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明清山西会馆在全国的发展情况 / 开普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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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掖会馆是清朝时期山西商人在张掖经商期间所建的活动场所。位于甘肃张掖市甘州区，耸立在著名的大佛寺旁，是一个集山门、高阁、戏楼、看台、牌坊、钟楼为一体的建筑群。

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年）。分为前后两个院落，山门内前院南北构成为对称的看楼各7间，牌坊后的南北两面各排列5间厢房。布局严整，错落有致。200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掖会馆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的旅游资源。

张掖会馆始建于清雍正二年（1724），在张掖二中院内，是一座古典寺院建筑，是民勤县商人建于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作为聚会议事祭神的地方。大殿是会馆的主体建筑，古朴斗拱，保存完整。在一条中轴线上分布着大殿、陪殿、厢房、钟鼓楼、牌坊等，既对称，又陪衬，高低错落，气势雄伟，构成了古建筑物的特色。解放前在前院设私立民勤小学，馆舍至今保存完好。

据考证，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居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年间。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记载，明朝隆万年间，一个叫做贾仁元的山西万泉人，当时为兵部左侍郎。他把自己宅院南边的部分辟为三晋会馆，这是最早有文字记载的三晋会馆发端。

当时贾仁元所创的三晋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也只是供在京的山西籍做官的人聚会，为来山西赶考的举子提供住宿。自从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渐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而京城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因为需要在京城活动，于是在京城设商会馆。《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第一家山西商会馆的设立。为了山西人集体祭祀方便，过节日逢喜事聚会有地方，以及联络感情互相交往有固定的场所，在山西的商人最终经过商议，在北京的布巷之东小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全部拆除后重新盖起屋舍，成为第一家山西商会馆。

会馆其实经过一个这样的转化。它最初的功能，主要是为各地在京的官绅提供一个聚会的场所，为进京赶考的试子提供一个暂居之地，有人把这称之为“官绅会馆”或“科举会馆”。而商人由于地位低下，排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尾，他们是没有资格进入这些会馆的。不过，随着明朝中叶商业的迅速发展，商人们的地位提高，商会馆便出现了。而且，商人们的会馆与“官绅会馆”和“科举会馆”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的置建会馆不仅仅在京城里，而是发展到全国各地的商业中心和边远地区的商业集镇，成为专门服务于商业的会馆。而“海内最富”、踪迹无处不到的山西商人的会馆，更是遍布全国各地。

有文字可考的晋商会馆全国约有400多座，西藏、新疆等地也有晋商会馆存在。现存晋商会馆，最东面到达山东聊城（山陕会馆），东南面至江苏苏州（全晋会馆）；最西面抵甘肃张掖（山西会馆）；西南面为云南晋宁（二街圣宫）；最北面则为辽宁海城（山西会馆）；而保存最完整的是河南省社旗县的山陕会馆。

说起山西会馆的保护，张掖人还有一段佳话。1996年，张掖在城市建设中拓宽街道，山西会馆占压红线14米，需要拆除。针对山西会馆是拆除还是就地保护，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讨论研究，会议邀请为张掖城区建设搞规划方案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顾问、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等专家参加。会上，市政府领导认真听取了市文物主管部门及教授专家的意见，一致认为，文物古迹一旦拆毁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再造是假的。最后做出了南大街中心段在山西会馆山门左右拐弯通过，就地保护山西会馆的决定。虽然街道绕弯使道路工程建设比预算多出100多万元，但山西会馆却完整无损地得到了保护。

晋商会馆在晋商发展中起到的作用非常重要，也很复杂，山西商人许多需要处理的事情都需要在晋商会馆中来解决。康熙六年（1667），在北京前门外护城河西边建起了“银号会馆”，会馆的目的在这个会馆的记录中写得很明白：该会馆是晋商作为奉神明，立商约，联乡谊，助游燕的场所。

