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模型：易医会通的交点

纵观20世纪的易学与医学研究，可以说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道路。20世纪初，唐宗海写成了医易学专著《医易通说》（1915年上海千顷堂印本），目的在于“为医学探源，为易学引绪”，唐氏是最早提出“中西医汇通”的医学家，本书从一个特定层面论证了中医并非不科学，在医易相关方面着重论述了人身八卦理论及其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原理，既是对前代医易研究的总结，又开创了20世纪医易研究的新路。近代大医恽铁樵是反对“废医存药”、捍卫中医的主将，主张以中医本身学说为主加以改革，他在《群经见智录》中论述了医与易的关系，认为“《易》理不明，《内经》总不了了”，“《内经》与《易经》则其源同也”。可以说，20世纪前半叶，“医易同源”、“医易会通”是医家的共识。

然而，50年代以后，“医易”研究趋于低潮，尤其是十年“文革”时期，《易经》和中医“阴阳五行”都被打入封建迷信的行列，医易研究成为禁区。

80年代以来，医易研究逐渐趋热，到90年代初达到高潮。在短短的十几年中，研究“医易”的著作出版了十几本，①有关“医易”的专门学术会议开了八九次，②论文竟高达数百篇之多。在医与易关系如“医易同源”、“医源于易”上，大部分研究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也有一些研究者提出相反的意见，认为“医学理论与《易》无关”。③“《易经》、《易传》都不是中医学的直接理论渊源，自《易经》产生后直到隋唐以前，在此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时间内，它对医学几无影响”。④“将医理放入《周易》之中，认为医生必须通晓《周易》，是从明末才开始的思潮，是一部分医家的认识和主张”。⑤由上述可见两派在对待隋唐以后“医易会通”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分歧的焦点是在隋唐以前，尤其是《黄帝内经》与《周易》有没有关系的问题上，肯定派承认两者有密切关系，《周易》对《内经》有影响；否定派不承认两者之间有关系。本人是持肯定态度的，并从实践操作层面、文字载体层面、思维方式层面对《周易》对《内经》作了详尽的探讨⑥，此不重复。近20年的医易研究应该说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不能不看到不少研究还处在低层面地比附、无根据地猜想、想当然的拔高和低水平地重复之中。对深层面的理论本质、思维方式的研究还远远不够。

本文旨在探讨易与医的共同的思维方式、思维模型，并从中探讨中医学的理论本质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象”思维方法与“象”思维模型

考察《内经》与《周易》在思维方式上是否一致，不但是判断易学与中医学有无关系的重要依据，而且是探讨易学与中医学理论本质的必由之路。笔者认为《内经》与《周易》都是采用了“象数思维方式”，因“象数”的“数”实质上也是一种特殊的“象”，因此“象数思维方式” 实质上就是“象”思维方式。

“象”思维方式的特点是：以取象（包括运数）为思维方法，以阴阳“卦象”为思维出发点和思维模型，以具有转换性能的“象数”、“义理”两种信息系统为思维的形式和内涵，以外延界限模糊的“象”（或称“类”）概念对指谓对象及其发展趋势作动态的、整体的把握和综合的、多值的判断。

1． “象”思维方法

所谓“象”思维方法即取象（包括运数）的方法，是《周易》的基本方法。从本质上说，“象”思维方法是一种模型思维方法。中医采用据“象”归类、取“象”比类的整体、动态思维方法。所谓“象”指直观可察的形象，即客观事物的外在表现。以《周易》为代表的取象思维方法，就是在思维过程中以“象”为工具，以认识、领悟、模拟客体为目的的方法。取“象”是为了归类或类比，它的理论基础是视世界万物为有机的整体。取象比类即将动态属性、功能关系、行为方式相同相近或相互感应的“象”归为同类，按照这个原则可以类推世界万事万物。

中医即采用这种方法，有学者称之为“唯象”的方法。中医在分析人的生理功能结构时，将人体脏腑、器官、生理部位和情志活动与外界的声音、颜色、季节、气候、方位、味道等按功能属性分门别类地归属在一起。《素问五脏生成篇》：“五脏之象，可以类推。”如心脏，其基本功能是主神明，主血脉，宇宙万物中的赤色、徵音、火、夏、热、南方、苦味、七数、羊、黍、荧惑星等均可归属于心。五脏均以此类推。这种取象的范围可不断扩展，只要功能关系、动态属性相同，就可无限地类推、类比。如果客体实体与之发生矛盾，那么也只能让位于功能属性。中医有一个“左肝右肺”的命题，历来争议很大。肝在人体实体中的位置应该在右边，为什么说“左肝”呢？其实这是从功能、动态属性上说的，肝有上升、条达的功能，故与春天、东方等归为一类，东方即左边。同时这个方位又是“象”模型的方位。

中医在对疾病的认识上，也是据象类比的。中医重“证”不重“病”。将各种病症表现归结为“证”。如眩晕欲扑、手足抽搐、震颤等病症，都具有动摇的特征，与善动的风相同，故可归为“风证”。中医“同属异治，异病同治”的原则，就是根据动态功能之“象”类比为“证”而制定的。因此，有些病的病因症状相同，却分属不同的“证”；有些病的病因症状不同，却归为同一“证”。关键在于是否有相同的病机，而不是取决于症状或病因。例如慢性腹腔、脱肛、子宫下垂这三种不同的疾病，其症状（象）不尽相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但它们的病机（动态功能）都有可能属于“中气下陷”，故可归为同一“证”，都可采用补中益气汤法治疗。

