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最后的主心骨：一生为奴的恭亲王奕䜣
晚清的政府犹如是满目疮痍的病人，总是病怏怏的，无论跟谁开战结果都只有一个就是战败赔款。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大厦将倾的政权还是苦苦支撑了几十年，甚至这期间还出现了“同光中兴”，一度让当时的人们见到了恢复天朝上国的曙光。而在风雨飘摇中背后苦苦支撑大清朝这艘轮船的人就是大清的王爷恭亲王奕䜣。
恭亲王奕䜣，人称“鬼子六”，道光皇帝第六子，咸丰皇帝的弟弟，虽与天子之位擦肩而过，但却位极人臣。实际执掌清朝政权数十年，自咸丰至光绪．历经三朝，其间所有重大事件，几乎都和这位王爷有关。
恭亲王奕䜣照片
失之交臂的皇位，功高盖主的悲剧
关于他为什么与皇位擦身而过说法众多，此一说以为道光本意在择立奕䜣，后因其事外泄，始改立奕詝。另据《清官遗闻》所述，道光确实想立奕䜣，但最后之变化系由于奕詝之师傅教导得当，故而终于影响到道光的决心。一日，举棋不定的道光帝决定召奕䜣与奕詝人对，以便定储。二人皆向师傅求教。奕䜣师傅卓秉恬教奕䜣对道光所询之事均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奕詝的师傅杜受田则知奕詝之才学不如奕䜣，若陈议时政，必定屈居下风；因此他授机奕詝，如果道光帝自言老病，将不久于人世，即当伏地流涕，以表仁孝。奕詝如教行事，果得道光欢心，因此得立为嗣。不管是哪种说法，其实都没有记载都是后人的传说而已。如果从道光这个人的性格上来分析，道光是一个优柔寡断的皇帝，也许在他心里很清楚，《南京条约》是在他的手里签订的，现在的大清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如果让颇有才干的奕䜣登基，很有可能会推翻自己之前的一些政策，甚至会因为鸦片战争这个污点而对先父的功绩不置可否。相反，他看到奕詝十分孝顺，加之奕詝没有奕䜣那么杀伐决断，说不定在日后对自己执政期间的功绩会大家赞扬。当然这些只是我个人的一些推论，从皇帝这个历史地位上来说，他应该也顾虑到后宫干政，奕詝的母亲孝全皇后已经去世了，而奕䜣的母亲静妃还在，一旦奕䜣登基，而当时奕䜣的年纪也不大，后宫干政的事情就极有可能发生了。
无论是何原因，总之恭亲王奕䜣就这样跟皇位失之交臂。但是他老爸道光还算对得起他，在遗诏上不但写了奕詝继承皇位，也写了要封奕䜣为亲王。可是道光却忽略了一点，千年老二是最不好当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说是权臣但也是最招人恨的。首先恨他的就是咸丰，当咸丰看到诏书的时候，心里非常不爽，封奕䜣为亲王的几个字就像是在告诉咸丰，“要不是你，奕䜣就是皇帝！”换做任何人都会不高兴，何况这个位置还是全天下独一无二的皇位呢。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道光亲自把恭亲王放在了咸丰的枕头旁边，而恭亲王偏偏本身又是一个会“打呼噜”的，这又怎么可能不起矛盾呢。其次还有像肃顺这样的人也恨奕䜣，无缘无故的他就成了二把手，挡住了别人的机会，虽然当时都说恭亲王有多么聪明贤德，但是他当时毕竟还是年轻，初涉政坛还不是很有建树，因此就招来了那些想出头的人的恨意。
道光立储遗嘱原件、内匣
恨归恨，说到底这是先皇遗诏，恭亲王还是得册封。奕詝即位后，19岁的奕䜣受封为恭亲王，恩遇超过其他诸王。1852年，奕䜣受命在内廷行走。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由扬州进入安徽，杀人河南，直逼直隶。咸丰帝打破亲王不能任军机大臣的祖制，任命奕䜣为“军机大臣上行走。”奕䜣在镇压太平军北伐期间“参赞军务，夙夜勤劳”，用人得当，布防及时，为挽救清朝立了大功。但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奕䜣开始功震朝野，呼声越来越高，咸丰本是个资质平庸的人，而奕䜣却偏偏是个能力超凡，又一心想要做一番事业的人。所以在咸丰看来，自己的声威有被弟弟超过的危险，这是决不允许的。大凡专制制度下,所需要的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才，属下比上司优越，臣子比帝王优越往往是没有好下场的。就在奕䜣的母亲去世后,奕䜣想给自己的母亲要一个皇太后的溢号，据说这也是奕䜣母亲生前最大的愿望。但是给了溢号就意味着，承认咸丰和奕䜣的地位对等，这其实并不改变什么，但是这却是咸丰不能允许的。所以咸丰死活不肯给奕䜣母亲皇太后的谥号，最后奕䜣苦苦哀求，咸丰帝勉强给了个谥号，但是安葬的规格和礼仪都有所下降，也因为此，咸丰和奕䜣的矛盾彻底爆发了。奕䜣遇到了他人生中第一次的低谷，在平息太平军北伐之后, 咸丰帝就借口奕䜣在其母丧期间为母争封, 礼仪失当, 于1855年罢免了奕䜣的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已、都统等要职, 命仍在内廷行走，奕䜣一下子成了闲散宗室。
