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眼中的帝国兴衰（二）——乱世
小炒注：“其实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会从中看到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温家宝
从王莽篡汉、东汉虚弱到南朝灭亡，集权财政制度在与世家大族的对抗中，节节败退，国家纷争不断，形成乱世。
为便于阅读，我将第二周期分成上下两篇。上篇写秦汉，制度的成长及衰退；本篇写东汉至南朝，制度的衰退至死亡。
当官僚集团与地主阶级结合时，此类家庭只要再把学业世袭了，世家大族成长的土壤已经成熟了。世家大族出生于西汉末期，在东汉蓬勃发展，消失于唐中期。<关于世家大族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我会单独开一篇>
到了西汉末年，慢慢产生了一个固定阶级。一是因为当时书籍不普及，竹简可不便宜；二是因为书籍不好流通。因此，拥有良好物质条件的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只要把学业世袭了，在政治上的特权也就变相世袭了，那么经济特权也就顺理成章了。
东汉建立时，基本完整继承了西汉末年的社会结构。东汉对太学进行了扩建，随着学问的代代相传，名门望族逐渐形成。
黄巾之乱后，中央政府名存实亡，平民失去保护，纷纷依附到世家大族寻求保护，通过契约把自己从国家公民变成了门第私户。据记载，当时佃农的田租额达到了60-80%。世家大族实力逐渐强大，而国家财费无着。
于是，国家与社会中间隔着一条鸿沟，政府并不建立在公民的拥护上，反而依靠世家。这一情形，极像西欧史上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后的情况。
讲完了世族，接下来我们看看，东汉至南朝的国家财政，在世家大族的压制下，是如何艰难腾挪的。
公元8年，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实行加强中央集权的改革，但政策完全无法推行，新朝急速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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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官僚集团和地主阶级的发展造成中央控制力下降。王莽篡汉后，试图恢复中央权威，回到儒家所向往的周代。
1、全面恢复周代的土地国有制。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土地一律不得买卖。以此打破地主垄断和土地分配不均，增加中央政府对农业税的控制力。由于抵制强烈，王莽有所妥协，允许土地自由买卖，但土地改革也只坚持了4年。
2、设置五均六筦。全面恢复武帝时期的盐铁专营和均输、平淮二法，把范围扩展到社会上所有的重要物品，快速扩充财政收入。
3、货币改革。政府重新发行货币，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增加政府收入。7年间进行了4次货币改革，除了最后一次的拨乱反正，前3次都贬值了。
王莽在未完成政治集权的情况进行改革，充满了激进主义与理想主义，得罪了全国所有阶级，也没能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财政崩溃，可谓白折腾一场。公元23年，王莽被起义军砍了脑袋，人们对之恨之入骨，他的舌头被分而食之，头颅被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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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人拔高王莽，说他是社会主义穿越者，因为他的改革措施跟当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像。其实这只是缺乏一定历史知识的人的一种误解。
王莽的目的是仿照周代制度维护自己的统治，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一种巧合，其改革措施在西汉以前都有例可循。最具代表意义的土地公有制改革，仿照的是西周的井田制，也并不彻底，很快就被改为允许买卖，并迅速被叫停，因此土地公有制改革反映了作为儒家代表的王莽的政治投机与不切实际，而不是社会主义前瞻性。
王莽改制集中反映了儒家是“思想巨人，经济矮子”。儒家一味地认为周代是理想国，对计划和市场、公有和私有、政府的角色等实际问题从未深入思考过。在措施上永远是“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那三板斧，从来不提商业，在后面北宋的范仲淹和司马光身上我们还会看到这些。
<关于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塑造，我会单独开篇>
严格意义上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改革措施都能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找到影子。
王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再也没有彻底的土地改革，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