中医以“象”建构了天人相合相应、人的各部分之间相合相应的理论体系，取象可以不断扩展，没有范围限制。这种“象”已超出了具体的物象、事象，已经从客观事物的形象中超越出来，而成为功能、关系、动态之“象”。由静态之“象”到动态之“象”，使得无序的世界有序化，使得人体与宇宙的关系有序化。

所谓运数思维，就是以“数”为思维工具来把握客观世界。值得一提的是，运数之“数”实质上就是“象”，它并不偏向于定量，而是偏向于定性。《素问·金匮真言论》将五脏中肝、心、脾、肺、肾与八、七、五、九、六相配，这是依五行生成数图（即后世所谓的“河图”）中的成数配五脏，木的成数为八，火的成数为七，土的成数为十，金的成数为九，水的成数为六。中医理论中“五”脏、“六腑”、“十二“经脉、奇经”八“脉、”“十二”经别、“三”阴“三”阳、“五”运“六”气、“五”轮“八”廓、“六”淫“七”情、“三”部“九”候、“八”纲辨证、“八”法、“四”气“五”味、“五”腧穴、“八”会穴、灵龟“八”法、飞腾“八”法，等等，均是运数思维的体现，其数字虽带有量的规定，但主要是为了表性，“数”与其说成“数”不如说成“象”，同时也是为了满足象数思维模式的需要。在后世的发展中，中医理论大量吸收了天文、历法、卦爻的知识和框架，扩大取象范围。《灵枢·阴阳系日月》将十二经脉与十二月相配，《素问·阴阳别论》：“人有四经十二顺（从），四经应四时，十二顺（从）应十二月，十二月应十二脉。”杨上善进一步解释：“四经，谓四时经脉也。十二顺，谓六阴爻、六阳爻相顺也。肝心肺肾四脉应四时之气，十二爻应十二月。”《黄帝内经太素·阴阳杂说》在诊断辨证学说中，无论是脉诊、舌诊、眼诊、尺肤诊、都有遵循全息的八卦结构规律，依此规律可取象比类。《伤寒论·伤寒例》提出外感病决病法，直接以四时、八节、二十四气、七十二候观测外感病，以乾坤阴阳爻的消长取象比类说明一年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及外感病发病规律。而运气学说、子午流注则是将天文历法之“象”与人体生理、病理综合研究的代表，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2、“象”思维模型

“象”思维方法是和“象”思维模型分不开的。 “象”实际上就是一种思维“模型”。所谓“模型”，是人们按照某种特定的目的而对认识对象所作的一种简化的描述，用物质或思维的形式对原型进行模拟所形成的特定样态，模型可以分为物质模型与思维模型两大类。《周易》“象”模型是一种思维模型，而不是物质模型。 “象”模型导源于《周易》经传及其其他先秦经典，由汉后“易学”总其成。“象”模型是中医思维所采用的理论模型。作为一种思维范式，“象”模型具有程式化、固定化、符号化的特点。 “象”模型主要有卦爻模型、阴阳模型、易数模型、五行模型、干支模型等。

（1）卦爻模型：《周易》用卦爻作为思维模型，卦爻最基本的符号是阳爻—和阴爻--，阴阳爻的三次组合构成八卦(23＝8)，阴阳爻的六次组合构成六十四卦(26＝64)，六十四卦也可看成是八卦的两两相重构成(82＝64)。六十四卦是《周易》的基础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包含六十四卦的卦象符号，而且包括它的排列次序。卦爻辞及《易传》则可看成是对这个模型的文字解说或内涵阐发。阴阳卦爻既有生成论意义，也有结构论意义，是象数思维的基点。其余六十二卦可看成是乾坤二卦的交合与展开。六十四卦是宇宙生命变化规律的完整的符号系统，也是理想的“象”（符号）模型。

中医有关生命的藏象模型有多种，其中就有一种是八卦藏象。如《灵枢·九宫八风篇》直接将九宫八卦与脏腑配合，以九宫八卦占盘作为观察天象、地象及人体、医学的工具，将八卦、八方虚风与病变部位有机对应，以文王八卦作为代表符号，表示方位（空间），显示季节物候（时间）变化特征。后世基本依据这种配属关系。不过《黄帝内经》中这种藏象模型并不占主要地位，除此篇以外，《黄帝内经》几乎没有直接运用卦爻模型的记载。

（2）阴阳模型：“阴阳”模型从实质上看正是卦爻模型的文字形式。虽然“阴阳”的概念《周易》经文中并没有出现，而是首见于《国语·周语上》，时为西周末年，然而阴阳的观念则至迟在殷、周时期已相当成熟，当时成书的《易经》（《周易》经文）的卦爻符号、卦名等已说明这一点。而《易传》则毫无疑问是先秦“阴阳”哲学的集大成者。

