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说“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的人，这次可以闭嘴了！
人言栗里是吾家，问信东皋事已讹
——王冕隐居九里的归属问题兼与程杰先生商榷
作者：弘虫
提示：全文约10000余字，阅读大约需要半个小时。不关心此话题或对文言文感到头疼的请略过。
王冕晚年隐居九里，这个“九里”，到底在绍兴城南？还是诸暨枫桥？因为没有确凿的文字记载，历来争论不休，似乎成了历史之迷。但是，建立在通读、读通王冕诗文集《竹斋集》的基础上，解开这个谜团似乎也并不十分困难。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程杰先生在《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考》一文，文中用了数个貌似新鲜、实是误读的证据，得出了一个于情于理都无法说通的观点。但这个歪曲的观点，为害不小，尤其是在浅阅读盛行的当下，颇迎合某些试图标新立异的文化人的认同和喝采。笔者此前只是道听途说，后来在阅读《竹斋集》时特意留了个心眼，读完了《竹斋集》，再来读《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考》，便有了以下这些不得不说的闲话，既是一种还原，也是一种探讨。
一、关于“会稽”
顾嗣立《煮石山农王冕》中有一句：“冕觉后亟归，隐会稽之九里山，自号'煮石山农’。”其中“会稽之九里山”一说，成为“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的一个依据。程杰先生不主张将“会稽山”理解成泛指的“会稽郡”，但事实上，这个“会稽”实实在在地被泛指了，只是我们未必掌握元人在籍贯称呼上的习惯而已。
（略去1200字）
既然如此，则王冕儿子王周后来“占籍会稽”一说，也并非指在会稽县入籍上报户口，而是指王周后来也像父亲王冕一样，成了绍兴城里人。程杰先生局限于字面意思，将王周“占籍会籍”与死后葬“乡香炉山之原”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王冕一定是隐居在绍兴城南九里的结论。“占籍会稽”已经曲解了，又将“乡香炉山”搬到了今绍兴香炉峰所在地，这是再次曲解。按照程杰先生的观点，王周的安葬地应该说成“会稽县香炉山之原”，可《故山樵王先生行状》为什么说成“卜地乡香炉山之原”呢？此“乡”又是什么乡？因此，将“乡香炉山”理解成今绍兴香炉山（只有“香炉峰”一说，没有“香炉山”一说），实在是没有根据的臆想（除非有王周的墓地来证明）。笔者以为，“乡香炉山”也不过是枫桥境内早已消失了地名的一座普通的山头而已。
二、关于“若耶溪”“若耶山”
若耶溪，今名平水江，发源于会稽县南四十里若耶山，自平水镇而北，会三十六溪之水，流入鉴湖。程杰先生说王冕隐居绍兴城南，若耶溪是一个依据。依据之一是王冕同时代人顾瑛的《草堂雅集》诗卷里曾提及王冕“隐居若耶山中”。依据之二是王冕的朋友丁复（字仲容，天台人）曾在王冕的画上题诗，说王冕是在若耶溪一带买宅植梅。丁复的题画诗全引如下：“三年不见王徵士，一见梅花如见人。风姿山阴频梦夜，雪晴江山又逢春。毫端只作寻常写，意度真同造化新。闻道耶溪新买宅，想栽千树作比邻。”
程杰先生认为，“若耶溪、若耶山都应是一个泛称，指绍兴城东南的会稽山一带”。这说法当然准确。但是，笔者以为，这里有个时间混淆问题。丁复和顾瑛所说的王冕隐居若耶溪、若耶山，发生在王冕49岁时。而王冕真正隐居则发生在王冕62岁以后。