东汉与西汉，虽然都有一个“汉”，却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王朝。西汉雄风，东汉羸弱。我们现在所谓的“强汉”、“汉族，汉语，汉服”，指的是西汉，与东汉无关。而后人一想到东汉，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儿皇帝和外戚专权。如此反差的原因，就在财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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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的战斗，公元25年，光武帝刘秀登基建立东汉，拥护他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是世家大族。而且，哥哥刘縯的威望其实比他要高，可是死于斗争之中。刘秀继承了兄长的遗产。
刘秀时期，水排的发明使中国冶铁业出现巨大进步，并惠及农业，长江流域的开荒也有所进展，农业和民间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全国人口恢复至5000万。但世家大族在地方的强势，困扰着中央的财政，削弱了中央的权威。
光武帝通过新设尚书台，剥夺了三公九卿的权力，加强君主专制；并通过合并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统一由大司农掌握，来控制中央财政。光武帝可以做到专制，但他难以做到集权，在与地方的斗争中总是处于下风，民间税收大部分被中间阶层的世族所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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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帝上位14年后，决定通过整理田地和户籍的“度田”政策，梳理土地税和人头税，以实现财政集权，但各地豪强纷纷武装反抗，最后光武帝自认时机不到，息事宁人。
盐铁被世家大族垄断，政府垄断和专卖收入就消失了。财政收入的不足（可能只有汉武帝初期的一半左右），制约着中央集权的发展。
至此，东汉又回到了西汉初期，中央保持着名义上的权威，地方拥护着中央表面的权威。
东汉无力对外扩张，再大费周章地去经营西域不大可能了。所以当时的西域各小国联名上书刘秀，要求光武帝派遣军队和西域都护，延续西汉在西域的权力，但是刘秀拒绝了。
整个社会的财富聚集在少数世家大族手中，皇权虚弱，不断冒出的儿皇帝成为摆设，东汉的社会阶层板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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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财政收入每年40亿钱左右，其中官员俸禄就占去一半。帝国财政要想有所盈余，只能从其他开支上下手，所以开国几位皇帝提倡节俭。
由于财政收入不宽裕，东汉一直避免战争，东汉每年给北方和西方的蛮族交钱，大约每年2亿钱。公元91年，窦宪破匈奴后，东汉财政开始吃紧。
从汉安帝（公元107年）开始，东汉与西面羌族发生正面冲突，战争断断续续进行了60年，直至平定羌乱。高达320亿钱的战争费用直接拖垮了东汉财政，政府甚至靠明码标价卖官来筹钱。
西北羌乱才平，东北鲜卑又崛起，但东汉已无力平定，眼睁睁看着鲜卑做大。
迫于财政压力，汉恒帝下令全国田地每亩加征10钱（亩产值90钱），但世族的阻扰根本无法做到全面征收，至此东汉进入了不可逆的崩溃阶段。汉灵帝时，又加征10钱，单单土地税率就已超过25%。
黄巾起义爆发后，为了筹集军费，皇帝创设了集财政和军政于一身的州牧，皇帝对地方的控制虚弱，便通过集权的州牧过问地方事务。州牧的坐大导致出现了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唐“安史之乱”与之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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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百年的羌乱拖垮了东汉财政，东汉雇佣了不少归降的羌胡骑兵，这主要是因为相比汉兵，羌兵便宜不少。
当曾被匈奴压制的鲜卑趁势崛起，填补北方真空时，东汉已无力应付，只得以夷制夷，把南匈奴、乌桓骑兵作为抵抗鲜卑的主力。
盘踞在东汉边境的羌、鲜卑、匈奴、乌桓与汉朝扑所迷离，相互博弈。东汉没能解决的边患问题为汉族埋下了地雷。
三国两晋，前后持续200年，世族掌权，是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大动乱期。与春秋战国不同的是，此时只是在既有体制里挣扎，没有打破体制的变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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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阀混战中，获胜的一方往往是财政实力强劲的一方。曹操重视屯田，征召军士和流民在当地耕作，建立更加持久的财政体系，在众多军阀中脱颖而出。