《黄帝内经》虽然不是主要采用卦爻模型，但却采用阴阳思维模型。在《内经》中，无论是作为生理学、病理学基础的藏象学说、经络学说，还是作为诊断学、治疗学基础的四诊、八纲、证候、本标、正邪等学说，均是阴阳思维模型的运用。中医说到底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医以“阴阳”模型阐释人天关系与人体生命结构功能。中医认为人体和宇宙万物一样充满“阴阳”对立统一关系，“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医认为人体组织结构符合“阴阳”模型：上部、头面、体表、背部、四肢外侧为阳，下部、腰腹、体内、腹部、四肢内侧为阴；六腑为阳，五脏为阴；手足三阳为阳，手足三阴为阴；气为阳，血、津为阴。五脏按部位、功能又可分阴分阳，每一脏腑又分阴分阳。可层层划分。中医运用“阴阳”以阐释人体生理功能，人体病理变化、疾病的诊断辨证、治疗原则以及药物的性能等等。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及相互转化用以阐释人体生命现象的基本矛盾和生命活动的客观规律以及人体与自然相应的整体联系。阴阳模型是中医的最基本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三阴三阳。三阴三阳用以阐释经络，手足分别配以太阴、阳明、少阴、太阳、厥阴、少阳，共十二经脉，三阴三阳有开合枢的序次和功能。三阴三阳还指伤寒热病邪侵入经络以后的传变次第、地球公转形成的气候周期（主气）、日月星等天体运动变化形成的气候周期（客气）。《内经》中还有四阴阳说，《灵枢·阴阳系日月篇》将心、肺、肝、肾分别称为“阳中之太阴”、“阳中之少阴”、“阴中之少阳”、“阴中之太阳”。加上脾为“阴中之至阴”，该模型又与五行模型相通。

（3）易数模型：《周易》以及后世易学还构建了“易数”模型，如爻数、天地数、大衍数、河图数、洛书数、五行生成数等，笔者认为这些数并不是表示数量的，而是表示功能属性的，实际上就是一种特殊的“象”，属于“象”模型范畴。

《内经》已开始用易数模型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内经》依据易“数”模型建构了中医生理、病理、诊疗理论体系。如以“八”、“七”为周期论述男女生长的节律，以五行生成数与九宫数论证五脏学说，以天地之至数了论述三部九候、九窍、九脏、九针，以六位数论述三阴三阳……如上文所言《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八、七、五、九、六”配属五脏，乃是河图中五行之成数。“左肝右腑”除上文所述是取动态、功能之“象”，同时还是遵循后天八卦模式中的方位规律，并不是指形体上的解剖位置。十二经络的形成也与卦爻模型有关。马王堆汉墓帛书记载的经脉还只有十一条（见《阴阳十一脉灸经》、《足臂十一脉灸经》），并且还没有完整的“手足”“阴阳”的名称。从马王堆帛书到《内经》，从十一脉发展到十二脉，《周易》六爻模型起了一定作用。运气学说更是遵循河洛卦爻模型，《素问·五常政大论》除“五运平气之纪所应”之数为河图生成数外，还将五脏病变与洛书九宫数相联系。

（4）五行模型：“五行”模型虽然在通行本《周易》中没有出现，而是最早出现于《尚书》中的《甘誓》篇与《洪范》篇，但帛书本《周易》已言“五行”，更重要的是汉以后讲“五行”的主要是易学家，“五行”成为汉以后易学的基本内容。

中医把五行作为人体与事物的归类及相互联系的模型，体现人体的功能分类及生克乘侮、亢害承制的变化规律，并用以解释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用以说明诊断、辨证和治疗原则。《黄帝内经》将“五行”模型与“阴阳”模型相结合，共同构成阐释生命现象和规律的理想模型。在五行模型中，五行与五脏的配属为中心，五行是个纽带，将器官（五官）、形体（五体）、情志（五志）、声音（五声）以及方位（五方）、季节（五时）、颜色（五色）、味道（五味）、生化（五化）等纳入其中，以此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人本身的整体性。五行的生克乘侮是事物联系、人体功能活动联系的法则。五行相生、相克说明脏腑之间资生与制约的联系，五脏中每一脏都具有生我、我生、克我、我克的生理联系，这种联系把五脏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病菌理上相生表主母及子、子病犯母的传变过程，相克代表相乘（相克太过为病）与相侮（反克为害）的传变过程。五行模型还广泛地用于诊断、治疗等方面。五行模型是中医最基本模型，它与阴阳模型互为补充、互为印证。

（5）干支模型：天干、地支也同样不是最早出现于《周易》，而是甲骨文，但汉以后易学家将干支纳入易学，从而成为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

中医学特别重视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学就是时间医学。因此作为表示时间、历法的天干、地支，在中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从藏象、经络、脉象、证象等生理病理学说，到运气、针灸、处方、用药等诊断治疗学说，无不有对干支的运用。

总之，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是“象”思维的子模型，从属于“象”模型的大范畴。各级“象”模型其实是同源、同质而且同构的关系，只是有的偏于表示数理（如易数河洛模型），有的偏向于表示关系（如五行模型），有的偏于表示方位和时间（如八卦模型），有的偏于表示分类（如阴阳模型），把它们综合起来可称为“象”统一模型。

“象”模型是中华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模型，决定了中华文化的面貌和走向，也深深影响着中国传统医学科学的理论建构，成为中国传统科学文化的本质要素。象数模型是与象数方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象数方法也是《黄帝内经》建构中医理论体系的基本方法。《黄帝内经》采用取象运数的方法，创立了藏象、脉象、证象以及治则治法学说。后世如《伤寒论》、《千金方》、《素问》王冰注、金元四大家、孙一奎《医易绪余》、张介宾《类经图翼》、邵同珍《医易一理》、何梦瑶《医碥》、唐宗海《医易通说》等都直接或间接运用或发展了这个模型。尤其是隋唐以后，医学家自觉地引易入医,最明显的表现则是采用了卦爻、阴阳、易数、五行、干支等“象”思维模型。

