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力群：“刀锋刀背”上的平衡医道
或许是感觉“情怀”略显矫情，焦力群话到嘴边顿了顿。“我想我还是个有理想的医生，” 紧接着又言道，“比较高层次医院里的医生是要有理想的。”
焦力群最初的理想就是当一名医生。
这，源于他儿时的生活环境。焦力群在山东医科大学的大院里长大，父母俱是大学老师，日子四平八稳地过着，少见波澜。邻居则十有八九都是医生和护士，那种匆匆忙碌的节奏与父母稳定有序的日常生活在他心里形成了强烈对比，“潜意识里觉得他们很厉害，是另一种人，过着另一种生活，心里很向往”。
这种向往激励着他在从医道路上的不断前进，他打趣自己，“古人言四十不惑，我四十岁以后反而觉得困惑越来越多”。如今已是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介入中心主任、神经外科缺血性脑血管病组组长的焦力群，聊起曾经，比照当下，思索了一会儿，笑着总结：“当医生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没有被什么事情动摇过说我不当医生了，也许我是属于那种越打击积极性越高的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刚开始搞中学实验班，部分学校把学习最好的苗子召集到一个小班里，进行封闭教学和管理。焦力群所在的山东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是当时全国四个实验班基地之一。与同龄的孩子相比，他是实验班里的“天之骄子”，高一时出道题就曾让高三的学生甘拜下风。但采访中，他一直强调自己在那群孩子里面只是最平庸的，只是“小聪明”，谈不上“大智慧”。在他看来，人只靠聪明是过不好这一生的，得有些看起来不是那么聪明的“智慧”予以调剂。
焦力群少年时被别人认为“特立独行”，但自己不以为然。彼时，环境所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刻意的界限，不示好、不逾越是基本的处世之道。“大学之后好了很多，如鱼得水，似乎被放养了”。在焦力群眼里，大学是个社会经历，会接触到很多人，在象牙塔里为走入真正的社会打基础。他很享受那段时光，颇有几分认真地说：“‘泯然众人矣’的感觉真好，跟同学们打成一片，大家都是差不多的水平，那种被别人加诸于身的优越感一下子烟消云散了，这种松弛的状态于我来说是极好的。”
与此同时，焦力群有点后悔学医了 —— “因为要背很多东西啊！” 他开玩笑。“我是理科好，尤其数学，重逻辑思维，没想到居然要记住那么多文科方面的知识。” 他大呼自己的被理想套住了，继而哈哈一笑，“这种小情绪也不需要过度调节，学着学着就好了，医学的有意思还是比无聊来得多。”
虽然，他曾经的硕士研究课题已经被医学的滚滚洪流碾死在历史的车辙印里。
“激光动力学，那时候还颇时兴了一段，说是对治疗肿瘤有帮助，现在已绝少有人提了。” 焦力群感叹，“其实医学就是这样，不断地尝试、失败到最后才会发现一点儿成果，但也可能什么都没有。” 在他看来，就纯医学角度来讲，医疗技术的发展进步仍很缓慢，它往往是伴随着医疗器械和药物的发展而逐步向前挪动。“比如，内膜剥脱的手术逐渐被支架所取代，不是医生技术有多牛了，而是因为支架被发明了，改变了曾经的手术方式，仅此而已。而且临床证明支架手术的并发症小于 3%，跟内膜剥脱类似。”
曾经需要长久磨炼的手术技能因为器械的发明渐渐地不再那么耗时费力。“这当然是好事情，但也许医生会感到惶惑，未来在多大程度上需要人作为医生的载体，医生的技巧还能占到多大的比重也都不好说。” 焦力群叹了口气，“你可以看到，虽然医学的进步总体上呈现缓慢态势，但其知识的更新又是很快的，作为医生，不得不适时补充学习才不至于落伍。甚至有时候要追赶潮流、与时俱进，不能只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但在焦力群近 20 年的从医经历中，不少关键节点都是被推着走的。
1997 年，山东医科大学硕士毕业后的焦力群留在齐鲁医院成为一名临床大夫。之所以选择神经外科是因为“神经外科最难、最年轻、最有发展”，焦力群说，这些都符合他的性格和追求。和多数临床大夫一样，他也是从住院医开始做起，到轮转，一点点做起，起初那三五年是手术室里的二助或一助，基本没有压力。加上刚有了孩子，生活美满，有点人生如此夫复何求的状态。