丁复（居南京）的题诗，误将王冕的“租屋”说成了“买宅”，真实情况是：1335年王冕（49岁）将母亲妻儿接到了绍兴同住，并在蕺山下租了两间草屋（王冕在诗中也称“草堂”），而1336年（50岁）王冕于秋后第一次远行（见骆焉名《王冕年谱》），他在苏州逗留了一段时间，“会吴人雅闻君名，及见所写梅花、竹石，士大夫奔走造请，缣素山积”（张辰《王冕传》）。也就是说，王冕于租居蕺山脚下的第二年，他在远游地曾到过昆山，参加了昆山由顾瑛倡导的玉山雅集。丁复诗中所谓的“闻道耶溪新买宅，想栽千树作比邻”，就是根据王冕的租屋一事而导致误听误写。但这件事与王冕晚年的隐居完全是两码事。
说丁复是“王冕的友人”也有点勉强，因为丁复仅仅是在玉山雅集上看到王冕的画作了一首题画诗而已，题诗时王冕并不在场，否则就不会有“三年不见王徵士，一见梅花如见人”的诗句了。丁复也是顾瑛玉山雅集的常客，他在王冕离开之后来到玉山，他在雅集上欣赏到了王冕的画，又听到了顾瑛对王冕最新情况的介绍，遂在王冕的画上题写了上述诗句。
王冕1336年的远行，当然会碰到雅集主人顾瑛。或许，正是在玉山雅集上，王冕介绍了自己刚在蕺山脚下定居，并打算在屋边植树千株的想法，或许，王冕当时确实有在蕺山下隐居的计划，但这个计划后来被他母亲“归故里”的愿望打破了。王冕在向顾瑛介绍自己草堂的时候，当然会说草屋处于若耶溪边，且离若耶山不远，顾瑛后来在编《草堂雅集》时，并没有考证王冕真实的生活情况，就采信了初见王冕时的王冕的自我介绍，笼统地将王冕说成“隐居若耶山中”。
“闻道耶溪新买宅，想载千树作比邻”，一个“闻”，一个“想”，说明丁复确是道听途说，所记录的只是王冕准备隐居的设想，而不是王冕已经隐居的现实。王冕真正隐居是在第二次北游归来之后。王冕第二次北游在1347年，回来时是1348年，他说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此年下半年（时62岁）“去城悬九里”。
其实若耶溪和若耶山就出现在王冕的诗作中。王冕生活在绍兴期间，就曾有过坐“浮萍轩子”游历周边景点的生活经历，若耶山和若耶溪就在他的游历范围内。《竹斋集》中有三首诗提到了这两个地名：
《寄太素高士》：“我昔扁舟上耶溪，寻君直过丹井西。长松月冷啼子规，春风满地芳草齐。楼殿玲珑金碧涌，钟声不出松云重。老猿掬涧山影乱，翠禽啄露岩花动。此时相见不作难，握手笑上松花坛。坛下十万青琅轩，空阴漠漠常风寒。我对青山论今古，青山茫茫无一语。知其与我忘尔汝，石瓢酌我云根乳。冷然使我肝胆清，飘裾欲度浮云轻。千峰回影陷落日，万壑欲尽松风声。回首溪山忽成别，几见江梅飞白雪。洞庭湖上听夜雨，仲宣楼头望明月。茕茕对景伤古情，寸心欲吐书难凭。何当相晤一抵掌？与君细看真兰亭。”
《寄昱东明》：“浮清阁上山如簇，浮清阁下泉如玉。浮清主人瘦如竹，襟怀卓荦无点俗。相逢一笑不话禅，自道住山三十年。石杯酌茗搜我枯，石床扫苔留我眠。云深不听鸡戒晓，山风落涧松花老。归来耕田忘岁时，池塘几度生青草。君闲一尺素，我老双鲤鱼。共此片月光，各在天一隅。昨夜扁舟欲飞去，雪云冻隔耶溪路。千岩万壑不可寻，梦魂空绕长松树。”
《云门山图》：“十年不到云门寺，忽见若耶溪上山。落叶不随流水去，长松只在白云间。当年王谢已寂寞，终古林泉更往还。所喜二灵多道气，扶藜时复叩紫关。”
尽管这几首诗的写作不详，但它们并不构成“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的证据。如果它们写于王冕隐居之前（从下文第四部分关于“鉴湖”的论述来分析，则可判断为王冕在绍兴期间的“自放鉴湖之曲”），那么若耶溪与若耶山只是王冕曾经的游历之地。如果它们写于王冕隐居之后（与王冕在九里山中所作的诗比较，风格迥异），那么更加说明它们已经成为王冕的人生回忆。若耶山与若耶溪，与王冕晚年的隐居地真的没有丝毫关系。
三、关于“谢墅”和“禹穴”
程杰先生推论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还有一个所谓的“铁证”是王冕的另一首诗。这是《山中杂兴二十首》中第十四首，全诗引用如下：
“沟塍通谢墅，禹穴近龙宫。两水沿平地，诸山在下风。烟霞时出没，日月互西东。闲看桃源记，吾将此意同。”