二、从“象”思维的特征看中医学的本质及其走向

1．“象”思维的特征

“象”思维方式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⑦：

（1）重整体、类比，轻个体、分析。中医不但将人本身各部分之间看成一个整体，而且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整体。这就是所谓的“人身小宇宙，宇宙大人身。”在这个理论基础上采用类比、类推的方法，将人体各部分与外界各事物融为一体。对人体各部分不作个体的、深入的分析，对人与外界事物为什么“合一”、怎样“合一”不进行具体的分析，只重视在模型范式上的归类“合一”。中医对疾病的认识也体现这一特点。如“龋齿”，甲骨文中已有文字记载，说明“虫”是病原、病因，后来从整体上考察，认为胃热、虚火是其病因。

（2）重动态、功能，轻实体、结构。中医类比之“象”是动态、功能之“象”。中医很多概念只代表功能，不一定非有实体结构。《灵枢·阴阳系日月》说：“阴阳者，有名而无形。”“阴阳”已从“日月”的实体意义抽象为动态范畴，是泛指，指事物的共性，而不是指具体事物的形体。中医“脏腑”概念绝非指生理解剖意义上的实体结构，而是指功能相同、时空节律形态具有同步性、全息性和一组动态结构。“左肝右肺”绝非指肝在左边，肺在右边，而是指“左”与“肝”具有上升的阳性功能，“右”与“肺”具有下降的阴性功能。“左”与“右”的动态功能由太极象数模型的规定性所决定。

（3）重直觉、体悟，轻实证、量化。直觉体悟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方法，中医对人体生理、病理的认识体现了这一特点。脏象、经络学说主要是通过直觉体悟感知的。脏腑的生理结构与人体实际解剖部位并不相同，说明不是由实证方法得出的。经络主要是循经感传的认知固化的产物。中医在诊断、辨证上更体现了这一特点。望闻问切四诊是一套由表知里的诊断方法，通过对脏器经络的功能性变化的感知，把握疾病发生病因、病变机理。与西医运用仪器、直接从病变部位摄取质方面的材料来把握病变机理的实证、量化方法有所不同。中医诊断辨证有高明与低劣、正确与错误的差异，主要取决于认知主体----医生认知、感悟能力的高低，中医尚缺乏一套具有量化规定性的诊断标准。

（4）重程式、循环，轻创造、求异。中医理论体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程式化的体系。从生理学说看，早期是从解剖实体形态出发认识脏腑的，如古文《尚书》、《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均认为脾属木、肺属火、心属土、肝属金、肾属水（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疏》），而今文《尚书》和《内经》则从功能出发，确定了肝木、脾土、心火、肺金、肾水的模式，并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中医生理的最基本框架。经络的定型同样也是程式化的产物。中医诊断、辨证也可以说是程式化的，如面部诊、寸口脉诊、尺肤诊、舌诊等，其与内脏相对应的部位排布均是依准后天八卦结构规律，笔者提出一维和二维的八卦全息结构模式。再如八纲辨证，六经辨证，主要是遵循阴阳模式。注重程式、模型，注重循环往复，必将导致创造性、求异性的缺乏，几千年来中医的理论基本没有突破。

总之，以象数为思维模型、以取象运数为思维方法，注重天人的整体性、全息性，注重生命的功能性、关系性、超形态性、时序性，注重认知方法的直觉、体悟、程式、循环，是中医学理论的本质。⑧

2． 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与优劣比较

（1）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关于中西医学思维方式的差别，学术界有“元气论”与“原子论”、“整体论”与“还原论”、“系统论”与“分析论”、“功能论”与“结构论”等观点，笔者认为中医学与西医学思维方式的本质差别是“模型论”与“原型论”的差别。⑨中医学和中国传统生命科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即从功能模型、关系虚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西医和现代生命科学是“原型论”思维方式，即从解剖原型、物质实体出发建构人体生命系统。

西医学采用“原型论”的思维方式，遵从“原子论”和“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采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认识人体生命。西方传统认为原子是世界本原，有限、有形的原子构成物质及其运动，运动的根源在原子的外部，原子与原子之间是间断的、虚空的，要认识“原子”，必须采用分析、还原的方法，由此发展出十七世纪以机械自然观为背景的西文近代实证科学。在对生命的认识上，由古希腊四体液学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细胞，并逐渐发展为以细胞学说为基础的近代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和治疗法，直到进入当代分子生物学，医学从细胞水平进入分子水平。统观这个过程，其实都是在运用分析、实验、还原的方法，探求构成物质、生命的最基本元素、基本结构功能，这就是“原型”。西医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均从人体“原型”出发，以阐明人体的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治疗为目的，解剖学、生理学是西医的理论基础。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从物质结构层面将人体生命还原成分子生物结构，并可望在近几年内提前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说西医学和现代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原型”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无可替代的。