签订条约受屈辱，忍辱负重等辛酉
太平天国起义以后，英法美等列强不满从《南京条约》已获得的侵略权益，它们提出“修约”要求，迫使清朝开放更多的口岸，允许西方传教士传教，鸦片贸易合法化等等。1858年，英法联军逼抵天津，清朝政府代表桂良(奕䜣的岳父)与英法签订了《天津条约》。消息传到北京，已恢复都统职务的奕䜣坚决反对开放长江口岸，并提出备战以防。英法联军于1860年8月又逼近天津。9月18日，咸丰帝亲信怡亲王载垣等人拘留了英国谈判代表巴夏礼等26名和法国人13名。侵略联军抓住把柄，加快向北京进攻。9月21日，清军在八里桥战败，咸丰帝逃往热河命奕祈留京议和。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奕䜣，深知在大兵压境的情形下，主持抚局并非易事。在敌兵枪炮威胁之下，奕䜣代表清朝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俄国在中国与英法谈判僵持时以“调停”劝和的面目出现，不战而夺取了乌苏里江以东大片的中国土地。咸丰帝下谕，以奕䜣在万难之中办理抚局，实属不易，免究其罪。奕䜣作为谈判者和签约者，对侵略者的骄横傲慢忍气吞声而无可奈何。这次屈辱，使年轻的恭亲王大受刺激，他立志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的道路，这为他后来成为洋务改革的首领奠定了基础。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正门。门前牌楼上书“中外禔福”
咸丰十年(1860年)，奕䜣建议并创办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同外国交涉事务。奕䜣和桂良、文祥任总理事务大臣。凭借总理衙门这一机构, 奕䜣最初掌握清朝外交大权, 以后又逐渐经管通商、关税等事务, 把握了清廷的财税大权。而在此时，以肃顺、载垣等在热河行宫随驾的一班近臣组成了另一个权利中心，掌握着清廷的最高权力。北京和热河两个集团明争暗斗，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但是此时的咸丰已经没精力平衡手下的势力了，因为他的身体在热河的每日莺莺燕燕之下已经病痛缠身，就如同他现在掌管的大清国一样。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久病不治的咸丰帝死于承德，临终前留下遗言：立叶赫那拉氏所生皇子6岁的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而掌握外交大权的奕䜣被排斥在赞襄政务大臣之外。而对于当时咸丰的皇后和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他仅仅给了一个“盖章”的权利。咸丰自以为安排的不错，满意的驾鹤西去了，殊不知，一场政变已经在酝酿之中。
叶赫那拉氏懿贵妃，也就是后来的慈禧太后，权力欲望非常大，咸丰在世时，就常常代替咸丰批阅奏章，对朝廷内外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八大臣并不满意慈禧干政，甚至肃顺还曾经建议咸丰效法汉武帝杀勾弋夫人那样对待慈禧，这使得慈禧和肃顺日益针锋相对起来。而远在热河的慈禧即使拉拢了慈安太后，也都是孤儿寡母好无实权，于是她们想到了北京的恭亲王，想跟恭亲王合作，共同发动政变，最后各取所需：两宫太垂帘，恭亲王为议政王。
慈禧照片
慈禧假意惩罚自己身边的贴身太监安德海，实则是让他去给北京的恭亲王通风报信。恭亲王得知两宫太后的旨意后，得到了事成之后授予他议政王的承诺，开始筹谋一场改变历史的风云计划。1861年10月，奕䜣经多次申请，才得以以“奔丧”的名义赶到热河。在大行皇帝的灵前一番哭祭之后，他谒见了两宫太后，和两宫太后密谋了许久，最后决议在北京发动政变。回到北京后，奕䜣笼络驻扎在京、津一带掌握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作好了发动政变的一切准备。等到1861年11月1日慈禧回到北京，第二天一早，奕䜣手捧盖有玉玺和先帝两枚印章的圣旨，宣布解除了肃顺等人的职务，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又命令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撤职查办，严加看管。并派醇郡王奕譞在京郊密云逮捕了护送梓宫回京的肃顺。此次宫廷政变后, 奕䜣被任命为军机大臣、宗人府宗令和总管内务府大臣,兼领神机营，并享受亲王双奉，在此后的五年间，内外大权集于一身的奕䜣，以其议政王的崇高地位，达到了一生政治生涯的顶峰。
兴办洋务挽救大清，慈禧打压人生再遇低谷
