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求酒一杯，疏狂图一醉”，浅谈两宋文人与酒的不解之情
本期概要
古代文人与酒的情缘，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还曾出现过“周公禁酒”，而这种情缘的成熟则是在唐宋时期。
唐宋以来文人创作与酒联结在一起，酒成为了文人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文人的命运也与酒渐渐交融。
盛唐造就了文学的兴盛，文人雅士登堂入室饮酒作诗，多慷慨激昂之风气，这是盛唐的浪漫。但到了两宋，情形则为之一变，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整个王朝的文学创作处在一种压抑的状态下，饮酒成了一种精神上的慰籍。
盛唐一喜，两宋一悲，这一喜一悲却意外造就了文人命运与酒文化最深的交融。
两宋文人对酒的依赖度，与唐朝时期的文人相比，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唐朝以“酒中仙李白”为首，一派豪迈之情，宋朝则有“醉翁之酒――欧阳修”、“哲学之酒――苏东坡”以及颇具代表性的“酒中豪杰――李清照”等，无不充斥着忧愁之意。
如果说唐朝文人对于酒，是精神的寄托，那么两宋文人更多是精神的依赖，还有对现实的期待。
辽夏金元的外部压迫，王朝内部的腐朽没落，这一切也都在将文人向饮酒图醉，借酒浇愁的边缘推去。那么两宋时期的文人与酒，还有着哪些深层次的不解之情呢？
01
宋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经济极为繁荣的特殊时期，商业发展自然繁盛，而在商业带动下，工业发展也是“水涨船高”，酿酒工业，就在这个时期得到了空前发展，酿酒程序日益优化。
据 朱 肱 《 北 山 酒 经》记 载：平 居无事，耳力江山之兴，亦未足以知麹蘖之力，稻米之功。至于琉璃放逐，秋生暮雨，朝登槽丘，暮游曲封，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酒之功力，其近于道耶。
在当时的文人看来，酒首先可以饮酒助兴，可以与好友亲朋相聚一堂，饮酒作乐，在这繁杂的浮世之中寻得一方净土。同样，在朱肱看来即便是琉璃放逐，酒依然可以常伴左右，当深秋暮雨之时，尽情的饮酒还可以抵御北方寒气，亦或是南方瘴气。
酒是否真有此等功效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豁达的心胸，这种无论或悲或喜，都与酒分离不开的文人意气。
正是如此胸怀，使得中国文人与酒的情缘，逐步开花结果，而追其缘由，却是一纸孤独。
隋唐广开科举，为天下寒门士子打开了一闪新世界的大门，无数学子纷纷参与科举考试，只为求得榜上有名，进而加官进爵、建功立业，成为文人中的佼佼者。但榜上有名者少，名落孙山者众，虽是科举的正常情况，但对这些寒窗苦读数十年甚至几十年的学子而言，人生最大的打击莫过于榜上无名。
榜上无名者充满了忧愁，那么何以解忧呢？正如当年曹操所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确，落榜的学子怨天尤人者有之，发奋图强者亦有之，但无论是怨天尤人者，还是发奋图强者，都免不了“以杜康解忧”。
这便是古代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的第一大原因，文人在仕途沉沦当中借酒浇愁，用酩酊大醉来宣泄对命运的不满。用酒来麻醉自己，用醉生梦死，去应对这场美好愿望与科举现实的错位所带给自己的沉重打击，聊以自慰。
同样，仕途的失意也会带给文人沉重打击，不同于科举打击下的怨天尤人和发奋图强，在仕途不顺之时给文人的打击，是具有毁灭性的！首先是考验文人骨气，如若没有骨气，定然可以反败为胜平步青云，当然少不了后世唾骂。其次便是放浪形骸、寄情山水，或忧国忧民、尽忠职守。
苏东坡便是仕途不顺的典型，两入朝堂皆徒劳，前后贬官十几次。那么苏东坡在仕途不顺的时候，选择了什么呢？美食美酒。
苏东坡在贬官旅途当中，不仅是美食专家，还逐渐成为了酒文化专家，形成了一套以“半酣”和“欢适”为核心的饮酒观。和科考不顺的无数文人一样，仕途不顺的文人苏东坡也选择了酒，而且在酒中导入了哲思。最出彩的，当属《放鹤亭记》，他在文章中六处提到酒。
而苏轼酷爱“杯中酒、酒中月”的背后，蕴藏着的其实是两宋文人与酒有着不解之缘的第二大原因。现实生活总是不如意事十之八九，种种不平衡充满了日常生活，这种现状被宋人归结为“清醒时痛”，于是不清醒成为了追求，进而与酒为伴，成为了必然选择。
02
宋代文人对酒的推崇，加速了酒文化的繁荣，而官方对酒的推崇和管制，更是掀起了一股酒文化发展的浪潮。
宋代黄酒的生产量猛增，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瓦舍勾栏都能看见黄酒的影子，而黄酒的酿制也成为酿酒史上的鼎盛时期。
黄酒，逐渐成为了宋代酒文化特有的一种文化符号，下到民间文人结客送酒，上到皇帝赐宴群臣，而文人的命运，又与酒的联结更加紧密。
文人雅士爱酒弥深，进而又推动着酒礼、酒俗酒词等等酒文化所特有之形式的发展，酿酒业和酒词文化又进一步交融。