中医学采用的是“模型论”思维方式，遵从“元气论”和“天人合一”的哲学传统，在“象”模型支配下，采用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中国则形成并遵从“元气论”的传统。从《周易》、道家到中医无不讲“气”。“气”是世界本源，“气化”运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这种运动是“气”内部的相互作用。“气”是连续不断、流动有序的，是介于有形有状的粒子与无形无状的虚空的中间状态，可双向转换。中医在对待人的生命时，即从“气”入手，“气”既是生命的最小物质又是生理动态能。“气”的生命体现必然导致整体性、功能性、直觉性、程式化的方法论。“气”是中医学的最基本模型，“气”也是一种“象”。如上所述，气-阴阳-五行-象数模型是中医学的思维模型。《黄帝内经》遵循这个思维模型，一开始就没有走向机械、分析之路。《黄帝内经》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开放的系统，而不看成是个不断分割的机体。在人体这个系统中人体小时空对应天地大时空，对应天时、物候、方位及万事万物，这种对应是由象数模型决定的。因此人体和整个宇宙在中医看来都是很容易把握的，只要用这个模型去推测、比拟就可以了。中医所谓的“模型”与科学所谓的“模型”内涵不尽相同，科学“模型”分为思维模型与物质模型，对此笔者已另文论述。就中医学“模型”与现代科学“模型”的区别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定量化的，包括了数学模型，能从一定的基本概念和数量关系出发进行推理和演算，对有关问题和现象作出定量的回答和解释；而中医学的“模型”是定性化的，五行并不表量而是表性，不是作为数量的依据，而是提供定性的参考性推论。二是现代科学的模型是一种纯科学模型，不包含社会政治、哲学文化等非科学因素；中医学模型则带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中医模型方法包含哲学的、主观的、体悟式的方法。三是目的不同，现代科学的模型方法是以自然或人的“ 原型”为目的，最终是要揭示自然或人体的实体本质、物质结构及其功 能、规律，关注的是“原型”；而中医学关注的是“模型 ”， “原型”往往服从于“模型”，“藏象”即是一种典型的模型，对藏象模型的构建成为中医人体生命科学的目的。“模型”只是现代科学、现代医学的研究手段，并不是研究的目的和思维方式，而“原型”才是其研究目的和思维方式。

（2）中西医思维方式的优劣。中医和西医在思维方式上各有优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在生命观上，中医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功能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体现在对生命复杂现象的直觉观测、灵性感悟、整体把握上。与之相比，西医则在生命的 物质层面、结构层面、个体层面、静态层面，以及对生命现象的知性观测、数理分析、微观把握上占有优势。

在疾病观上，中医的优势体现在未病养生的预防观念、辨“证”求“本”的诊断方法 、发掘正气潜能、自稳自组自调节的治疗原则上。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因病理病位的物质性指标的精确把握，对疾病病灶的定位、定量的准确消除上。

在医学模式上，西医主要采用生物医学模式，而中医则是一种综合性的、大生态、大生命的医学模式，以五行—五脏模型而言，它既包含有文化社会的因素，又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既反映了人体五脏之间不可分割的复杂关系，又反映了人体内“藏”与自然万物外“ 象”的对应关系。自从1977年恩格尔(G.L.Engel)提出超越生物医学模式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中西医都面临着如何实现医学模式转变的任务，而在这点上中医学因其比较重视整体和综合，因此在这个转变中有着一定的优势和机遇。

在思维方法上，西医采用纵向的、机械的、还原分析的方法，导致对人的认识从器官、组织、细胞到DNA、RNA、基因，注重生命微观的纵深探讨，在形态、结构、细节上达到相当的高度，占有相当的优势。中医采用横向的、有机的、整合的方法，从整体、宏观、动态、联系上认知生命，是中医的强项。

3． 中医学的未来发展

在中医的未来发展战略问题上，目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之争。笔者属于“传统派”。笔者认为“现代派”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 “中医现代化”实际上已构成一个悖论，我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 ⑩，这个“悖论”可描述为“中医要实现不改变其非现代科学形态的现代科学化”。也就是说所谓的“现代化”在相当多的人看来就是要“现代科学化”（其实“现代化”的含义远非这么简单），而中医学是一种传统科学，不是现代科学，要“现代科学化”就是丢弃自己的特色；而不现代化，在现代科学技术面前又难以保持自己的特色。如何既保持自己的特色（传统科学形态）又实现“现代科学化”，无疑构成了一个“悖论”，自从笔者提出这一“悖论”以来，已引起业内、业外人士的较大注意，并引发了一场中医存亡世纪大论争。如何走出这个“悖论”的怪圈?的确需要我们好好研究，而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就是中医理论模型问题。

就“象”思维模型而言，我是持 “修补” 观点的。医易“象”模型是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中通人事逐步摸索出来的，是对天地人(三才)运动规律的一种形象、模糊的图示，它是建立在以天道推及人道、天道即是人道(天人合一)的认识基础上的，它原本关注的是天道的动态功能。这个模型对天地包括人的运动大规律是基本适合的，它揭示了在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下呈现盛衰消长、周而复始的运动变化的根本规律。中医即用它来建构五脏生命模型，应该说通过二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五行—五脏模型还是基本能够反映人体的功能特征和生命运行规律的。《黄帝内经》采用“象”思维方式，以横向、有机、整合的方法认知生命，这无疑是生命科学的大方向，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医“象”思维模型并不能完全精确地、数量化地反映人体各个脏器实体的所有生理结构功能、病理变化，不能不看到中医不重量化、不重分析的思维取向导致对生理病理的细节认识不清，诊断辨证的较大“艺术性”、“模糊性”，理论框架的万能化甚至僵化，造成了中医发展的缓慢，造成了中医与现代科学的隔阂，可见象数的思维方式给中医带来的正负面影响都是巨大的。