持“王冕隐居地在绍兴城南九里”的，其实都是误读了这首诗。导致他们误读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首诗和王冕写于九里的诗集合在一起，且冠以《山中杂兴》，便想当然地认为这是王冕在隐居地九里所作。二是此诗中“两水沿平地”与《山中杂兴》第一首开头的“去城悬九里，隔地出双溪”貌似相像。
其实只要仔细阅读这首诗，就不难发现，这不过是王冕的一首记游诗，是王冕站在大禹陵所在的会稽山脉的山顶（如香炉峰，如若耶山山顶），看到了山脚下的沟塍纵横延伸，且确实连接到了谢墅，看到了大禹陵的禹穴，想象着它确实可以接近龙宫。然后，王冕又看到了山脚下的两条河，还看到了“诸山在下风”这个“一览众山小”的场面。正因为地处山顶，所以烟霞时时出没，有日升日落，有月隐月现。王冕在此处还曾留宿，闲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并萌生出“吾将此意同”的感叹，一个“将”字，说明王冕此时还没有隐居到九里。
笔者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竹斋集》是王冕后人编的，“山中杂兴”的诗题，疑似编者所加，将王冕有关山中的记游诗也全部录入其中。故“山中杂兴”不能局限地理解成是“九里山中的杂兴”，“山中杂兴”既有写于九里山的诗，也夹杂了这首提到谢墅和禹穴的诗。这如同《竹斋集》中王冕的梅花诗，虽题曰“墨梅”或“清梅”，但收集的则既也有写于西湖的梅诗，也有写于九里的梅诗，还有写于水南村的梅诗。
《竹斋集》中明确标明写于九里山中的诗有《九里山中》（三首）、《丁酉岁元日九里山中》，但这些诗中所反映的就完全不同于《山中杂兴》第十四首。
“禹穴”是王冕隐居前关注的一个地方，除了上述“禹穴近龙宫”一诗外，《竹斋集》中提到大禹的禹穴的诗还有三处：
《送元本忠北上》：“……金策飞来镜湖月，大禹山前看禹穴。……”（王冕《山中杂兴》第十四首所记的内容就在这里体现了）
《素梅》（五十八首）其七：“罗浮月白海无尘，玉树琼林处处春。半夜禹陵风雨作，屋梁飞动欲生鳞。”（说明王冕确实在山顶留宿了）
《漫兴十九首》其一：“……九州多禹迹，何日与君评？”
但这些均是王冕隐居之前的诗作，与上述王冕写若耶山若耶溪的诗可一并考察阅读。如果我们认同“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的观点成立，那么为什么除了上述四首诗作提到大禹和禹穴之外，王冕在隐居绍兴城南九里后，反而对于朝夕相处的古迹和美景反而只字不提了呢？当然还包括若耶山与若耶溪。
四、关于“自放鉴湖之曲”
朱彝尊《王冕传》：“携妻孥隐会稽之九里山，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
张辰《王冕传》：“于是入九里山，买地一区，筑室读书其中。服古服冠服，制小舟，名之曰'浮萍轩’，放桨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
徐显《王冕传》：“于是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轩’，自放于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
顾嗣立《元诗选·二集·竹斋集》：“冕觉后亟归，隐会稽之九里山，自号'煮石山农’。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
以上王冕“自放鉴湖之曲”的记载，成为“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的又一个“证据”。 这些记载均为相互转抄，笔者以为张辰的传记较可采信（程杰先生说徐显是诸暨人，是不正确的）。但即使采信张辰的记载，也不要一唯地迷信，因为古人也难免会有笔误。