总理衙门建立后，成为重要的权力机关，并逐渐成为与军机处平行的军国大政决策和执行机构。总理衙门大臣由军机大臣奕䜣兼任，无疑增大了这个机关的权限。总理衙门起初是专门的外交机构，后来又经管通商、海防、关税等许多事项，后来连建筑铁路、矿山、轮船、军火等也都归它管辖。设立总署使“洋务”一词由单纯的“外交事务”延伸成近代中国引进先进技术、贸易、改良等多重含义的訢词。
1864年，总理衙门效仿外国外交机构，按地理区域及工作性质分为若干股，相当于今日外交部，自60年代起，在奕䜣的主持下，清朝与欧美主要国家建立了商务和外交关系。光绪二年，因处理马嘉理事件，奕䜣力排众议派出了我国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常驻伦敦。郭嵩焘提出在各国主要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的建议，得到了奕䜣及其主持下的总理衙门的支持。光绪四年，我国第一个领事馆在新加坡设立。随后，美国旧金山、日本横滨和神户等华侨聚居地，也先后设立了领事馆，奕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三十年，使我国开始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是中国近代外交事业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与奠基人。
奕䜣对大清的贡献远远不止他经办的外交事务。他还主张开办近代教育，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企业、走自强之路，收回失去的国权。自强、练兵、制器及御侮结合在一起，是奕䜣洋务思想的完整体现。以后，洋务运动以其为总方针，从同治四年(1865)开始，大规模兴建近代军事工业。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以奕祈为首，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大员为骨干的洋务派先后建立了近代军事工业二十余家、分布十二个省区。
奕䜣提出学习制造与学习西方科学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前者乃权宜之策，后者则是长远之谋，他提出了不以学习洋人为耻，并超而上之的兴学育人的主张。自1861年起。奕䜣在南方开放城市物色教员，到北京教一些选拔出来的贵族少年学习外语。1862年，第一个不同于封建八股教育的同文馆成立，这里起初只是一个外语学校，到后来陆续增设了天文、数学、化学、国际法，生理、物理，外国历史、地理等多门课程，成为当时第一所具有象征意义的综合性学校。作为近代教育的倡导者，奕䜣多次奏请各省将军及督抚在各地开办新式学堂。培养一批专门人才，促进了洋务运动中军用、民用工业的发展。
同文馆师生合影
晚清出现过“同治中兴”的短期兴旺，与恭亲王奕䜣所倡导的洋务改革运动是分不开的。可惜的是这种改革忽赂了一个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没有引进西方近代的政治法律思想，没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洋务运动的局限性是十分强烈的。
这些局限性其中就来源于当权者，也就是慈禧太后。洋务运动初期的时候，慈禧太后是十分支持的，甚至还亲自下旨去斥责那些保守的反对派，但是如果恭亲王的权力触动到了慈禧太后的底线，那么，恭亲王背后的洋务运动也就同样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受害者”了。慈禧太后可不是想仅仅要个“垂帘听政”的名，她还要实实在在的权力。所以即使她再仰仗奕䜣，都对他有所防范。为了拉拢住奕䜣，当然也可以理解为为了牵制住奕䜣，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九日(1862年1月8日)，两宫太后宣布将恭亲王长女抚养于宫中，晋为固伦公主。按清制，只有皇帝的正宫所生嫡女才可封固伦公主，其他妃嫔所生之女只能称为和硕公主。如果是宗室女儿经由正宫皇后抚养的，在出嫁时也只能享受和硕公主的待遇；亲王的女儿则只能封为郡主。奕䜣本人并非皇帝，即使其女儿由两宫太后抚养，也只能封为和硕公主。而恭亲王的长女却被封为固伦公主，这对恭亲王来说既是礼遇，又是一种牵制，从此以后，这个无辜的小姑娘就开始自己漫长的如同人质一般的宫廷生活。
荣寿固伦公主油画像
随着声望的日益隆升，奕䜣越发不把两宫太后放在眼里，比如，每次入宫议政，太监给太后和皇上献茶时，慈禧必命也给奕䜣献茶。有一天，诏对颇久，慈禧忘了命太监给奕䜣献茶，结果，奕䜣一时忘形，径自拿起案上之茶欲饮，但马上意识到此乃御茶，便仍放置原处。奕䜣此举，在慈禧眼里，无疑是目无皇上、目无太后的放肆之举。再如，奕䜣在与太后议政时，有时佯装没有听到，请太后重述一遍。每与太后有不同意见时，则高声抗辩。还有，两宫太后召见之地任何人不得擅入，无论是谁，不经总管太监传旨，不得径入。而奕䜣往往不经太监传旨，就径直入内。
