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门才子唱和《江南春》：苏州最江南
徐静
元末明初，诗画名家倪瓒写有题画名作《江南春》，绘出一幅江南春景。景仰倪瓒人品的清高绝俗，明代中晚期，沈周、文徵明、唐寅等吴门才子群起追和《江南春》，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也成就了一种文学经典。
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是诗性的。确实，“江南”二字便含有一种诗意的情怀，“江南春”更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题目。
何处是江南？何处最江南？
品读吴门才子的唱和之作，可以感受到什么是江南，可以体会到苏州最江南。
一
江南春，顾名思义就是描写江南秀美的春景。
江南是梦里水乡，绿水青山，杏花春雨，烟柳画桥，枕河人家——地处江南核心区域的苏州最为典型。文徵明《再和倪元镇江南春》写道：
碧碗春盘荐春笋，春晴江岸蘼芜静。绿油画舫杂歌声，杨柳新波乱帆影。江南谷雨收残冷，手汲新泉试双井。晚风吹堕白纶巾，醉归不梦东华尘。榆荚忙，花信急，小雨斑斑燕泥湿。秋鸿社燕不相及，只有春草年年碧。王孙不归念乡邑，天涯落日凝情立。浮生去住真蓬萍，百年一噱何多营？
碧碗春笋，绿油画舫，杨柳帆影，春草春茶，虎丘新泉双井等等，均是典型的江南意象，不仅展示出江南名城苏州的秀丽景色，而且还传递出精致的生活情趣和清雅的文化品位。可以说，处处春意盎然，又处处闲适悠然。
不同于倪瓒《江南春》中“江南”地域的泛指，吴门才子的唱和之作更多地凸显出苏州作为江南代表的形象。沈周《江南春》描写道：“故苑长洲改新邑，阿嫱一倾国何立。”用“长洲”地名直接点明苏州。旧时，长洲是苏州下属一个县。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长洲县，本万岁通天元年析吴县置，取长洲苑为名。”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即公元696年，划出吴县东部设置长洲县，得名于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建造的长洲苑。到了明代，长洲县已成为苏州的中心区域。
彭年唱和道：“啼莺迟，飞燕急，茂苑烟光翠如湿。”“茂苑”本义是指花木茂美的苑囿。西晋左思《吴都赋》写道:“造姑苏之高台……佩长洲之茂苑。”由此，“茂苑”成为长洲苑的别称，后亦成为苏州代称。
袁袠和曰：“吴趋夹道起朱甍，千枝火树摇灯影……桃花新水横塘碧，游船处处通州邑。”“吴趋”是古代苏州六十坊之一，原指苏州阊门一带，后代指苏州。横塘位于苏州城西南，连运河、通石湖，是一个水陆交通的要冲地，在这里也是借此描写苏州春景秀美。
杨循吉“风土清嘉古都邑”、文彭“土风嘉，人世急”，均以“清嘉”美称借代苏州。语出西晋吴人陆机称颂苏州的《吴趋行》，其中有“山泽多藏育，土风清且嘉”二句，点赞苏州物产丰富，风气清嘉。
显然，在吴门才子的生花妙笔之下，江南之春即是苏州之春：
残春鞋袜试东郊，绿池横浸红桥影。（唐寅）
园林过雨生纤笋，晓雾霏微庭院静。（袁裘）
石湖水暖青芦笋，碧云琐溪岩扉静。（张凤翼）
五湖舟楫行当及，七十峰峦天外碧。（皇甫涍）
五湖南望神仙邑，玉柱金庭镜中立。（彭年）
吴姬如花花不及，香昏兰气纱窗碧。（文嘉）
明代吴门才子陆续唱和《江南春》，深情描绘苏州的山水风光、园林盛景，从绿池红桥、石湖芦笋，到太湖、洞庭山七十二峰，再到比花更美的吴姬佳丽，诚如吴县人袁褧所写“江南原是侬乡邑”，于是，“江南春”自然而然地变成故乡之春。
二
“江南”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人文概念。江南不仅风景秀丽，而且文化底蕴深厚。苏州古城历史悠久，是春秋吴国都城，也是吴文化的发源地。吴门才子的《江南春》唱和，不断追怀苏州古老厚重的历史文化。比如，周天球“泰伯虞仲经营邑，踌蹰搔首风前立”即是追溯吴国源头，缅怀从中原来到江南创建吴国的先贤泰伯和虞仲。
再如，袁袠“吴王昔日为都邑，离宫别馆当时立”突出了苏州曾为春秋吴国都城的繁华富贵。文伯仁“姑胥馆娃在吴邑，荒基传是夫差立”则是怀古感叹吴王夫差亡国的历史悲剧。
在苏州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春秋晚期的吴国曾经非常辉煌。在历经几代吴王的发愤图强之后拍案崛起，西破强楚，南服越人，北威齐晋，一度成为号令诸侯的霸主。然而，可惜的是，末代吴王夫差缺乏战略眼光，没有识人之明，更没有纳谏的雅量，被越国君臣忽悠算计而不自知，最终，刚愎自用的夫差败于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之手，国破身亡，成为亡国之君。吴国兴霸成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灭亡的深刻教训，一直成为后人总结、反省的文化遗产，对后世产生深刻的影响。
唐寅唱和“古人行处青苔冷，馆娃官锁西施井”，文彭和曰“虎丘不见紫玉魂，石湖曾照西施影”，将历史人物西施、紫玉和馆娃官、虎丘等古迹名胜巧妙结合来描绘苏州深厚的文化积淀。