不熟悉王冕生活经历的人，当然会被其中的“自放鉴湖之曲”所迷惑，认为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无疑。其实，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传记中的这段话。如果按顺序一字一字地理解，则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可信，但偏偏张辰的这段话是不能按照字面顺序来理解的，否则就会望文生义，将王冕的生活经历彻底给颠倒搞乱了。
王冕的生活经历表明，“命其居曰'竹斋’，题其舟曰'浮萍轩’，自放鉴湖之曲”，均发生于王冕“携妻孥隐会稽之九里山”之前，而绝不是王冕隐居后的行为。而且，这里“命其居曰'竹斋’”和“题其舟曰'浮萍轩’”又是两个时段的事。
先说“竹斋”。竹斋是王冕的读书之所，在王冕的故乡水南村。王冕的老师韩性曾为王冕写过一篇《竹斋记》，文中说：
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元章出画卷示余，苍巘断桥，中无杂木，茅屋十数楹，蔽著篁竹间，指曰：“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元章斋居，求志业日益就。使过其处者相语曰：“是竹斋者，王元章读书之所也。”
韩性卒于1341年，而王冕隐居于1348年。“命其居曰'竹斋’”发生在韩性在世时，与王冕隐居无关。事实上，王冕隐居后再也没有提及竹斋，而是以“茅屋”“草堂”“草庐”自称自己的处所。“竹斋”成为后人用来作为王冕的诗集，但《竹斋集》的诗文中，王冕并没有出现“竹斋”的字样。
再说“浮萍轩”。这是王冕对绍兴水乡小船的一个称呼（也有学者将此误读成书斋名），但并不是王冕隐居后的交通工具。这里有必要说一说王冕居住在绍兴期间的一段生活，否则就无法解开其中的谜团了。
王冕十五岁从师韩性，六十二岁隐居九里，除了前后两次远游，王冕在绍兴生活了大约45年时间。前已提及，元代时绍兴府治设在山阴县，故王冕生活期间就在山阴。王冕有多首诗提到自己的这段异乡生活。如：
《柯博士竹图》：“先生原是丹丘仙，迎风一笑春翩翩。琅玕满腹造化足，须臾笔底开渭川。我家只在山阴曲，修竹森森照溪绿。只今榛莽暗荒烟，梦想清风到茅屋。今朝看画心茫茫，坐久不觉生清凉。夜深明月入高堂，吹箫唤来双凤凰。”至顺元年（1330）柯九思赠墨竹图，王冕以诗回赠。时年柯九思四十一岁，新任奎章阁学士院鉴书博士。“作墨竹图多幅，虞集、甘立、张雨、王冕等各为题诗。”（宗典《柯九思史料》）王冕诗中提到自己住在“山阴曲”，即是指住在绍兴一处偏僻的地方，根据徐显《王冕传》的说法，则是“依浮屠庑下教授弟子。倚壁庋土釜，炊以为养”。
王冕居住“山阴曲”，在另两首诗中也有提及，而王冕之所以说自己居“山阴曲”，是因为他的家就安置就在山阴县：
《水竹居》：“小桥流水路萦纡，竹里茅茨是隐居。慷慨不同时俗辈，清高多读古人书。好山入屋情无限，明月穿帘兴有余。我亦山阴旧溪曲，一庭潇洒正相如。”
《扬州成元章居竹轩》：“老夫住近山阴曲，万竹中间一草堂。开径不曾防俗客，读书恰是得清凉。好风时时动环佩，明月翩翩来凤凰。正与诸君轩子近，可能携酒共徜徉？”
这里的真实由来是：惠宗至元一年（1335），王冕儿子王周（字师文）出生，且其父亲于此前去世，王冕就把母亲妻儿接到了绍兴，并在绍兴蕺山下租了两间草屋。“时冕父已卒，即迎母入粤城就养。”（宋濂《王冕传》）王冕于1336年写的《谢曹隐君惠扇歌》诗一开头就这么写道：“去年僦屋在山脚，草居两间如蛎壳。”
正是因为在水乡生活，所以舟船成为必需的交通工具。他在《寄存道崔隐君》中这样写道：“有怀中默默，舒啸独登楼。月色不知夜，江声欲动秋。寄书空惹恨，看剑若为羞。何日乘清兴？山阴棹雪舟。”这里将船说成“雪舟”，王冕邀请崔存道来绍兴与自己一起划舟游赏。
因为王冕将家安置在绍兴，所以他北游期间写怀念家乡时，不是忆诸暨，而是忆山阴，因为诸暨没有他的家人。如《竹图》：“楚地秋风劲，湘江夜雨深。不看双凤舞，恰听老龙吟。正直崇高节，岁寒同我心。悠悠向京国，转转忆山阴。”