亲王执掌内廷外朝大权，外省督抚尽用汉人，满人所占比例日益减少。到同治四年五月，全国十名总督，除湖广总督官文一人外，其余九人都为汉人；至于十五省巡抚，均为清一色汉人。且九名总督中，湖南人占有五名，即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云贵总督劳崇光、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各省巡抚中，湘淮军将领也占大半。对慈禧来说，更令她忧虑的是，那些被提拔重用的汉族大员，却对奕䜣感恩戴德，过从甚密，“阴行肃顺政策，亲用汉臣”，万一他要仿效肃顺岂不易如反掌？慈禧对恭亲王与洋人打得火热也极为反感，认为他是挟洋自重，以便揽权。为此，慈禧决意寻找机会打击恭亲王，她要让朝廷上下都知道，自己才是清王朝的最高主宰，其他人包括恭亲王在内，都不过是她驱使的臣仆，都必须向她效忠。
1865年，距离慈禧与恭亲王戮力同心，一举粉碎以肃顺为核心的顾命大臣集团，仅仅四个年头。这年3月31日，“翰林院编修”兼“日讲起居注官”蔡寿祺上了一道奏折，指控恭亲王奕䜣“揽权纳贿、徇私骄盈”。蔡寿祺此时的官职，类似大清中央办公厅的中级干部，兼国家通讯社的高级记者，有撰写“内参”的权力。中国官场上，笔杆子从来就是投枪与匕首，有时甚至比枪杆子还管用。但蔡寿祺居然敢炮轰当朝总理，显然事情远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
蔡寿祺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反正是让慈禧捡到理由了。慈禧避开军机处，单独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慈禧哭哭啼啼地说：“议政王植党擅权，渐渐到我不能忍受的地步了，我要重治议政王的罪！”最后下令周祖培和倭仁一起审理此案，可还不等案子查明白，慈禧就下令将恭亲王“双开”：“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这一声政治炸雷，果然不及掩耳。大清官场在省过神来之后，立即反弹，无论王公勋戚，还是文武百官，纷纷请愿，强烈要求挽留大清的好总理恭亲王。各方博弈了一个多月，恭亲王终于在太后面前“伏地痛哭、无以自容”，做了违心的自我检讨，深挖思想根源，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慈禧则收回成命，归还了这位前政治盟友的几乎所有乌纱帽，但依然去除了“议政王”的头衔。
4月18日，风波还在进行当中，《纽约时报》（NewYork Times）的驻华记者就发出了报道，将其称之为一场“革命”，认为这一事件足以展示“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某些特性。在详细介绍了风波过程后，《纽约时报》发出疑问：在恭亲王的治理下，统治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保持了稳定，赢得了持续发展和国际信任，内政外交方面日渐理顺，如今风云突变，“新朝代的黎明是否会蒙上朝臣内讧和内政纷争的阴霾呢？”
美国《哈泼斯》杂志1866年所刊登的恭亲王画像(资料图)
在这之后的恭亲王，开始学乖了，也放下了傲慢的架子。他已经不敢小看自己这位嫂子了，慈禧太后处理朝政的能力在逐渐提升，在朝中的根基也越来越稳，而自己又一次处在了风口浪尖上，重新坐上这把千年的“二把手”椅子，奕䜣已经缺少了以前的意气风发，开始学着揣摩上意了。但是，由于恭亲王的权势低落，总理衙门和洋务运动也受到了影响，行事更加谨慎，慈禧对此也不断地打压和限制，清王朝好不容易迎来的光明却又因此暗淡了下去。
甲申易枢再难翻身，甲午战争宣告洋务失败
1884年5月2日，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震撼性的报道：“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这篇报道回顾了这位中国总理“两起三落”的政治生涯，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并且拿美国国务卿西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d)来做陪衬。这篇长达近千单词的报道，代表了当时美国及国际社会对恭亲王的主流评价，但其核心内容却大摆乌龙。52岁的恭亲王还好好地活着，在他那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的王府中，荡起双桨，推开波涛，看着阳光洒在湖面上。可是，对于此时的恭亲王来说，哀莫大于心死，在20多天前的4月8日，他被判处了政治上的死刑。
