这时就需要通过对人格的平等追求，给人一些体面，所以从平等方面来讲，你有钱了，并不是说有钱就瞧不起没有钱的人，大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从平等入手，富人和穷人拥有同样的人格，有知识和没有知识的人都有同样的人格，而不是说我有知识我就瞧不起你。平等是人格的追求，这时管理者就提倡集体协商，从而使大家找到一个平衡机制，这就是著名的“拉弗曲线意识。”拉弗曲线是制度经济学最重要的思想，可以运用到很多地方，比如在税收方面，拉弗就告诉政府管理者，不收税对贫困者就没有钱补贴，但是如果税收太高，经营者就不想干活了，所以就有一个临界点。我们看这张图（见图1），利益公约数（加工型）。在一个单位里，如果想企业有活力，则需要职工在企业里的工资有增长，工资增长愿望是没有度的，而企业的活力是有限制的，怎么能够达到该目标呢？职工收入为0，企业活力也为0。如果给职工工资收入一个月1000元，通过图1就可以看到企业活力可以达到3。如果工资增长到2000元，企业活力可能达到6-7之间。如果是3000元，就可以达到8左右，这时是企业活力和职工工资比较好的状况。当然企业也可以给职工收入更高，给4000元，但是曲线就回来了，因为企业不可能再投入再生产，投资就没有活力了。如果给到5000元，企业活力就到了4。如果给到6000元，赚的钱全部用光了，没有钱购买原材料，职工也没有办法干活，于是又回到了0。西方国家非常讲究拉弗曲线，制度经济学应该说在这个方面是制约机制，既要有，也不能过分。这是西方国家发展的集体协商的理性过程。
图1
三是从极大极小值入手。西方国家是抓中间带两头，形成橄榄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比较稳定。理性是凉水泡茶慢慢浓，而不是急功近利，规划好了再去做，西方国家做一件事情花很长时间，慢慢做。最后是想构建成棋盘社会，棋盘的边线清楚，所以好邻居不如好篱笆，需要把边线搞清楚，棋盘也是有规则的，每一个棋子都有内在的价值，强调的是底线之上，规则之内，强调的是社会博弈。
再看中国传统，由于是自上而下的家国体制，所以比较习惯的是委派制、郡县制、科举制。更多容易划地为牢，很多安排容易以郡县范围为思考范围。同时采用科举制，通过学习中国的四书五经，学习一些经典，考试分数比较好就可以到上面为官，为郡县的领导人，以此调和矛盾。传统文化强调勤劳致富，强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贫富差距很大怎么办呢？中国就有人性回归之说，对弱者给予同情。
二、中西思维方式相同之处
（一）人生哲学
1、原根
王维说过“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四川都江堰的溪流旁边写了一个牌子“云根”，溪流是云的根，因为溪流汇集成小河、小河汇入大江、大江汇入大海，大海阳光一照就形成雾气，雾气最后形成了云，所以溪流是云的根。而西方国家，弗朗西斯科·培根就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恶行为祸更甚，因为它破坏了水源。为什么现在对法院特别重视？就是因为法院的判决是源头，如果一个人犯错、犯罪，这只是破坏了水的某一个地方，而并没有破坏水源。
2、义利观
《荀子·儒效》中有说，“君子无爵而贵，无禄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对义和利的理解：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西方国家认为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 is not free）。曾获诺贝尔奖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最为推崇的一句话是“没有免费的午餐”，意即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要想得到必须付出代价。这句话来自美国的谚语，有一个国王要学者告知确保人民幸福的永世法则，学者写了三大本书，国王认为太长了。于是学者简化为一本，国王还是不满意。最后学者归纳为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回国王认可了，因为这句话就是人民幸福的法则。
3、精神修为
中国讲士文化，所以《文中子中说·礼乐》中有说：“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君子可招不可诱，可弃不可慢。”西方讲英雄主义，fair play。足球赛中如果裁判有错判，我虽然得了发球权，但是会有意识的将球踢给对方，这样反而更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而不是趁人之危。再者,中国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还有是“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美言不信，信言不美。”西方认为鲁莽总是在谨慎的前头，最终落在谨慎的后头。丘吉尔在二战之后落选，他说自己终身的奋斗就是使英国人有罢免我的自由和权利。丘吉尔没有说英国人忘恩负义、卸磨杀驴。
4、境界追求
在中国，认为“中等教师叙述，好老师解释，优秀老师启迪。”境界就是一种启迪，屡战屡败令人沮丧，但是屡败屡战就是一种境界，坚韧不拔的精神就跃然纸上了。同样“是非来入耳，不听自然无”。西方认为：诗歌是精神的哲学，描述的是人心的活动。绘画是自然的科学，阐述运动对人心的影响。这是达芬奇所说的话。中国也有琴棋书画酒诗花这样的境界。
中国人讲究良知、若愚，同时非常讲究协调，比如说对联、诗歌等。我们非常讲究此在，子不语也是一种美，中国人讲羞涩最美，讲究人性，良心是最大的德。色香味，实际上也是讲吃东西的搭配。西方国家是程序追求，好像很笨，但是一步一个脚印，非常讲究结构美，埃菲尔铁塔虽然颜色不鲜艳，但是结构有力学的美，非常讲究外在无形之手的影响，讲究合理性，比如说什么东西要配比，比如吃东西要讲究卡路里是多少等。
5、生活意境