越国“美人计”的女主西施众所周知，自不必说，紫玉何许人也？史料记载，紫玉为吴王夫差小女，爱上家仆韩重。吴王不允，紫玉郁结于心而亡，葬于阊门外。韩重游学归来，往吊于墓前，紫玉芳魂自墓中飘出相见。这是一则古代奇闻，凄美的爱情故事令人感动。
“江南”的内涵还与经济发达、生活富庶密切关联。
唐代安史之乱后，人口的迁移与唐朝经济策略重心的转移，促使江南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而在北人南迁狂潮中，苏州成为北方士大夫进入江南的首选之地。苏州经济逐步繁荣起来，地繁民富，物产丰饶，成为江南地区第一雄州。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曾赞叹“茂苑太繁雄”。
到了明代，苏州的经济文化进入极盛期。得益于大运河的交通便利，苏州成为全国商贸中心，商贾云集，八方汇聚，楼阁林立，市场繁荣。
沈周《江南春》（其二）唱和曰：“暖风夹路吹酒香，白日连歌踏花影。醉归掉臂紫袷冷，喝采摊钱喧市井。”写出富裕滋润的苏州之春。沈荆石“繁华雄甲他邦邑，卖花园子沿街立”，袁裘“到处笙歌动城邑”，杨循吉“画船追游欢相及”，均从不同角度展示出苏州的繁华昌盛。
明代苏州是全国财赋重地和文化中心，吴门才子的自豪感也从诗中油然而生。在他们的心目中，苏州是当之无愧的江南之冠。
三
“江南春”不仅是写江南的自然风物，而且也是江南文化的载体，体现出江南文化的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
吴地自古有归隐情结。《江南春》首唱者倪瓒就是一位闻名遐迩的隐士。史载，元末张士诚据守苏州时“累欲网致授官”，多次拉拢倪瓒要请他出山，他却厌弃仕途，乘舟逃避。倪瓒晚年黄冠野服、扁舟箬笠，往来于太湖吴淞江一带，追求一种独往来于天地山水之间的境界，放旷自适。吴门才子敬仰倪瓒的淡泊洒脱，沈周、文徵明等吴中文人的次第追和，表现的多为思旧怀远、归隐、写意的诗情。
虽说，儒家文化倡导积极入世，儒家文人追求“学而优则仕”，不过，当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难以实现时，儒家也讲“隐”，孔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自古文人名士在“兼济天下”而不得时，便选择“独善其身”的隐居，归隐山水田园，追求心灵自由。因此，《江南春》唱和中既有对功名的追求，也有对归隐的向往。
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寅，天资聪颖，年少时已有才名，十六岁参加秀才考试，高中第一名，二十九岁赴南京参加乡试又考中第一名，“唐解元”由此轰动苏城。正当他春风得意入京参加会试时，却不料飞来横祸，被科场舞弊案牵涉下狱。后得苏州状元吴宽营救出狱。科举失败后，唐寅便以卖画为生，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正德十二年（1517），四十八岁的唐寅唱和《江南春》这样写道：“少年已去追不及，仰看鸟没天凝碧。铸鼎铭钟封爵邑，功名让与英雄立。”此时，科场案已过去近二十年，唐寅仍对当年的科考功名“铸鼎铭钟封爵邑”不能忘怀，诗人只能深深叹息一声“功名让与英雄立。”
文徵明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儒者，早年也曾积极参加科考追求功名，希望为国效力。然而，运气不佳，久试不第。五十四岁时，由巡抚李充嗣推荐，文徵明被授为翰林院待诏，参与修撰《武宗实录》。然而，入仕后，文徵明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仕途的险恶，于是产生了归隐之心，便以足疾为由上书乞归。前引文徵明唱和之作有这样两句：“晚风吹堕白纶巾，醉归不梦东华尘。”“东华”是指象征朝廷与权力的东华门，此作写于嘉靖九年（1530），文徵明离开官场回归苏州已有三载，诗人庆幸自己醉梦中再也不会被官场风尘所烦扰。
文彭《江南春》和云：“不须万户封爵邑，五湖且办如锥立。笑他长价拂青萍，不如菟裘先自营。”“菟裘”为春秋鲁地，指代士大夫告老退隐之地。典出《左传·隐公十一年》，写鲁国大夫羽父谋求太宰官职，请求隐公杀桓公。隐公却说：“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意思是说，过去因为桓公年少，我代为摄政，现在我正要把君位交给他了。准备让人在菟裘建造房屋，在那里养老。由此，后人便将“菟裘”称为退隐养老的居处。文彭在此引用此典，也有谋划归隐居家之意。
在漫漫历史中，吴地文人常常能够打破功名利禄的俗梦，具有淡泊超脱的胸怀。彭年“春江万里一飘萍，游梁事楚将何营”，袁裘“浮生聚散若浮萍，只须呼酒无多营”，袁袠“豪华一去悲流萍，千秋霸业徒经营”，均是感慨人生如同浮萍漂流不定，追求“游梁事楚”的世俗功名有何意义？尤其是，看清了动荡不安的朝代兴废，吴人更为深切地感到“身外功名何足营”，身外功名犹如过眼烟云实在不值得为之献身。
所以，吴门才子的《江南春》唱和之作中多有表达归隐之意，反映了一种潇洒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凡脱俗的风度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