董卓囤积货币，但由于物资短缺和战时货币经济的停止，无法买到足够的粮食，最终归于失败。袁绍的军粮一靠临时筹借，二靠直接掠夺，不可持续的财政让他的后勤十分脆弱，官渡之战中，曹操正是先断其粮草才击溃袁绍。
曹操统一北方后，在全国推广屯田，将农田的税收制度化，最终曹魏实现了粮食的自给自足和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控制人口达到440万，成为三国最强大的国家。
东吴的孙氏与当地世族联手统治，延续了东汉的门阀结构，财政实力较低，既无力扩张，在无外界刺激下也可依靠惯性保持政府的运转，控制人口近240万。
蜀国地贫人少，人口100万不到，财政收入本就有限，连年北伐耗尽国库，成为三国中最早灭亡的国家。
三国控制总人口800万，只有实际总人口的1/4，另外2400万人口要么是流民，要么依附在世族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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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氏继续发扬曹操的屯田政策，走到哪都发展农业，鼓励种田，保持政府获得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持战争。
西晋建立后，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统一全国，雄心勃勃的晋武帝随即开展财政改革：清查全国的人口和土地，并把土地平均分配给老百姓耕种。经厘清，晋朝人口达1600万人，比三国总人口多了一倍，但依然只有实际人口的一半。
晋武帝的改革包括：
1、占田制，国家准许农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并就其所占有的部分土地缴纳土地税。不少豪门世家的佃户，也都纷纷脱离主人，并开垦了大片荒地。
2、户调税，以户为征收单位向国家缴纳定额的绢和绵。
3、荫亲荫客制，规定除官员不课田，不缴户调外，可按官位高低，荫其亲戚，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这是一种保障贵族、官僚们经济特权的制度，是晋武帝的一种妥协。
4、恢复人口，下令17岁的女孩一定要出嫁，否则由官府代找婆家。
晋武帝的改革顾及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不可谓不完善，若能良好地延续下去，西晋很可能就成为继汉朝之后的又一强大王朝，就不会有后面的蛮族入侵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晋武帝改革与东汉光武帝“度田”一样，很快失败。
晋武帝的西晋是通过禅让得来的，上位方式的先天不足，与东汉类似，因此他对世家门阀做出了大量的妥协和让步，他看似完美的改革中其实有着大量后门。作为国家政治制度核心和世族护身符的“九品中正制”完整保留。
土改只能在曹魏故地推进，蜀吴故地因为继承了东汉的土地权属关系，土改不了了之。到了最后，越来越多的纳税人口和土地再次消失在了官僚世家的庇护之下，税基继续缩减，西晋财政无以为继。
改革的失败，使得晋武帝很郁闷，晚年沉迷酒色，逃避现实。为对抗世家大族，他又决定通过大肆分封司马氏诸侯王，一口气分封了27个同姓王，加强皇族势力。
但由于中央疲弱，王室诸侯卷入皇权争斗，晋武帝去世的第二年（公元291年），西晋便进入了“八王之乱”，这一次西晋没有了西汉“七国之乱”时的好运，中央很快就失败了，地方胜利，蛮族趁势入侵，中国进入“五胡乱华”黑暗时期。
晋惠帝出逃洛阳时，剩下仅剩3000文钱，连一只鸡都买不到；匈奴围困晋怀帝时，官员都在挨饿，可见中央财政之窘迫。西晋没有财政能力进行大规模对外战争，永嘉之乱后，西晋几无招架之力，很快灭亡。
公元317年，西晋王室南迁，衣冠南渡，建立东晋，离晋武帝去世不到30年。
在中国历史上，一般来说，禅让得来的政权都比较弱势。比如王莽的新朝、曹魏、西晋，包括后面的南朝。这是因为禅让本身就是上层社会的一场巨大的利益交换，皇帝会受到无数掣肘，无法做到财政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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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睿在南京建立东晋，但皇权更加衰落，因为东晋是客居政权，“王与马共天下”，王（世族）在前，马（司马）在后，政府更加依赖江南的世家大族，世家大族飞扬跋扈，东晋王室如同傀儡一般。
东晋查不清土地，理不清户籍，虽然将土地税率增至1/10，但税基不足，中间的世家大族又截留大部分，进入中央口袋的就十分可怜了。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门阀统治的巅峰时代，大门阀频繁反叛（王敦、苏峻、孙卢、恒玄、刘裕），打仗也得靠门阀，在门阀眼里，皇帝就是个橡皮图章。
大司马恒温为了应对北伐，解决财政不足的问题，在他的主持下，终于理清了户籍，但他去世后，又回到以前的松弛。由于纳税土地严重不足，到了公元377年，晋孝武帝直接宣布不再征收土地税（实在是收不上来），直接按人口征税。
淝水之战后，东晋财政吃紧，开始加税，每人的税负由3石变成5石（亩产2石，1石约等于60公斤）。随着战争的进一步加剧，土地税重新进入政府眼帘，寒门出生的太尉刘裕趁厘清土地之际，一举废掉皇帝，建立南朝宋，拉开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大戏序幕。
