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师敏歧

明天是母校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重发5年前的拙作,回忆我的所有从内心敬爱的老师。

我师敏歧上周到北海开会,我去宾馆看他,一路上想象见到他的情形。念大学时敏歧师对我很关心,像阮籍见到嵇康一样青眼有加。我因为喜欢写作,从机械系转到中文系,在那个工程师甚为吃香的年代,教文学创作的敏歧师像见到一个拖枪投诚的士兵,对我悉心关照。敏歧师是著名的散文诗人,出版了好几本书,经常在课堂上朗读他发表的作品,让我们十分崇拜。受他的影响,全班差不多一半的人成了准诗人。

敏歧师不仅教学生写诗,还帮学生改诗,他改诗不仅不惮其烦,甚至是“舍己为人”,经常有的情形是,改过的诗像整容后的杰克逊,已经认不出原来的样子,甚至一首诗只剩下一句还是原来的。敏歧师说一首好诗,往往也只有“诗眼”那一句。他把改过的诗,推荐给自己认识的报纸副刊或别的刊物的编辑。哪个同学看到标着自己名字的作品变成铅字登出来,像一条蛹变成了蝴蝶一样飘飘然,敏歧师则比作者还高兴。

我读书那几年中文系毕业时,可以用创作代替写论文。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更能检验学生能力和水平的办法。那时候没有电脑,写论文要到图书馆找参考书,图书馆远比现在“人文”,专门准备有空白的小卡片,免费供学生抄录资料,抄回来再拼凑到一起成为毕业论文。因此,写论文的过程就是一个当裁缝的过程,大多数人都是高明的裁缝,能把不同的资料天衣无缝地缀在一起,基本看不出东拼西凑的痕迹。

相反,创作有点像建房子,得自己构思,一砖一瓦地砌起来。王朔把写作称为“码字”很传神。当时正好《广西文学》举办一个“全国大学生文学创作奖”的活动,我以大学毕业为背景,码了篇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与你同行》——瞧瞧这题目!小说充满着纯真的爱情和远大的理想,还有青春时期不识愁滋味的无病呻吟。经敏歧师指导修改后当作毕业作品,搞掂了毕业证;他还推荐我投稿参赛,居然成了四个一等奖的作品之一。许多年后回头看这小说,感觉像见到自己小时候穿开裆裤的照片,惭愧得不好意思收进集子里。敏歧师指导我的小说时,差不多跟我现在这样的年龄,却一点也没有我现在这种看惯秋月春风、老气横秋的心情,这说明写诗的人真的比较有朝气。

我敲门后等了约半分钟,敏歧师穿着睡衣,一头白发地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亲热地抓着手,像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毕业后只见过一次敏歧师,起码20年了。20年的光阴像一场严霜,把敏歧师满头青丝变成了哈达一样的白发,眼睛长着明显的眼袋,但眼神一点没变,说话时仍然炽热地看着你。我有些心酸地说:“许老师你头发全白了。”敏歧师说:“我已经八十了呀!”他一边说,一边拉着我的手,从门口一直拉到桌子旁,把我按在桌边靠墙的椅子上,他自己坐在桌子前,桌子中间那盏台灯,像一盆火一样温暖地映照着我们。

敏歧师问起班里一个同学的去向。那个同学和我都是学校文学社的成员,她还是会长。她是敏歧师最喜欢的学生,诗写得又多又好。个子不高,圆脸,眉毛弯弯,刘海像帘子一样挂着,说话像广告里鄂尔多斯的羊绒衫又轻又软,笑的时候脸像一只苹果忽然长胖了,隐隐现出两个酒涡,一直到大学毕业她还像一个中学生。我只知道她毕业分配不久嫁人去了英国。敏歧师说,那个同学不在英国了,后来去了加拿大,回来时曾经到学校看他,他正好那一段住在北京,从此就没了踪迹。

敏歧师与我热烈地交谈着,话题像一只飞来飞去的蜜蜂,一会停在这里,一会飞到那里。我们聊天的时候,师母从外面回来,敏歧师问她是否还记得我,师母重复着我的名字,努力回忆。敏歧师问起我怎么来的北海,我有些吃惊,他居然一点也不记得是他自己给当时在北海文联工作的顾文推荐,我才调到北海的。我说出来时他仿佛恍然大悟。

敏歧师问我还写不写东西。我拿出去年出版的一本杂文集送给他,他摩挲着封面,念着书名,“我慢慢看。”他说,“不过我不太喜欢这么大的开本,我还是喜欢这种小开本的。”敏歧师拿起桌上一本巴掌大的小书,封面非常素雅,相比之下,我的那本杂文集显得十分狞厉。那是他10多年前出版的散文诗集《荒原的苦恋》,定价只有3元。他把那本书贴在衣兜处:“你看这样可以装在口袋里,带到哪里看到哪里。”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谁像我们读大学时在口袋里揣着书。今非昔比,大家揣着的是手机,两部甚至三部,越来越多人习惯在手机上阅读,阅读变成了麦当劳、肯德基一样的快餐。敏歧师说《荒原的苦恋》是他最满意的书,好几个著名评论家给他写信,认为是一部可以媲美帕乌斯托夫斯基《金蔷薇》的杰作。他问我:“你看过《金蔷薇》吧?”

这名字一下子钩起我的记忆。20多年前,敏歧师在课堂里不只一次提及,他在黑板前走来走去,捧着这本书,声情并茂地朗读其中的章节,啧啧称赏。他几十年如一日地喜欢一本书,像一个始终沉浸在童话里的孩子。我自己却变成了一只狐狸,固然留意到森林里的鸟语花香,更多的时候感受到的却是各种弱肉强食和不测。

敏歧师说起自己打过交道的文艺界的人事,感慨社会的变迁,有的人什么事都敢做。我听着他叙述自己的经历,嘴里漫应着,像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听另一个人说患上感冒。近20年记者生涯,我见过、听过、遇到过的,比他所说的不堪不知要超出多少倍。敏歧师像我认识的学校里的很多老师一样,正直、敏感、激愤,好恶形之于色,对世事人生的评说多少像在象牙塔里一样。

敏歧师说,你是我最喜欢的学生,你千万不要丢掉写作,你应该继续写。我说我太忙了,有时候忙起来一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敏歧师说你不用这么忙的,你把工作分一些给别人干。师母在一边说,我教你一个办法,你不要把事情都抓在手里,只管布置和检查就行了。我笑笑没有出声。

我们聊了大概一个多小时,敏歧师一直慈祥地看着我,像看着一个他曾经抱过的小孩。他告诉我上次到广州,广州居然有很多西大中文系的学生,他说了一串名字。敏歧师说,还是当老师好,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学生。

晚上快10点时我告辞出门。敏歧师握着我的手,像进门时那样把我送出来。在他眼里,我还是当年那个瘦削的、惊惶和土气的从农村来的男孩,一门心思地想当作家。我走出门,敏歧师拉着门看我离开,我走了几步,回头看到他还满头白发地站在那儿目送我,我说:“你回吧,许老师!”他朝我挥挥手,我脑子里闪过他上课时忘情地用手指蘸着口水翻开书本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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