在齐鲁医院整整四年的时间，他过得相当安稳。所以当他的硕导朱树干教授提出让他去北京，鼓励他报考凌锋教授的博士时，他并没有很强的意愿。何况当时齐鲁医院的神经外科在国内也是数得着的，何必非挤到熙熙攘攘的北京呢，他私心里想。
但他也没有过分违拗老师的意愿，仍然去参加了考试。“两个小时的考试我只用 20 分钟就写完了，不是因为题简单而是自己对大部分的介入题难以把控，就那样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那时候我还是希望主攻颅底，规定是 30 分钟才能交卷，我就百无聊赖地在卷子上写些其他的试题……” 他笑了笑。
没想到却意外被录取。焦力群猜想也许是解剖和英语的功劳，就这样他成为了凌锋教授来到宣武医院后的第一届博士生。他还记得 2004 年博士毕业那年，他随凌锋教授去印尼开会，遇到曾经的硕导朱树干教授，凌锋教授霸气侧漏：“我可是要把焦博留下了。” 朱树干教授也大方回道：“拿去拿去，我最不喜欢他了。” 二人相视而笑，意味深长。事后，凌锋教授悄悄告诉焦力群，你的硕士导师对你是真好，他有胸怀、有气度，看得长远。
焦力群就此离开故乡举家搬来北京。在他的讲述里，刚来京那几年，把以前懈怠和玩心都收了，一有时间就去系统地查阅一些文献和资料。“就像是鼓胀风帆的帆船，能感觉到几乎每年都在上升，也有心气儿向前冲了。”
不可否认，凌锋教授是焦力群从医生涯里一位非常重要的导师，她的决定甚至影响了焦力群医学之路的走向。
2004 年底，凌锋教授考虑到焦力群是外科大夫出身，把他分到神经外科缺血组。焦力群多少有点不情愿，“想去干颅底啊或者出血也行啊，那时候缺血在国内从临床到科研都刚刚起步，能不能发展起来都还两说”。但也正因如此，缺血的发展空间很大，凌锋教授如是说服于他。
2006 年，他博士后出站，进组之后的几年“一直在低头赶路”，也因此他渐渐放弃了曾引以为傲的脑血管搭桥手术。“那个手术对医生的心境要求很高，我那时候事务缠身没办法做到绝对的安静，心是浮躁的，所以手术也慢慢做不了了，医生是最了解自己状态的。” 他眼眉低垂，稍稍收敛了神采，“面对的是生命，所以每一台手术都如履薄冰。” 对此焦力群也没觉得有多惋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吧，毕竟进入到缺血组之后，工作重心已有所转移”。
十年之后，焦力群所在的宣武医院神经外科缺血组仍是全国唯一的神经外科缺血组。只是境况面貌早已今非昔比。2004 年，缺血组只有 100 多台的介入手术，开刀手术不到 30 台。而现在每年的手术量可达到 1500 台，其中，介入治疗达到 1100 台，开刀手术也达到 400 台。
焦力群表示，从数据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缺血这十年来的发展变化以及介入治疗的逐渐普及。
然而，对焦力群来说，这还不是真正的挑战。
2012 年，缺血组病房扩大，增加到 19 张床。焦力群成为组长，组内手下只有一位大夫，倒是上头有几位老师和师兄帮衬着。对他来说，工作量还可以应对，但心里压力巨大，“好像一下子特别忙起来了”。那一年，焦力群把每年 500 至 600 台的外出会诊手术主动下降到不足 100 台。
焦力群说，“到了这个地步，你必须要去思考如何把团队带出来，发展壮大”，他常以刀锋刀背来打比方，阐述带团队之道。用一把刀削苹果，刀锋要利，而切肉则不仅要刀锋利还需刀背厚。在一个医疗小组里，有些人是刀锋，有些人是刀背，作为领导者不仅要慧眼识人，更要做磨刀石，不时地打磨刀锋，以增其利，还要做打铁匠，稳健刀背，以添其厚。
焦力群十分认可凌锋教授的观点，一个好的团队就是把身怀绝技的人和谐地聚拢在一起。
大凡身怀绝技的人都难免个性，如何在个性和共性之间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既能彰显个性又可推动团队是最好的结果。对此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论：“手指头先平再长。” 这句话后面的意思是，无论手下的医生是偏重临床还是科研，都要将其带到副高的职位之后再任其发展，在此之前，他会严格要求每个大夫科研与临床坚决不能割裂，即便有时候他不得不厚此薄彼地去帮助他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无论走哪条路至少都不会再显得踉踉跄跄，不过能走多远还是要看他们自己。”
焦力群所带领的团队最近拿下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 —— 数字化脑血流储备功能诊断评估技术及其应用研究，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排兵布阵。