弄清了这一点，那么，作为“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说的另一个证据——《山阴水村二首》，也就可想而知，是被人误读了。这里的山阴水村，正是王冕居住在蕺山脚下期间泛舟所见到的绍兴水乡的生活情景，是他“自放鉴湖之曲”的所见所闻。且看其诗：
其一：“有水无行路，人家个个幽。青山开障远，碧树入村稠。纵是比邻屋，相过亦用舟。我来潇洒甚，处处见沙鸥。”
其二：“草阁凭江置，江深入夏寒。看山诗思远，对客酒杯宽。风景虽然别，行藏尽自安。浮萍轩子好，来往任盘桓。”
王冕隐居九里山中，其隐居环境是“柴门本自无车马，昏晓时闻响玉轲”“荒苔丛蓧路萦回，绕涧新栽百树梅”“道路何艰阻，山林似太平”，完全是另一种与水乡截然不同的山乡生活场景，怎么可以将水乡张冠李戴到山村呢？王冕另有一首诗题为《写怀》，这样写道：“去载情无赖，今年兴颇幽。自居茅草屋，不想木兰舟。膏土栽黄独，开渠引碧流。溪翁来往熟，相帅看沙鸥。”自从隐居九里后，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王冕的乐趣不再是自放鉴湖之曲，不再想原来在绍兴生活期间的木兰舟，而是开荒种植，挖掘渠道，引水灌溉，并与溪翁一起来往，坐在一起看看沙鸥。
还有一点需要补充说明，就算王冕“自放鉴湖之曲”是真的，但若有“好事者多载酒从之”，那么王冕便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在呼朋引伴了，与其隐居生活格格不入。张辰笔下有这一句，朱彝尊转抄时没有这一句了，宋濂笔下则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记录。张辰虽是王冕同乡，但张辰混淆王冕定居山阴与隐居九里的前后关系，却是确凿无疑的。或者，是张辰在文字结构上的一个小小疏忽，才导致了以讹传讹，最终使得王冕的隐居地成为一个谜。
五、关于“去城悬九里”
王冕《山中杂兴二十首》其一：“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傍水编茅屋，移花近药畦。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利路何须问，闲身尽可栖。”这无疑是他移家九里的真实描写。但是，对于首句“去城悬九里”一句的误读，是导致出现“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论断的又一个因素。
其实，“去城悬九里”，并非王冕隐居地“去城大约九里”。如此理解，则与王冕隐居完全格格不入。王冕隐居无疑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诚如王冕《归家》诗中所说的“我母本强健，今年说眼昏”，因为母亲要回老家，王冕便陪同她回到了枫桥，在家乡为母亲颐养天年。二是顾嗣立所谓的“冕工于画梅，以胭脂作没骨体。燕京贵人争求画，乃以一幅张壁间，题诗其上曰：'疏花个个团冰玉，羌笛吹他不下来。’或以为刺时，欲执之。冕觉后亟归，隐会稽之九里山”，也就是说王冕隐居有避杀身之祸的考虑。三是《明史·王冕传》所谓的“既归，每大言天下将乱，携妻孥隐九里山”，也就是说王冕隐居是为了躲避天下大乱。因此，于情也好，于理也罢，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王冕都不可能选择在绍兴城南九里。而且，如果王冕若果真这么做，那么他既不孝又不智了，他故意隐瞒眼昏的母亲，将绍兴九里骗作故乡枫桥，他的孝心就一钱不值；城南九里离绍兴城这么近，与他原本居住的蕺山脚下有何实质性区别？前已提到，大禹陵所在一带元代已游人如织。