中国人是“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非常希望这样的生活，春游时大人和小孩，高台上唱歌，认为这样就是最好的景色。中国人也非常讲究“小桥流水人家”，也非常讲究“茶三、酒四、溜达二、独自悠然”。现在喝酒的状况是，感情深一口闷、只要感情深喝酒不怕打吊针，这样其实是不行的。中国人喝酒，其实最早是杨慎的境界，杨慎当过明朝宰相，后来辞官归故里。他写了一首词，“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喜相逢、浊酒、笑谈是喝酒的境界。溜达二是指两个人散步，中国人认为夫妻之间感情的最高境界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般在家庭里丈夫说话妻子听不要紧、妻子说话丈夫听不要紧，最怕是丈夫和妻子一起大声说话邻居听，这最要紧，因为这是吵架了。中国社会的夫妻关系是V型，开始夫妻之间交流很多，到后来慢慢七年之痒交流又不多了，然后又慢慢交流多了，最后又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独自悠然，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很喜欢“踏花归来马蹄香”，达到这样的生活意境。
西方国家注重自由人，选择的自由，我不在乎你的评价多么好，而在乎我内心的感受。西方国家比较讲究“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誓死捍卫你发表观点的权利”的意境。还讲究快乐的生活，喜欢讲情趣，比较喜欢讲个人生活空间、注重隐私，贴近自然，喜欢阳光、海滩、山林。
6、阶段意识
中国人讲“人之初性本善”、“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认可“有人漏夜赶考场，有人辞官归故里”。一个人从山上走下来，别人问你爬上了山还走下来干什么，他说我爬上山是因为我有下山的权利。上山我们要努力，下山我们也认可，所以也认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也经常会讲“人走茶凉”，人走了茶还不凉这除非是神仙了。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老人要心力服从体力，老人闯过73、溜过84、活到99，就是说73岁要闯过去，因为生命有你这样的能量。到了八十多岁就要溜过去了，有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同志得了肺癌，医生说赶快开刀，避免癌细胞扩散，但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打麻醉药后，在打针的地方肿起一大块，麻醉药没有流动，麻醉药这么有渗透力的都流不动，癌细胞在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还能走多远？这个时候对老人的病就要溜过去。溜过去之后，有了比较好的生活态度，就可以活到99。老人要活到99需要注意4个字：腿、嘴、队、水。腿就是多走一走；嘴就是吃东西要注意一些，嘴巴还要多说，老人要多说话、要唠叨；队就是多参加一些活动，不要总是呆在家里，到外面多和老朋友交流；老人还要多喝水。这些都是阶段性的要求。
西方人也是一样，瓦拉说人之初，性本洁，皮特拉克说“你可以超过老人的体力，但你无法超过老人的智力，死得及时是慰藉，何必惆怅。死得正当是义举，无须勉强。”“Step by step，No pains nogains，There is no short cut。”步要一步步走，没有付出也就没有收获，也没有捷径，要想走捷径只是偶然不能持久。黑格尔的体会：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感悟，不同年龄的人是不同的，只有过来人才会己所之欲，慎施于人。实际上就是尊重，我们的家庭教育也应该如此。
7、底层意识
中国的《清·唐甄》有说：“入其茅屋，抚其妇子，民不以为官，无隐不知。”西方运用大数据，比如说买尿布的多是年轻爸爸，所以将尿布和啤酒放在一起，这就是通过大数据统计出来的。爱德华是英国王子，二战时到基层访问，非常尊重老百姓，老百姓看到王子来了不愿意开门，爱德华没有生气，而是说“风能进雨能进，国王未经许可不能进”，可见百姓有自己的自主权。
（二）政治经济学
1、消费观
中国认为亲兄弟明算账，而西方认为好邻居不如好篱笆。中西方在消费观念上其实都讲究账目分明。西方国家强调汉德公式“D<P*L”，D是成本，P是期望，L是损失，成本小于期望与损失的积。不能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样的事不能干，孔子就认为赤手空拳和老虎打架、跳进湍急的河流这都不是好事，因为成本太高。
2、公平观
中国的《史记·商君列传》一书认为公平是“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要想公道打个颠倒，也就是反过来看。在中国古代，公平就是“不偏袒”，否则过犹不及。英语中公平是“fairness”，公平是工具性的评价。西方国家认为的公平是尽其所能，得其所得。
3、经济观
中国经济是达三江通四海，强调货币的流通，如山西票号。西方讲禀赋资源流通，生产的东西能够卖掉。有效需求就是生产的东西能够满足别人的需求，而且买得起、卖得掉。布雷顿森林体系构成了西方国家以美元为核心的世界统治地位，美元成为交换货币、储蓄货币以及评价货币。
参考文献：
[1][英]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M]．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2][德]莱布尼茨．人类理智新论[M]．陈修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3][英]乔治·弗兰克尔．文明：乌托邦与悲剧[M]．褚振飞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4][德]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M]．孙少伟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
[5][法]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M]．莫伟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6][法]让-雅克·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高煜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7][古罗马]西塞罗．论神性[M]．石敏敏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8][英]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张守东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9][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