统率着国内唯一的缺血性脑血管病神经外科团队和国内最大、经验最为丰富的脑梗塞外科和介入中心，焦力群越来越像一位指挥官，这也是他一直想要达到的成就，从事必躬亲的繁琐中抽离出来，稳坐中军帐，运筹帷幄，调度指挥。他眼里，如今，由他领导的介入中心，多少呈现出了一些“无为而治”的意味，“确切地说是把有为之事做在前面了，才显出轻松之态”。
在焦力群的自我评价里，可以看到一般刻苦、略聪明、自学能力较强、智力能力中等……整体评价接近于中庸。于他而言，个性很强、太自我的人当不了好大夫，而中庸的人更适合从事临床。
好大夫和个性之间要有平衡。个性强的医生对自我要求更高但难以融入团队，有时候会让病人难以接受；而如果没有个性就会缺乏创新能力，在医学道路上注定不会走得太远。他的设想里，如果二者能达到一种平衡，对医生而言是最好的，他自己也一直在寻求这个点。
或许觉得“情怀”略显矫情，焦力群话到嘴边又换了个词。“我想我还是个有理想的医生，” 紧接着言道，“比较高层次医院里的医生是要有理想的”。
“正因为有理想，所以才有困惑，因为理想和现实的差距永远在折磨着你。” 他甚至开始拿自己的体重说事儿，“我刚来北京时 130 斤，现在 190 斤，我想减肥，恢复到以前的体重，但他们之间有 60 斤的鸿沟。” 说话间，他又往嘴里塞了把零食。
对焦力群来说，这两年其实少了很多干扰，在一些事情上自己几乎“任性”起来。而此前长达八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躲”，“会更在意别人的感受，想着会否引起别人的反感，肆意的成分很少”。但现在，他不再逃避，“当你看着手下那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指学生），这些年‘被动’的状态开始反噬，形成动力，进而引起主动地表达”。
“就拿这次的国家‘十三五’重点研发计划来说吧，课题其实更偏向于内科，但我们还是主动去争取了，虽然辛苦了几个月，同事们天天刷文献，暂别临床在宾馆里封闭一周写课题。每天微信群里的讨论多达上千条，PPT 以一天三版的频率修改了一个多月，直到答辩那天的凌晨三点我还在改……可以说，我们真是用了洪荒之力才拿下的。这里面有医院的支持，组织得力，但团队协作能力是我们最大的收获，参与课题的大夫经过这一次之后会更上一个台阶，下次就会更有经验。这苦就吃得值！”
课题拿下之后，焦力群在每周二神经外科的例行大会上做总结，他说的最多的不是功劳和成果，而是经验教训，知道走了哪些弯路，栽了多少跟头，以及以后应该怎么去规避。最后他鼓励在座的年轻大夫：“作为宣武神外的一员，我们必须有亮剑的勇气！” 那一刻，他像一位演说家，豪情万丈。
但医生的现实里，不仅只有那些耀眼时刻，日常里所要面对的更多是门诊里形形色色的患者，去沟通，去诊断。“并不轻松，” 焦力群说，“每周三出门诊都是我一周里精神高度专注紧张地时候，看五六十个病人又要保持专注审慎，个中滋味怕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与此相比，手术似乎更得心应手，但忙的时候，可能凌晨还下不了班。
2016 年 5 月 17 日，他曾记录下“一个血管神经外科医生紧张的一天”，并自我调侃，“星夜回家，最大的好处是不堵车”，文字后面配了一个流泪的表情。（复制链接到浏览器即可查看）https://www.zine.la/article/dbb167901c3a11e6ba9052540d79d783/?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1
焦力群也会觉得工作辛苦，认为中国医生大多不堪重负。虽然他的女儿也对学医很感兴趣，甚至他们“十三五”的课题图都是女儿所绘，但在选择专业时，他还是行使了作为家长的权利 —— 不建议学医，“自己经受的辛苦不想让女儿未来也背负，现在她在国外上大学，学生物，也挺好的”。
但于己，他依然身怀理想走在医学求索之路上。
2016 年 5 月 23 日，他在微信里写下：一天工作，又听到医生被打的消息，心情阴郁，刚刚看到其他医生在群里谈到积极救治一个病人后，因为最终结局的不理想，遭到家属的吵闹。突然就看到这美丽的双彩虹，心情突然转晴，雨后的彩虹也许就在前面，坚持吧，为了你认为正确的选择，为了你心底深处那一丝救人助人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