世族掌权的政权，阶级流动停滞，体制僵化，在无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依靠惯性可以维持较长时间，但经不起打击。它的社会组织能力很弱，难以调动群众力量，同时它的底层力量微弱，没有上升渠道。世族政权，就是一潭死水。
为什么说中世纪欧洲是黑暗的？因为它其实是世族政权。
在更加板结的社会里，南朝腾挪着最后的资源，在财政的紧箍咒下艰难前行，然而无论怎么改朝换代，世家大族岿然不动，僵化的南朝静静等待外界飓风的席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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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裕出身寒门庶族，掌握军权，公元420年建宋以后，以东晋前车之鉴，强势削藩，集权中央。打击豪族，重用寒门，轻徭薄赋，整顿户籍，厉行土断，改善国家的政治和财政状况。但运气不好，刘裕即位才2年便去世，如果他能活得更长一些，让庶族形成稳固的实力，国家将是另一番景象。
宋文帝继位后，继承父亲的经济政策，继续厘清户籍和土地，休养生息，国家财政状况逐渐改善。宋文帝在位30年，国家逐渐步入正轨，然而，操之过急的元嘉北伐，前后三次，全部失败，不仅没能收复失地，反使财政支出骤增，财政又变得紧张。
宋孝武帝继位后，进行了全方位的“宋孝武帝改革”，政治上，恢复祖父刘裕的集权政策，“寒人掌机要”，打击世族；经济上，加大征税力度，扩充财政收入。“宋孝武帝改革”跟汉武帝时很像，重点在于敛财。在财政的支撑下，宋孝武帝两次击溃北魏军队。
总的来说，孝武帝的很多措施如打击豪强、抑制兼并等仍然是相当传统的政策性的手段，治标不治本，但这已经是南朝历代中，对世族问题进行最大幅度的一次调整，宋孝武帝也成为南朝影响最为深远的皇帝。
宋孝武帝去世后，人亡政息，经济开始崩盘，而上层陷入宗室内斗的旋涡，将军出身的齐王萧道成（萧何后代）趁势崛起，逼迫宋帝禅位，此时距离宋孝武帝去世仅13年。
南朝宋解决了部分的世族问题，享国60年，是南朝存续最久、国力最强的朝代，并将“收入增长-财政盈余-支出猛增-财政赤字-财政崩溃”这个历史规律快速而完整地演绎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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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道成篡位后，首先是整理财政。力行节俭，用铁取代金银器具，取消衣服豪华装饰，以此减少支出。整顿户籍，增加纳税人口。与开国皇帝刘裕一样，齐高帝在位时间也很短，仅3年。
齐武帝继承父亲政策，提倡节俭，继续整理户籍，但爆发了世族抵抗的“却籍之乱”，平定之后，齐武帝停止整理户籍。与光武帝和晋武帝的失败如出一辙。
齐武帝的后代们争权夺利，奢侈腐靡，宗室萧衍掌握军权，篡位建梁。
南朝齐没能恢复经济，财政收入始终裹足不前，成为南朝最短命的王朝，仅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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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梁55年，梁武帝一人独享47年。
梁武帝的节俭算是出类拔萃，史书上说他“一冠三年，一被二年”，而且每天只吃一顿饭，太忙的时候，就喝点粥充饥。但也仅仅是节俭限制财政支出而已，制度上几无建树，一切照旧，世家大族依然过得滋润。
南朝梁的运气也比较好，同时期的北魏由于孝文帝改革激起的矛盾，爆发了长达几十年的内乱和起义，国力急转直下，无力进攻南方，南朝梁有了难得的踹息之机，财政收支逐渐好转。
有了点家底，没有用在北伐的民族事业上，而是花在了皇帝个人喜好上，梁武帝后期喜欢上了佛教，号召全民信佛，由于僧侣不用纳税，以致一半的户口记名其下，国家财政蒙受巨大损失；兴修寺庙，“南朝四百八十寺”就发生在此时，耗尽财力，财政直接塌陷，衰弱的梁朝给了外族可乘之机，爆发了“侯景之乱”，梁武帝被活活饿死。
侯景之乱后，南朝梁的好运到头，北方的西魏相继夺取富庶的四川和江陵，南朝梁更加衰弱，军阀陈霸先废梁立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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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557年，陈霸先建立陈朝。失去了四川和江陵这两个粮仓，再加上地方势力割据，南朝的实力已远远落后北朝。南朝陈的疆域面积只有前三朝的一半，人口也最少，加上统治者又极度腐败，它的财政制度和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与北朝对抗了。
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统一全国，旧制度终于圆寂。
衰败的南朝之所以能存续169年之久，是因为在血与火中诞生的北朝，建立一套全新制度需要时间。当它完成了制度重建后，以凤凰涅槃之势席卷整个南方。
世族不在乎政权归属，他们看重的是自己的世袭利益，依靠世族上台的政权，留下了国家财政虚弱无力的痼疾。光武帝、晋武帝、宋武帝曾试图扭转现状，一一失败。集权财政名存实亡，国家内外纷争不断，社会犹如一潭死水，百姓生活暗无天日。
无法阻止的开始，无可避免的走向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