一切模型都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发展，模型也在流动、变化、更新之中。医易“象”模型也不例外。由于生命世界的高度复杂性，借助于一种或几种模型往往不能详尽地、精确地反映原型的结构、属性和行为。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象”模型是一个先验的、不能变更(“不易”)的模型，它好比一个一开始就设计得过于完美的大框子，后来的东西只能分门别类、按部就班去填入这个大框子。以这个模型去限定活生生的、变化莫测的人体生命原型，无疑是不完备，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对这一思维模型与人体生命原型进行双向研究，抛弃错误，修正不足，逐步寻找到一种合理的、逐步逼近原型的模型，当然这就不能不借助于多学科的尤其是现代科学的新成果、新手段，这种借鉴的目的不是去验证中医、衡量中医，更不是去否定中医、改造中医，而是在更高层面上修正、补充、发展中医。

现代中医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应该在真正认清“象”思维的前提下，继续把握宏观、整体、动态认知生命的大方向前提下，致力于研究怎样弥补微观、分析、形态方面先天不足的问题。具体地说就是继承整体性，强化分析性；继承动态功能性，强化形态结构性；继承主观性、直观性，强化客观性、逻辑性；继承求同性，强化求异性。中医的重点应放在后者，相对地说，西医的重点应放在前者。在思维方式的层面使中西医达到一种最佳配置上调节，实现形而上意义上的中西医结合，这无疑是中医发展的走向，也是实现中医现代化的前提。

万物皆有“象”，按同象同类的原则，由一般到个别，从已知推导未知，以类万物，中国古代圣贤即是以这种演绎方法来认识世界，建立了整个传统文化体系。

中医是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中医学中亦有“象”，古人发现，人与万物皆在天地间，其实和天地自然并无二致，天地是一个大宇宙，自身即有一个小宇宙。

因此说，天地之象、万物之象与人之象可互相对应。

学习中医，先要领会这个“象”，这是学习中医，进而深悟中医的必需方法和必然过程。

中医治病，很多时候是比“象”用方。症有象，方有象，药有象，穴有象，能够“取类比象”，并且融会贯通，把治病与时间和空间结合起来，即是最高明的中医。

比如：叶天士用梧桐叶催生，即以落叶禀金气而下降，类比孕妇产子之不下，这个例子即是“近取诸身，远取诸象”的体现。

中医重视“取类比象”，这是中医独有的思维模式，是精通中医的关键。把“象”悟透了，万事万物都可与中医产生联系。

学习中医就是要把握古人认识事物的方式，从思维方法和哲学方法上去理解古人，如此才能如庖丁解牛般顺畅自然。天地万物莫不有象，透过“象”去感悟中医，是我们进步的捷径。

1、“象”从何处来？

《大学》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格，推究；致，求得。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即是格物致知。

数理化也是格致的学问，但数理化并不能达到诚意正心的效果。为什么呢？古人的格物致致，其源于“天人合一”，是一种“取类比象”思维，物与人互通。而现代的数理化与人是不相通的。

也就是说，所谓的“象”，是从格物来的，但格物的思维是“取类比象”。

以经络气血为例，经络调节气血运行的规律与洋流的规律运动有一定的相似之处，经络气血的运行即是由主干及细枝，由主及次。

再以中药功效为例，中医认为：物从其类，同形相趋，同气相求。故“皮以治皮、节以治骨，核以治丸”，“子能明目”，“蔓藤舒筋脉，枝条达四肢”。

比如五皮散可以治皮水，《成药便读》云其“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借以说明药用部位与病位的疗效关系。再如《本草思辨录》中云：石膏“丝之纵列，无一缕横陈”，极似肌肉纹理，其性主解横溢之热邪，故善治肌肤大热。

又如，陈皮外有棕眼似毛窍，内白又象肌肉，故可入脾肺二经；丹参、茜草之类色赤走血，而山药、白术则色白入气；忍冬藤、首乌藤可舒筋活络，以藤之象比类于人的筋，等等。

2、“取类比象”的原理是什么？

天地之间，万物万命，不离五行；人生天地之间，亦禀五行而有生长壮老死。人吃五谷杂粮，人的五脏六腑各禀五行，与万物万命互相关联。

能知五行生克制化之理，则人的生命与万物万命自然相应。所谓取类比象，即是人与万物万命之间所禀受的五行之气相互贯通而已。

中医四大经典最重视“取类比象”，整个脏象体系就是“取类比象”思维的延伸，“取类比象”思维在中医的起源、形成及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内经》有言：“览观杂学，及于比类，通合道理。”又言：“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借助取类比象，我们不但可以学习传统中药，还可重新认识某些药物，甚至发现新中药。

只要合乎取类比象原则，其功效必能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不断印证——这正是中医药的精髓。

3、《内经》与“取类比象”

若问，《素问》八十一篇，哪一篇最能代表《内经》的学术水平呢？我选择《阴阳应象大论》篇。

此篇讲解阴阳，包括天地、万物以及人体阴阳，虽然以阴阳为本，但重在“应象”。

所谓“应象”，即是“取类比象”。可以说，整个中医理论的核心就是在“天人合一”理论下的“取类比象”，五脏六腑、中药功效、穴位主治等等皆对应于天地阴阳。

我认为，这篇文章代表着《内经》“取类比象”思维的最高水平，若能悟透其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临床以及养生之中，必然有助于医术提高。

其中的许多概念都不能忽视，如“天有精，地有形”、“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味归形，形归气；气归精，精归化”等等，皆是分析人应该如何取法天地之象。

历代中医有大成就者，无不精熟《内经》。反复阅读《内经》，可以锻炼医者的思维方式，从而使医家在临床上灵活圆融，左右逢源。《内经》的主要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取类比象”，这些思维模式很难直接训练，精读《内经》则是一个方便法门，从而让学者进入整体性直觉领悟的境界。