“去城悬九里”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去，离开；悬，悬挂、吊挂，系连、关连。注意，是“悬”而不是“远”。如果将“去”理解为“距离”，则“悬”再作“距离远”解，便重复累赘了。故“去城悬九里”应该解释为：离开绍兴城，悬挂在九里。这句诗跟后三句“夹地出双溪”“傍水编茅屋“移花近药畦”的句式一样，“去”“夹”“傍”“移”都是动词，“悬”“出”“编”“近”都是动词。将家悬挂在九里，听上去有些生硬，但用一句“倦鸟归林”来解释，就简单明了了，也符合归隐的意思。
“去城悬九里”绝不是“去城远九里”。在《竹斋集》中，“悬”“远”分得很清楚，且王冕多次用到“悬”词，如“簇簇楼台悬日月”“紫髯老将悬清梦”“树影悬空动羽旗”“楼阁高悬白玉京”“老我萧萧白发悬”“灯焰悬空壁”“相忆悬清梦”“破衣悬软毛”“破屋悬寒雨”“孤灯悬古壁”“游丝悬落日”“白发悬明镜”“愁悬处处肠”“方广石梁悬断岸”“昨夜灯花悬紫粟”“夜看素月悬中天”等等。《山中杂兴》诗第十八：“卜宅近山阿，紫门障薜萝。风清闻鹤唳，日暖听樵歌。密树悬青岛，平田浸白波。树船乘暮景，来往急如梭。”其中的“密树悬青岛”，与篇首的“去城悬九里”，可以互证，“悬”也可引申为生长、生活、停憩。
“去城悬九里”，其顺序应该是：去城——归家——悬九里。也就是说，他离开绍兴后，先是回到枫桥水南村，然后再寻找隐居地，将伊吕之志彻底抛弃，在九里山中做一只归林休憩的倦鸟。
六、关于“归来”
归来，在陶渊明笔下叫“归去来兮”。王冕晚年就是以陶渊明为榜样，也来了一个“归去来兮”，并将生命寄托在荒芜偏僻的九里山中。既然“归来”了，王冕何必再将家往绍兴城里靠近呢？
王冕归故里的理由：
《怀乡》：“关西吾故里，八代不能归。坟墓今何在？门闾故已非。清秋愁燕去，残日望云飞。岂是桃源客？虚无与世违。”这是对先祖关西故里的怀想，从中可以看出，王冕对于故园，对于坟墓，对于门闾，是非常在意的一件事情。
《示师文二首》其二：“怅望倚门久，月光清满天。念家情切切，为客鬓娟娟。细草荒山径，游云过石田。安能携尔辈？饱饭老林泉。”这是王冕在绍兴生活期间写给儿子的一首诗，诗中可以看出,王冕其实早就有携妻孥隐居林泉的设想。
《感怀十首》其七：“浮生失故业，穷岁无宁居。朝行汧陇间，暮止沧海隅。凄其风雨交，饥寒呆泥涂。寥寥太古怀，目击谁与俱？齐君不好瑟，嬴氏不爱儒。举世媚同尘，出类为疏迂。何如归去来？且作耕田夫。”在王冕看来，绍兴的生活并非“宁居”，他虽抱有济世之才，却遭遇了不好的时代，被人视作迂腐，所以游历归来他就有了“归去来兮”的人生理想，决定做一个“耕田夫”，事实上后来他说到做到，真的做了“煮石山农”。
《对菊》：“世路多诘屈，吾行已悠悠。陶公归去来，此志良可求。开怀对黄花，万事一笑休。……”此诗所表达的意思仍然一样，感叹人生道路曲折，自己已喜欢上了悠闲自适的生活，所以要追求陶渊明“归去来兮”的隐士之志。
《归家》：“我母本强健，今年说眼昏。顾怜为客子，尤喜读书孙。事业新灯火，桑麻旧里村。太平风俗美，不用闭柴门。”母亲年迈，想念着要回老家，要叶落归根，这是王冕“去城悬九里”的直接动因，诗题为“归家”，诗中所写的则是归来后在老家体会到的“不用闭柴门”的太平风俗。
王冕归故里的感受：
《归来》：“头白归来惊面生，东家西家知我名。友朋投老渐凋落，儿女向年俱长成。野梅花开尚古色，山风吹雨堕寒声。最喜溪翁会真率，浊酒过墙香满罂。”阔别故乡四十五年，曾经的梅花都长得像野梅一样了。笔者在阅读《竹斋集》时，发现一个细节：王冕居住在“山阴曲”时所写的江南水乡的诗作里，多有竹的描写，而鲜有梅花出现，而归来之后，梅花即成为其诗作的一个主题。
《归来三首》其一：“归来人境异，故里是他乡。坐阅红尘过，愁多白发长。关山云渺渺，江汉水茫茫。世事何多感？凭高又夕阳。”其二：“某水某丘在，杖藜随处行。穷幽那适兴，岂是未忘情？契彼渔樵乐，于吾势利轻。云根老梅树，花发最分明。”其三：“小斋尘不到，寂寞野人家。下榻来风韵，看书度岁华。已忘巫峡月，空惜武陵花。欲问并州信，故人天一涯。”因为离别故乡太久，晚年重返故里反而有了“人境异”的感觉，故乡突然变得陌生，故有“故里是他乡”的错觉。但是，故乡的山山水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所以他柱着手杖行走，还认得某水某丘。故乡水南村曾经有他的“竹斋”，只是眼前的故里越来越荒凉寂寞了。
