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品鉴赏——伍瑞隆《墨牡丹图》

伍瑞隆（1585—1666），字国开，又字铁山，别署鸠艾山人，香山（今广东中山）人。他工诗，善书画，著有《鸠艾山人遗集》。天启元年（1621），他得乡试第一；天启五年参加会试，仅中副榜。于是，他返乡潜读诗书、博涉旁通。至1638年，他任化州学正，1641年官任翰林院待诏，后又任户部主事和户部员外郎。因得官品加进，他交友也随之宽广，与周亮工、陈洪绶、曹溶等人结社交好，互通诗文画品。1644年之后，随着明王朝的灭亡，伍瑞隆隐居香山，不再出仕。他在政治上身处“明末”，在文化思想上则属于“晚明”。政治的动荡与社会的不稳定一方面为意识形态的发展创造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文化的兴盛。特别是晚明的广东地区，一批重要的文人画家在此脱颖而出。对水墨和物象高超的掌握力，使得广东地区的画坛一改之前寂寥的状态，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画家以及能影响整个画坛的画作。这样的环境也促进了伍瑞隆诗、书、画的发展。

　　由于环境的改变，晚明文人画在题材的选择上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就花鸟画而言，较之明初院体画的全景式，晚明作品更多地转向对小幅、折枝以及局部写生的偏爱，“形似”的绘画目的渐渐被在绘画中表现情感而取代，表现手法也更钟情于水墨描绘。墨牡丹是许多水墨花鸟画家偏爱的题材。因岭南地区牡丹移植得较晚，因此在这一地区牡丹作为绘画表现对象的时间要晚于主流画坛。自明代中后期开始，广东地区才出现善画牡丹的文人，其中以赵焞夫和伍瑞隆最为有名。伍瑞隆的牡丹画作受“青藤白阳”风格以及同乡赵焞夫的影响，追求笔墨的肆意，赋予牡丹高洁、脱俗之态。清初岭南诗僧成鹫曾以“铁山写铁干，留色不留香。墨妙传三昧，灵台放毫光。天香非有香，国色亦无常。即此明真幻，何须向洛阳”的诗句来表达对伍瑞隆牡丹画作的赞赏。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伍瑞隆《墨牡丹图》（见上图），纵174.9厘米、横70.5厘米。一株牡丹自画面右下方呈“S”形向上蔓延生长，花朵也基本依靠在“S”形上升的枝干两旁。这种构图方式是伍瑞隆“程式化”的布局风格，意图营造一个颇具动感的画面空间。画家对牡丹的刻画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牡丹花瓣修长，以浓墨点蕊。若不看“三叉九顶”的牡丹叶，乍一看与菊花颇为相似。另外，画家在描绘花瓣曲折的外轮廓的同时，还将靠近花蕊的中部花瓣画得较为细小，将外围的花瓣表现得更加饱满，表现出复瓣牡丹“起楼”的特点。在对水墨的把控上，画家也处理得颇为老到。画面下部的老干以淡墨干笔绘就，并露出飞白，以突显木本的苍劲；而新枝、新叶则以饱满的浓墨突显精神。花朵以勾画和点厾两种方法绘制。以勾画法处理的花瓣并未严密地勾画轮廓，而是虚实结合，笔与笔之间留出空隙，使画面意气相通。点厾法也将花朵与花瓣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而突显出花朵的厚度。在笔法上，画家融入了草书笔意，以写入画，使此作展现出潇洒恣意、水墨淋漓的效果。

　　在以江南为文化中心的晚明时代，伍瑞隆以自己深厚的水墨功底和艺术造诣，展现出书画艺术的光芒。虽为晚明遗民，但他并未像八大山人那样出家遁世，也不像其他一些人那样出仕新朝，而是选择隐居山林，抛避尘世的喧嚣，寄情诗画，以得安然自怡。他是传统书画艺术的成功实践者。在实践中，他糅合了释、道家的审美观，并将其教授于后人，对清代乃至近代的珠三角地区的艺术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摘自《中国书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