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弦歌》：中国书院文化是怎么炼成的？

我在文字人生中，多次写到岳麓书院这一座足以代表中国书院发展历程与菁华的千年学府。站在千年学府讲堂前，犹能听见张栻、朱熹开坛会讲、辩说精义的论道；犹能看见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拨又一拨的岳麓学子经世致用，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与时俱进，创造了多个中国史上的第一：陶澍第一个把商品经济引入体制改革并首倡海运，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写出《海国图志》，曾国藩第一个倡办洋务，郭嵩焘第一个出任驻外使节，谭嗣同第一个为变法维新流血……

沧海桑田，故人已去，留下了风涛万里的历史印记。岳麓书院依旧作为创建越千年、唯一还“活着”的古老书院，办学不辍，文脉不断。书院中的传道者群体，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胸怀，研究中国书院文化的起始、流变，研究中国这一独特的教育胜地、文化息壤、精神家园，是如何启智民众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二级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写得最多的，还是以岳麓书院为依托的中国书院文化研究。他的新作《千年弦歌：书院简史》近期由海天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一段文字，传达出三重意义，一是书院在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存在，二是书院为朝廷建置，三是书院乃中央政府的修书机构。然而，在邓洪波看来，书院在玄宗之前业已出现，但建于民间。若在民间，即为教育教学场所。

春秋时，孔子授徒，席地而坐，名曰杏坛。这没有今日所见书院的建筑围墙，但后人传道授业，难免不会找一个专门的场地？邓氏旗帜鲜明地说，最初的书院，起源于官、民两途，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民间私人治学，官方编修典籍。形态各异，但当事人有着形形色色的诗句，表达着对书院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钟情、爱恋、期待、思考与执著。

不论是藏书刻书，还是读书讲书，书院都是以书为直观的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与教育发展。时事变迁，书院的地域分布日见分明，功能状态日臻成熟，教学功能日益凸显。建设者们择胜地、起精舍，在初期的书院文化传播中，自成品牌，锻造个性凸显的文化品格，积极反叛束缚人性的官位文化，熔铸出了一种济世昌明的自由主义。

宋朝开放繁荣，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丰实的物质保证，政治教化与文化教育开始剥离，各自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书院发展迅速，自觉的、有追求和主张的士人聚书山林、建院讲学，推动着地方特色的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因此，以岳麓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出现了。理学兴起，确立制度，推波助澜，宋元形成了中国书院文化的昌隆时期。推动者们在艰难挣扎中，续谱自由文化的精神建构与新学重构，让一些有着深刻思想背景和文化价值的理学颗粒，融会成一种革命性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创造了文化的多维时空。诸多大师纷纷出场，登台讲学，赓续传统文化蔓延，在历史远去的长河中，泛起许多看似冷寂却又耐人咀嚼的史诗般的理论光彩。明代一度出现了书院文化的灿烂辉煌。只是迄至晚明，朝堂缠斗不休的党争，导致了嘉靖、万历、天启三次禁毁书院，东林党人等学派此起彼伏，挣扎勃兴。

嘉靖年间的圣人王阳明，“正人心，息邪说”，一度动摇了宋元以来官定的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但是，坚持“致良知”的王阳明个性独立，虚怀若谷，两次率弟子到岳麓书院追慕朱张先贤，传道讲学，从而影响了湖湘学派学人的崛起。我们沿着邓洪波融会历史文献、政治分析、教育梳理的脉络，照鉴书院文化内蕴的历史遗存。不论是满汉文化博弈，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或者传统书院改革与新兴书院改制，邓洪波都秉持微观书院史上的宏大文化格局。他勤于考据、乐于思考，在深究细研浩繁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中，将史料的发现与历史的辩证、当下的临场感与久远的穿透力、文化的历史烟云与个体的生命感悟等贯通融会。

虽然《千年弦歌》是简说中国书院文化是如何炼造成功的，是如何薪火相传的，是如何照亮今天的文化的，我们还是有必要深读其中每一个历史记载的涵蕴，了解书写者、研究者费时费力而乐此不疲的价值呈现。

《千年弦歌：书院简史》是一本记录中国书院发展变迁的研究性作品，观照李唐以来1300多年的书院建设的各个瞬间，全景式展现了千年书院的辉煌苦难、文化状态和精神面貌。此书融史料性与研究性为一体，贯知识性与思想性于一册，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解读了中国书院的发展之路，为我们了解中国书院文化的根与魂，重构多元文化下传统与现代的对接提供了内容丰富、形态独特、继往开来的文本，同时学术梳理与信史分析融为一体，对于我们研究和重塑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向敬之）

《千年弦歌：书院简史》

邓洪波 著

海天出版社 2021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