4、中药与“取类比象”

古人观天察地，自有一套格物致知的学问与方法。本文重点谈“取类比象”，掌握这个方法，比单纯记诵中药的功用更有意义。

中医的“取类比象”是一门格物的学问，把生命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互相结合，去分析其中的联系。取类比象并非胡乱联系，而是符合天人合一的规律的，且经得起临床验证。

比如，按此法可迅速识别自然界中的多种药物的功用，且验之临床亦能屡用屡效。严格来说，整个《本草经》其实就是一部取类比象的学问。

中药学是格物致知的学问，要求“取类比象”，而不是分析成分。我们学习中药，就是要掌握这个取类比象的思维模式，而不是拼命地背诵每味中药的现代功用。

中药离不开取类比象思维，千万不能依赖药物成分。比如，诸藤皆缠绕蔓延，纵横交错，无所不至，以之比象人体的络脉，故有通络散结之效，治疗久病入络者，如络石藤、忍冬藤、葡萄藤、鸡血藤等等皆有同样的功效。

再如，牛膝其节如膝故可治膝关节病，续断多筋而能续绝伤，杜仲多筋坚韧则可坚筋骨，伸筋草其形似筋而能舒筋通络等。

又比如，蝉，其声清响，昼鸣夜息，故以蝉蜕治失音、小儿夜啼诸症；虫类善能走窜，具搜剔之性，多具活血、祛风湿等功用，如土元、蜈蚣等。徐灵胎的《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即是依据“取类比象”思维写就的。

5、“取类比象”是中医核心思维之一

以象论“天人合一”：中秋时节，月得水气而成满月，正是金水相生之时。应之于人：肺为金，肾为水。经云“其本在肾，其末在肺”，即是讲金水合为一气。

若金水不相生，则肺肾不交而患成燥咳。应之于药：玄参与天门冬二药皆入肺肾二经，皆能禀金水二气，得上下环转、生生不息之妙用。

以象论用药：发为肾之余，头发得肾气之精而能乌黑发亮。若肾气亏虚，就会出现头发斑白。

中医治疗肾虚发白，多从补肾入手。常用四季长青的女贞、侧柏叶等来乌发。从医理分析，这类中药经冬而不凋，其“肾”气旺盛，故可取类比象，以之入肾补肾。

推之，诸藤以舒筋、中空以发汗、花善解郁等，都是“取类比象”的临床应用。

再如，凡诸皮肤病，以及过敏性疾病，我都嘱咐病人忌食鸡。按天地自然之理，取类比象，则鸡属巽，属风，易致内风妄动。且中风患者亦需忌鸡，以防风从内动。

以象论生理：有的家长不肯让孩子多做户外运动，怕汗出易感冒。却不知汗出是自然反应。

按中医取类比象思维，出汗有如下雨，下雨是天地阴阳趋向和谐的反应，出汗也是机体阴阳和谐的反应。

能出汗，说明孩子的身体满足了两个条件，一则阴阳充盛；二则阴阳升降出入的道路通畅。这样才能高下相召，阴阳相因，阳加于阴而为汗。

6、什么是真中医？

以中医执业，却不相信中医，挂羊头卖狗肉，这是真中医吗？当然不是。

除此之外，只会开西药的不是真中医；用现代药理学指导中医临床的不是真中医；遇到大病急病即不再相信中医的不是真中医。

真正的中医人，其思维必需是纯中医的，必需有“天人合一”和“取类比象”思维。舍此，绝非真中医。比如“提壶揭盖”一法，用宣肺之法来通小便；“增水行舟”法，以生津润肠之法通便，这即是“取类比象”思维的具体运用。

近年来中医界走了一条所谓“科学化”的道路。忽视“取类比象”思维而搞中药的成分认证，将中医的概念理论作客观化、定量化研究，采取实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组织、细胞、分子水平研究中医，结果是把中医搞得面目全非。

真正的中医，必然是依据“取类比象”理论来临床应用中药的，而绝不是依据成分。

我坚持认为，是否运用“取类比象”思维，这是判断真假中医的金标准。

在中医的几大思维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思维即“取象比类”。而中药的功效与主治，则也包含了这一智慧，通过观察植物的形态以及生长环境，推知功效与用法等。通过此法，相信你能很好的记住中药的功效。

《内经》指出：“天地万物者，不以数推，以象之谓也”，“援物比类，化之冥冥”，“不引比类，是知不明”，也就是常说的“取象比类”。“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是古人的智慧结晶。

张志聪称之为“用药法象”，这里的“象”即某药之所以有某种功能的根据。

民间有这样的归纳：“中空草木可治风，叶枝相对治见红，叶边有刺皆消肿，叶中有浆拔毒功”。

也就是说：

• 凡是草木中间空心的都可以治疗风湿骨痛，如治疗风寒腰腿痛,可加一些酒行气活血，一般不认识的药尽量只外用勿内服；
• 凡是草木叶与枝都是对生的即可以外用止血；
• 凡是叶边有毛有刺的即可治疗肌肉红肿疼痛等；
• 凡是叶子经一搓既有粘滑浆液的那可治疗无名肿毒或蛇、蝎、蜂、蜈蚣咬伤等。

懂得这些规律，除了有助于更深刻、更形象地理解和掌握药物的功能，对临床有更加精当的把握以外，对于某些特殊情况，比如在野外发生意外，而手中又没有准备到任何药物的情况下，就可以大有用处了。

