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武关的战略价值分析

在大同盆地南部，为著名的朔州城。朔州地势平坦，环境优越，物产丰富，古代南北用兵，多以朔州为基地。在古代时，朔州又叫马邑，据《搜神记》记载，在秦代时，秦帝国为防御北方游牧部落，便筑城于武周塞内，但每当城快要建好时，城墙就崩塌了。这时有匹马沿着一块地无故反复奔驰绕圈，人们都感到好奇，于是便沿着马蹄印筑城，城墙这才不再倒塌，于是此城便叫马邑。

早在秦汉之际，战国时期韩襄王姬仓庶孙韩信因跟随刘邦有功而被分封在马邑，为避免与同名的大军事家、淮阴侯韩信相混，史书多称其为韩王信。但是，由于马邑正当匈奴南下要冲，在韩王信到马邑后不久，匈奴就将马邑包围，此后刘邦便率军北伐匈奴，从而引发了刘邦被匈奴围于白登的历史事件。到了汉武帝登基后，汉帝国经过数代的苦心经营，国力已经非常强盛，在匈奴的背信弃义的骚扰下，汉武帝遂决定对匈奴用兵。汉武帝用王恢之计，企图将匈奴引诱到马邑再围歼之，但消息泄露，导致匈奴逃出包围圈。马邑之谋揭开了汉匈争霸的序幕。

由朔州南下，除了越雁门关后，再顺汾河河谷而下的这条主干道外，还有一条比较便捷的通道，即宁武关路。

由朔州南下经雁门关和宁武关二道

在云中山和芦芽山之间，有一裂谷，在裂谷的北部，为桑干河支流恢河河谷，裂谷的南部，为汾河河谷。两条河谷相接，便形成了由朔州南下太原的重要通道。由于汾水、恢河河谷比较宽大，能容“十骑并行”，在历史时期，其重要性甚至超过雁门关这条通道。

这条通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战国时期，赵武灵王北击匈奴，曾在今宁武附近设娄烦关。到了隋代时，此道一度成为北出的官方大道，隋炀帝曾在恢河源头处的“天池”附近建汾阳行宫，以为狩猎和避暑之地。由于汾水上源河谷处于山谷中，不便于浩大的狩猎队伍和皇家卫队通行，曾大修由太原到汾阳宫的道路。

在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曾有三次北巡，都是由此道，经娄烦关北出。在第三次北巡前，由于始毕可汗众渐盛，深为隋炀帝忌惮。此时，始毕可汗有位叫史蜀胡奚的臣子，很有谋略，深受宠信，于是裴矩便以互市为名，诱骗其至马邑（今山西朔州）而杀之。自此后，始毕可汗便不再朝见隋炀帝，于是，隋炀帝便想通过第三次北巡来威慑突厥。但是，第三次北巡没有威慑突厥始毕可汗，其甚至率兵10余万围攻隋炀帝，以至于隋炀帝非常的狼狈。

到了明代时，尤其是“土木之变”后，瓦剌、鞑靼不断兴兵犯边掳掠，迫使明王朝把修筑北方长城，而山西北部恒山山脉一线，为明廷防御蒙古的重要依托，于是明廷便修长城，并设宁武关，和偏头，雁门关合称外三关。宁武关东连雁门关，西援偏头关，北应朔州、大同，南屏山西，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因其为外三关中枢位置，明代为山西镇总兵驻地。明正德年间，蒙古由大同入犯朔州、倒马诸关，有人认为应该调大同兵守宁武，而枢臣以为宁武三关为山西的屏障，大同又为宁武三关的屏蔽，若撤守宁武，则是自撤藩篱。

宁武关和阳方口

在宁武关的外围，为著名的阳方口。阳方口在今阳方口镇，其地处恢河河谷入谷口，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据《宁武府志》载：阳方口“地势平漫，十万骑可成列以进”，有“山西镇中路第一冲口”之称。《读史方舆纪要》载：“大同有事，以重兵驻此，东可以卫雁门，西可以援偏关，北可以应云朔，盖地利得也。’明末时期，在阳方口和宁武关爆发了一场血战，李自成自陕西率农民起义军渡黄河北上山西，太原、雁门关等重镇纷纷陷落。当李自成攻克雁门关，准备北上进攻大同时，发现在宁武关有大量的明军，为防明军议其后，于是李自成又被迫转而由阳方口南下进攻宁武关，但和之前顺利的战况不同的是，李自成遇到了明军顽强的抵抗，农民军在付出很大代价后才攻破宁武城，为泄愤，农民军遂在城破后屠城。由于明将周遇吉的顽强抵抗，一度使得李自成放弃了进攻北京的想法。

杨武谷

由阳方口南下，除了经恢河，汾河河谷南下太原外，还可以经阳武谷，到忻代盆地而南下太原。在唐大历年间，回鹘曾由阳武谷南下。五代时期，阳武谷为契丹南下的主要通道之一，后唐清泰三年（936），石敬瑭叛唐，后唐骁将张敬达以步骑10万围攻石敬瑭于晋阳。石敬瑭便以割让幽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出兵相助。于是契丹主辽太宗耶律德光欣然应允，很快就亲率5万骑兵自扬武谷南下，号称“三十万”，联军很快就击溃后唐军。战后耶律德光说：“开始我从北面过来，认为唐军必定要切断雁门的各条道路，埋伏军队在险要地位，那样我就不能前进了。我派人侦察，发现都没有伏兵，我知道大事必定成功，才得以长驱直入。”

后晋开运三年（949），契丹老马识途，企图沿辽太宗耶律德光的老路来犯，然而，这次的将领为老辣的晋将刘知远。很快刘知远就大破契丹于扬武谷，并斩杀七千余级，使契丹遭受了一次重创。

到了宋代时，宋为收复幽云十六州，多次和契丹爆发大战，在恒山山脉一线，为宋辽交锋的前线。宋廷吸取五代时期的教训，已在阳武谷设阳武寨，并驻有重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