王冕移家九里的原因：
王冕在三十岁左右曾写过一首《自感》长诗，回顾了自己三十年来的人生经历，其中写道到：“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寸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一方面是因为老家水南村田地不足，一方面是因为世俗的眼光未必善待游子，所以他要移家到另一个既有田地可以耕种、又能避开闲言碎语、还能孝养老母的地方，这才“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徐显《稗史集传》）的决策，但是，此九里必在枫桥境内，而不可能在绍兴城南。
王冕还写过一篇劝人归隐的诗《招隐卷》：“寄尔太冲招隐篇，归来不用买山钱。青云绕屋树如盖，红雾隔堤花满川。既有向时潜子兴，不妨今日米家船。老夫湖海亦觉倦，也欲枕书林下眠。”此诗当作于绍兴，他劝朋友也要像陶渊明一样，不妨回来，在水乡隐居。同时提到自己湖海亦觉倦，也想找个山头隐居起来。不过，王冕后来移家九里山，还是得拿出一笔“买山钱”。
王冕其它的“归来”诗：
《山中杂兴》其六：“漂泊殊无定，归来得暂安。不嫌知己少，似觉傍人难。梅屋春风细，松窗夜月寒。交游成契闊，重检旧书看。”其十一：“细注归田录，重修种树书。自知身是客，不叹食无鱼。石屋春云重，紫床夜月虚。萧条空四壁，谁问马相如？”其十二：“眺望春光远，登临夕照微。野云平细垒，山鸟怪儒衣。触处无高下，何劳论是非？寄言彭泽宰，出仕不如归。”这三首诗中，均提到了“归来”：第一首写归来获得了身心的安定，虽然知己越来越少，但自己从此不必再依傍他人；第二首写归来后重读《归田录》，人活世上不过是一个匆匆过客，日子虽然艰苦，但身心是自由的；第三首写美景，劝彭泽宰不如去官归来，因为远离官场，不必再计较地位高下，不必争论孰是孰非。
《有感》：“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研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囊中蝌蚪二百年，大经大法垂幽玄。他人不知我自怜，落花春暮啼杜鹃。杜鹃啼苦山竹裂，锦官宫殿烟霏灭。人间百鸟无处栖，青蝇贝锦成行列。北望茫茫莎草黄，葱河五月天雨霜。岐阳不见真凤凰，山鸡野鹜争文章。江南古客苦无计，却向水中搴薜荔。沙鸥梦老苹雨残，湿云不动天如醉。回观蓬莱十二楼，我曾读书楼上头。楼前平碧千顷秋，白露暗洗芙蓉愁。岁寒归来有谁在？青松是兄梅是弟。山中巢许不可寻，却对老嵇食石髓。”王冕自称“江南古客”，靠绘画买山租田。九里山并非好山好水，但“青松是兄梅是弟”。日子虽然艰苦，但没有食物的时候还可以去湖中（九里山下曾是旧泌湖所在）捞取木莲充饥。虽然山上找不到巢父和许由这样的隐逸之士，但也能在山上找到可以充饥的石钟乳。面对泌湖的水面，王冕还想到了曾经游历过的蓬莱十二楼。看得出，归来之后，王冕的日子一度很窘迫，这与原先在绍兴“自放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的画面。
七、关于“九里山中”
（文字略）
王冕在《偶成七首》的一首诗中曾经这样写道：“人言栗里是吾家，问信东皋事已讹。”意思是，人们都说栗里（今栎桥）是我的家乡，但如果你们去东边的村子里打听我家，那就大错特错了。用这句话来形容王冕去城归来悬九里，也一样贴切。他明明是顺从母亲的愿望回归故里，明明是为了实现陶渊明式的归去来兮之志，明明是为了给妻孥寻找一个可以“饱饭老林泉”之地，自绍兴归来后即在枫桥一个叫九里的地方隐居，但是后人非要去“绍兴城南九里”问信他的隐居地，这岂不是大错特错的荒唐事吗？！
END
风雅枫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