例如出现出血情况而需要止血的话，就可以根据“叶枝相对治见红”这一点，在附近寻找枝叶对生的药物来处理，如果是显红色的则更好。

同时，由于“血见黑即止”，是以黑色属水，红色属火，水克火的缘故。如果时间允许，用其中一些烧成炭黑则效果更佳。

又如，如果出现了被毒蛇咬伤的情况，又当如何急救呢？

凡被毒蛇咬伤，切勿惊慌失措，应冷静地挤或吸出毒汁，然后在原地直径十米范围内，即可按照“叶中有浆拔毒功”一句所提示找到解药。

吴以岭在《络病学》虫药通络、藤药通络中，认为取象比类是中医临床用药的常用原则。

藤类缠绕蔓延，犹如网络，纵横交错，无所不至，其形如络脉，对于久病不愈、邪气入络者，可以藤类药物通络散结，如雷公藤、络石藤、忍冬藤、青风藤、鸡血藤等。

仅仅是通过藤的象，我们可以知道这些药物都具有通络散结的作用，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但是各藤又有更加细微的区别，比如鸡血藤，它的汁液还真的很像鸡血的样子，红红的入血分，味道也相对甘甜而更有补性，所以鸡血藤还补血活血的作用。

总体来说，对于中风中络者，鸡血藤就更加对证了，是以它不仅能够通络，更有“血行风自灭”的意义。

唐容川说：“荷藕中空，即离象也。生出莲叶，其形仰盂，即先天之离变为后天之震，开花色红内虚，又是象先天之离。生出莲藕，又是仰盂，象后天之震。至于莲子，外白肉内青心，亦象离中虚，又将来生莲叶之先天也。然莲子非入水不能生叶，盖离之上爻必变为阴乃成震卦。水者阴也，莲子入水，是离体之上加以阴爻，逐变为震卦矣。”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人患雷头风症，头面疙瘩肿痛，憎寒发热，症状很像伤寒的样子，医家用了很多药物都没有见效。

李时珍处清震汤治之而愈。方用荷叶1枚，升麻15g，苍术15g，水煎温服。时珍说，此病病在三阳，不可过用寒药重剂，诛伐太过。对证应该用轻灵的药物。

但是为什么会用到荷叶呢？

这是由于震为雷，而荷叶的形象就属于震体，其色又青，乃涉类象形之义，所以才用到它。

其他诸如牛膝其节如膝故能治膝胫之疾、续断多筋而续绝伤、杜仲多筋坚韧能坚筋骨、伸筋草似筋而能舒筋通络、穿山甲具有通络之效等等，举不胜举。

需要注要的是，诸如以皮治皮、猪腰补肾等，虽以其外形之象，但我们更加看重的还是它的神似（义象）。

万物之皮皆有保护其体，循环水道卫气等功能的共性，这共性就是所谓的神似。

病人之所以浮肿，虽与内脏病变有关，但与皮肤在某方面的功能虚损亦有关，而万物之皮有着共同的功能特性，故药物之皮可以助人之皮以敌外邪或平衡人之体表的功能以化解所害。

同理，猪腰补肾亦非其形似为原因，而是由于猪腰（即猪肾）的功能与人的肾脏的功能相似，以神补神而已。

《范文甫专辑》中论治黄某不寐案云：“苦不寐，百药不能治，召余处方，以百合一两（30g），紫苏叶三钱（9g），二味煎服，三贴而安。问曰：此治不寐而效，本何书？余曰：我尝种百合花，见其朝开暮合，又种紫苏，见其叶朝仰暮垂，取其意而用之，不意其得效之速也。”

有人对此妙案而拍案叫绝，也有人反思而提出这样的疑问：“朝开暮合、朝仰暮垂的药物不光是百合、紫苏两味，这种用药的方法究竟有没有普遍性？”

其实，该患者“苦不寐，百药不能治”，作为顽固性失眠，先不论其最初病因，一个长期失眠的人，至少已经存在阴阳开合出现了问题，而具有朝开暮合、朝仰暮垂的百合与紫苏，在象思维的层次，确实具有调节开合机制的功能，有是证则用是药，所以见效。

那么其它拥有类似药象的药物是否也具有这样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

但是有些人会出现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看到这个结论之后，会在其它失眠的患者当中也用上百合与紫苏，这就真的犯了是教条主义了。

比如小儿夜啼证，晚上哭闹不睡眠，用上了就未必有效果，这个时候用蝉蜕效果更佳。

就药象来说，蝉（知了）白天叫得震耳欲聋，晚上却了无声息，所以善治小儿夜啼证。当然，蝉蜕的药性平和，对一般失眠也具有普遍作用。

药象是古人常用的一种认识事物的方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

有些人把“象”解读为形象或者意象是狭义的，真正的药象至少包括药物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包括对药物的外形、质地、颜色、气味、习性、生长环境等自然特性。

药象自古至今都是中医中药的重要思维，特别是宋代以后，大批儒士加入医生行列，医学被儒家认同为格物穷理的学问体系，使其理论更加完备。

药象思维才是正统的本草思维，这当中也包括了《周易》八卦的象思维。

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药象作为认识与应用中药的一个思维工具，也必定存在某种局限性，需要与阴阳五行等理论相配合加以应用。

这样一来，无论是对“医者，意也”意象的提炼归纳，以及对中药性味的体会把握，象思维均贯穿其中，发挥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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