文学艺术是活着的灵魂，而酒则是促进剂，文人雅士解救浇愁，同时慷慨陈词，在文学创作上更深情的诉说衷肠，文人与酒的交融更进一步。在酒业繁荣之际，形成了制酒、运酒、卖酒、品酒得一套产业链，品酒则是制酒的灵感来源，这一环节，便掌握在了文人手中。
其中的诸多环节，在当时都形成了产业链，成为了官府的收入源。如官府开办饮酒吃饭的专业场所――酒楼，官府开办集中批发酒的地方――酒库，官府控制酒曲专卖等等。
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
注意这里的“正店”和“脚店”，都是销售官酒的地方，也就是说当时的东京城已经遍布卖酒的小店，正店七十二户分布在东京城的各个方位。
这种处处有酒，随时随地售卖的现状，又给予了文人以极大的便利，逐渐形成了哪里有烦恼，哪里就有酒，哪里有酒，哪里就有文学创作的情形。
柳永在这方面最具有代表性，花间词派的代表人物，瓦舍勾栏的灵魂写手，奉旨填词的柳家三变公子，穷困潦倒的落魄书生，古代文人悲情的模样，他都有。当时的柳永，一方面寄情于酒，一方面陶醉在俗称，进而创作出了无数为人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
如《蝶恋花》：
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阑意。
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经历，才能让他发出“拟把疏狂图一醉”这样的豪迈而不失凄凉，悲情又不失气魄的词句呢？命运！显然，柳永对酒的感情已经达到了命运与酒共交融的地步。
03
文人与酒的情缘，在两宋时期，一直是压抑而又沉闷着的，这与两宋王朝所处的环境有关。外敌虎视眈眈，大宋柔弱不堪，多了些割据赔款，少了些豪迈虎胆。
家国情怀一直都是文人的魂，古代文人更是如此，当时的文人都是儒家子弟，自读书以来“忠君报国”的思想便沁入骨髓。于是乎文人志士日益增多，爱国热枕一时无两，朝堂之上，亦不乏为国为民而敢于向皇帝下战书之人。两宋时期的现状，便让这些文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耻辱。
此时的文人分化成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民间文人，即“山河破碎风飘絮”之时生死存亡难料的底层文人，如李清照。另一部分则是庙堂文人，为国为民“精忠报国”的高层文人，如文天祥、辛弃疾。
李清照是那一部分人的典型代表，从一个夫妻恩爱转变到两地分居，在山河破碎之后又孤苦伶仃，他的词道尽了无数底层人物的命运。同样，酒在李清照的词中比比皆是。如《凤凰台上忆吹箫》中所写“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
在醉后她也不失调侃宣泄“酒醒熏破春睡，梦断不成归”。而当她悲伤至极的时候，她也会酩酊大醉，以至于发出“沉醉不知归路”的感慨。
据不完全统计，李清照流传至今的作品50余首，而其中关于“酒”的，达26首之多，“酒”占了这位文人的一半文学作品。
与李清照不同，辛弃疾则是古代文人中的佼佼者，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马上定乾坤。在山河破碎之时，底层出身的辛弃疾，毅然决然加入了保家卫国，抗击北狄的队伍当中，身先士卒。
他在《鹊桥仙 山行书所见》中写到：“松冈避暑，茅檐避雨，闲去闲来几度？醉扶孤石看飞泉，又却是、前回醒处。”一派恬淡的气氛，与他沙场秋点兵的豪迈，可谓是大相径庭，然而正是这种区别，更能显示出两宋文人的家国情怀。
不仅南宋王朝如此 北宋王朝也是如出一辙，在面对国内弊端不断，边关不宁的时候，支持范仲淹变法的欧阳修却被一贬再贬，文人的志气被一再挑衅。
然而，欧阳修却是已然看淡，作为文人，他矢志不渝，即便是被外放，他也欣然言道“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友”，面对朝居的腐朽和自己仕途的不顺，他也坦言“建功立业当盛日”。
但在这种胸怀的背后，却是这位为人对酒的爱恋，欧阳修是合理用酒的文人典范。他不会怨天尤人，也不会酩酊大醉，与酒始终保持着一种“挚友”的关系，他自号醉翁，言“酒逢知己千杯少”。他虽是酒气冲天 但坦言醉舞之意不在酒，他心向国家，寄情山水，何其洒脱。
他的诗词有230多首，而其中写的“酒”的高达260处，也就是说每首诗词都与酒有关，这“醉翁之酒”，深度诠释了什么叫文人与酒共交融。
结语
酒是文人的一种精神寄托，也是文人的一种解释依赖。离开了酒，文人的命运中便少了一种色彩，离开了酒，文学创作便少了一种灵魂，离开了酒，文人就少了那一抹骨气和洒脱。
文人的“醉”，并不是狂放不羁之后的无精打采，也不是一时气盛下的放浪形骸，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一种超脱世俗的新境界。
两宋文人与“酒”情感交融，达到了文学创作无酒不欢、挖掘不出思想内涵的地步。而命运的百转千回，人生的缕缕受挫，则成为了两宋文人与“酒”结缘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