引发恭亲王下岗的直接导火线，是日讲起居注官、左庶子盛昱在4月3日上的一道奏折，从题目就能看出其鲜明的立场：《疆事败坏请将军机大臣交部严议》。此时，中法战争已经爆发，清军在越南北圻丧师失地，朝野震惊。盛昱奏折中的攻击目标是军机大臣兼吏部尚书”李鸿藻，正是他推荐任命了前敌将领，但是，恭亲王作为首席军机大臣，不能不承担领导责任。盛昱的本意，在于敲打敲打军机处，推动善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但是，5天后，慈禧太后的批复令众人大吃一惊：军机处全体下岗。这一天，慈禧太后反常地没有召见军机大臣，而只是召见了军机处的领班军机章京，按照她的思路拟定了圣旨，指责恭亲王等军机大臣“委蛇保荣”，地位越来越高，却越来越不思进取（“爵禄日崇，因循日甚”）。处理结果是，恭亲王奕䜣开去一切差使，家居养疾；宝鋆原品休致;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
成林、文祥、宝鋆大臣合影
同一天，慈禧太后宣布组建由礼亲王世铎、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组成的新的军机处，随后又宣布“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至此，以醇亲王奕譞为首的新的行政核心组成。
这就是清史上著名的“甲申易枢”。在主流史家眼中，“甲申易枢”普遍被看做是慈禧太后抢班夺权的“疑似政变”，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反动”势力向以恭亲王为首的改革派们的反攻倒算。利用中法战争的失利，慈禧太后甚至不用一杯酒，就成功地解除了恭亲王的权力，至于李鸿藻等人，则成了陪衬而已。
“甲申易枢”当然有极为浓厚的权争色彩，但在慈禧太后“夺权”之外，恭亲王也的确对此束手无策。8年前(1876年)，恭亲王的得力助手文祥病逝后，慈禧太后将同治皇帝的老师李鸿藻安插进了总理衙门。李鸿藻是倭仁一类的人物，能唱出调门很高的政治高音，但基本不干事，只管挑刺，做监工。毫无疑问，这种组织措施上的“掺沙子”，就是为了防止恭亲王在这个几乎等于“国务院”的衙门中尾大不掉。曾经团结一心的总理衙门，从此派系林立，只在表面上维持着一团和睦。
在这之后，无论军事、经济、人才建设等任何改革，都无不遭遇重重阻力，打横炮的、使绊子的，弄得恭亲王也心灰意冷。1882年他因病离职，病是真的，但身病的根源仍是心病。病愈后返回工作岗位，又碰上了中法在越南对峙。以李鸿藻等为首的“清议派”高喊主战，实际上既不知彼，也不知己，他们的背后是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这位王爷此时也政治春情萌发，希望能贡献力量了。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务实派，则认为此时最好还是避免战争，以外交手段为主，韬光养晦，夹紧尾巴，先把国内建设搞上去，厚殖国力。
了解家底的恭亲王是倾向于韬光养晦的，但却架不住主战派的道德攻势，十分为难。同样的，作为最后拍板者的慈禧太后，也左右为难、上下摇摆。显然，无论战还是和都有风险，而无论出现任何风险，其责任当然不能由太后来承担，恭亲王就是那个注定要做“检讨”的冤大头，这是他的角色注定了的“台词”。而在“战无可胜”的情况下，本就不主张冒险一战的恭亲王，选择以婆婆妈妈的琐屑来主动获咎，是给所有人包括他自己找到一个最合适的台阶。
虽然慈禧没有批准恭亲王请辞，但是不代表慈禧放过了恭亲王，而是希望以一种惩治的姿态处置他，这样一来，恭亲王不但被夺去了一切权力，也失去了往日的威望，想再像以前那样翻身就很难了。盛昱弹劾军机处的奏折，被慈禧太后足足压了5天。收到奏折的次日，正是清明节，慈禧太后将恭亲王打发出京，随后多次秘密召见光绪的生父醇亲王，确定了中央新的领导班子。之后，就导演了这场“甲申易枢”的剧目，恭亲王终究摆脱不了一生为奴的命运。
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失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可以算上是奇耻大辱，因为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后，清朝北洋水师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堪称亚洲第一，却输给了在人力、、物力都远远少于我们的日本。不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究竟是什么，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就是恭亲王苦苦支撑了多年的洋务运动确实是失败了，他没有扭转大清朝的颓势，此时的大清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
甲午之后已无力挽救，千秋功过后人自有评论