首先，晋商会馆是奉神明和利用神明威信立商约的地方。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董永刚告诉记者：“晋商尊奉关公，崇尚信义，不仅在店铺悬挂关公画像，而且在全国各通都大邑兴建的山西会馆中供奉关公，晋商认为关公具有中华民族“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的传统美德，是诚信、重义的化身。故而晋商以“信义”来团结同仁，凝聚同乡，摒弃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商业欺诈行为，赢得人们信赖，收到了取信于社会的良好效果。”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张舒说：“晋商很崇奉关公，因此晋商到处修建关公庙宇，其目的是请神威广大的关公，日夜监视商人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吸取正气，使商业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赊旗县的山西会馆就在石碑上记载：雍正时有的晋商商号改换戥秤，使秤准大小不一，于是晋商全行的商贾齐集在会馆的关帝庙，来进行公议。以关公的信义来规范商业行为。晋商会馆在此时，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歇脚的地方，而代表着一种约束，一种法律。

其次，晋商会馆也是集聚联系所在地方的晋商老乡，整合同乡的力量，表达利益诉求，为行会成员服务的地方。北京的临襄会馆有一块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的碑记称：“会馆之立，所以联乡情，笃友谊也。朋友居五伦之一，四海之内，以义相投，皆为兄弟。然籍同里井者，其情较洽。籍同里井，而于他乡遇之则尤洽。”

太原社科院院长刘锦春称：“山西商帮重视群体的力量，用会馆作为集结地使行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团结在一起，这在当时的社会也就起到了整合社会的作用。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整体的氛围是一种“商人”是四民之末，商人在中国的传统地位是低下的，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晋商在当时也是一个弱势群体。作为商人的自发的团体，行会就自然的承担起表达商人自己的利益诉求。”

太原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环境变迁研究所研究员张慧芝认为，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还注意量才使用，各尽所能，他们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山西商人在外经营，不可避免会发生与行内、行外之间的业务纠纷，对此，晋商会馆，成为调解与仲裁的场所。

比如中俄恰克图贸易，长期以来一直为晋商垄断，商号最多时达120余家，各商号组合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各店如同一家，一致对外，与同行竞争，使外帮势力无法涉足其间。而晋商会馆则是晋商组织商会进行同行间的经济管理和协调，维护本会共同利益,约束全员，避免内斗，一致对外的场所。

再次，晋商会馆还是远方的商品中转站。乾隆十年（1745年），晋商在旧买卖营子（多伦诺尔）集资兴建了山西会馆。这里既是山西商人结社、集会、议事和娱乐活动的场所，更是一个大型货物中转站，而且每逢阴历三月初都要在此议事，安排全年的商务事务，阴历五月十三日为山西籍商人内务大商号集会、议事之日，并唱戏庆贺以此助兴。

最后，晋商会馆还是一个帮助同乡弱势群体，解决灾难性事件的慈善机构。古代交通不便，交通成本也非常大，信息传递相比现在更是迟滞不畅。晋商在外，一旦遇到各种灾难，几乎不可能得到家乡的帮助。这时会馆的的功能便是召集同乡，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如果有人客死他乡，会馆则出钱安葬，帮助处理后事；对得病者，进行安置和医疗，对年老失去工作能力者以救助，即使对非商人的流落异乡的山西籍寒士也会提供资助。

大殿是会馆的主体建筑。古朴斗拱，保存完整。在一条中轴线上分布着牌坊，钟鼓楼，大殿，配殿，厢房等，既对称，又陪衬，高低错落，气势雄伟。木牌坊为四柱三门，正楼大、左右次楼小，总面宽11．2米，歇山式顶，券口上雕刻二龙戏珠、大象、海马、麒麟，神态生动，正楼正面刻行书“福阴苏山”，背刻“膏流瀚海”，左右次楼嵌板上刻有8字楹联一副。牌坊左右，排列两座钟鼓楼，平面正方形，边宽6．2米，上下两层，四面坡攒尖顶。下层或东或西正中开门，过牌坊东西两边为对称的厢房，各宽9间，深1间，悬山式顶，最后正中为大殿3间，平面正方形，宽14米，深14．6米，单檐歇山顶，两侧为东西配殿，规模较小，各宽3间，深1间。整个建筑主次分明，构成了古建筑物的特色。解放前在前院设私立民勤小学，馆舍至今保存完好。为全市保存较完整的一组民国初期建筑，现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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