光绪二十年，甲午战败之后，因朝中亲贵大臣一再荐举，以致慈禧不得不勉强再任命他为领军机的重臣，但他在此时一则由于年已老耄，二则亦久已洞悉慈禧的揽权私心，所以他的态度也变得模棱圆滑，凡事委蛇因循，以致朝野上下都对他失望之极。但面对慈禧已根深蒂固的专制权威，顽固自私的思想，奕䜣除顺命外也别无他法。
奕䜣在恭王府花园
光绪二十四年，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梁发动了以改良立宪为主要内容的戊戌运动。奕䜣从大清皇帝立场出发，对康梁等人的立宪主张极力反对，与慈禧太后等顽固派站到了同一阵营中。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䜣领导的政府虽然没有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做出多少工作，但实事求是地说，奕䜣和他的政府对于那些必须进行改革的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䜣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青年一代爱国热情。
青年一代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奕䜣的理想和追求，如果奕䜣再年轻些，按照他过去的思想倾向，他一定会全力支持这些年轻志士。不过，奕䜣的生命毕竟已进入最后岁月，他的老成持重使他不可能对康有为激进主义改革方案完全赞同。他似乎已意识到，清政府如果依照康有为的方案进行改革，那么很可能意味着清朝历史的终结。
1898年进入五月以后，恭亲王的病情就越发严重，也许他此时也看到了，就像他已经体力不支的身体一样，大清也已经不是他能挽救的了的了。作为大清王朝为数不多的清醒者，恭亲王不会不明白，改革首先需要的并不是他的个人能力，而是圆滑的生存之道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但不管他的主观意愿如何，正所谓“形势比人强”，面对“势禁形格”的无奈现实，他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延长帝国的寿命，却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帝国的命运。
1898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初十。大清国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长期担任大清“总理”并受封为世袭罔替恭亲王爵位的爱新觉罗·奕䜣病逝在恭王府，享年65岁。他去世后的次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就亲自前往恭王府悼念，对恭亲王的一生功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赐谥号为“忠”，配享太庙、入京师贤良寺。慈禧太后还下令“辍朝加两日”，即中央的丧假从3天改为5天，同时，“皇帝素服十五日”，这是人臣罕见的哀荣。
美国传教士，外交官何天爵（ChesterHolcombe，1844—1912）曾这样评价奕䜣：作为所谓的“防御外交政策”——中国迄今为止只有这一政策——的领导者，恭亲王显得出类拔萃。帝国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明白帝国可能的未来和帝国自身的弱点。帝国活着的人中还没有人像恭亲王那样富有经验，担当重任……实际上，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中，恭亲王是政府政策制订的主心骨，也是执行这些政策的精明强干的政治家与外交家。
但是，即便如此又能如何？恭亲王奕䜣始终摆脱不了自己“一生为奴”的诅咒，即使他再富有才华，再有才干，还是会因为功盖盖住而被多次打压。一声都郁郁不得志，甚至在死后数十年里，人们对他的了解也仅仅是“鬼子六”这三个字而已。提起晚清的洋务运动，可能大多数人知晓的都是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这些人，殊不知，如果没有这个大清王爷在背后苦苦支撑，这些人根本不可能如此顺利的登上历史舞台，也不可能成为影响晚清的重量人物。
恭王府
坐落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前海西街17号的恭王府花园常常迎来四面八方的客人，而这些人，只知道这座院子里住过的大贪官和珅，却忘记了他已经是“恭王府”。一生为奴的他是悲剧的，虽然满腹才华却生错了年代。虽然，奕䜣仍旧跳不出大清帝国的圈子，但是，毫不夸张的说，没有奕䜣，清政府至少要早灭亡二十年。逝者已矣，千秋功过后人评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