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上的牛文化
青铜器在中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素以庄重典雅之造型、繁褥神秘之纹饰，而充满着一种狞厉之美。它们许多是以食礼器为主的庙堂之器，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但亦有一些小巧可爱、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动物造型之器，彰显出娇小玲珑、憨态可掬、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这其中就包括造型别致、精美绝伦的牛形及牛纹青铜器，在神秘威严的青铜艺术中别具一格。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我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牛方鼎、河南郑州出土的青铜尊等，都在其显著部位绘有牛首兽面纹；商周时期的酒礼器非常发达，一些墓葬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牛形尊与牛形觥等各类酒器。可以说，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牛的喜爱之情，寄托人们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将牛的这种勤劳忠厚、顽强坚毅的美好品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延续数千年。商代牛方鼎安阳殷墟是商朝的王都，也是中国考古学起步的地方。民国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以侯家庄西北岗王陵区的发掘最为重要，这里分布有众多的商王大墓。1935年在侯家庄西北岗1004号墓中出土的牛方鼎，高73.2厘米、口长64.4厘米、口宽45.6厘米，为商代晚期饪食器。虽然体形比起著名的后母戊鼎要稍小，但是精美瑰丽的纹饰却远胜之，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王室重器。这件方鼎的口沿有厚实的立耳，长方形的腹部，以及4个粗壮的圆柱足，使得这件器物具有庄严神圣的凝重感。大鼎四隅及四面正中均饰有扉棱。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腹部正中装饰的牛首兽面纹，牛角的特征非常写实。两侧装饰有伫立状的鸟纹，鸟首有后卷的冠羽，羽毛丰满华丽。在牛角兽面纹的上端还装饰有变形鸟纹和变形龙纹，圆柱足也装饰有牛角兽面纹、变形龙纹以及三角形蕉叶纹。这些浅浮雕的纹饰之下使用精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体现了商晚期以“三层满花”装饰为代表的青铜艺术的最高水平。
牛方鼎不仅有牛首兽面纹作为主题纹饰，还在腹部内铸有一字铭文“牛”。相比于纹饰而言，金文的“牛”表现为一头牛的侧面形象。众所周知，鼎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青铜礼器，牛也是最隆重的祭祀牺牲。古代文献中称作“太牢”，即牛、羊、猪三牲。根据文献记载，只有王和诸侯才能使用太牢祭祀，卿士和大夫只能使用“少牢”祭祀，即羊和猪两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牛在古代社会的礼仪活动中具有极高的地位。这件牛方鼎可能就是商王在祭祀天地、祭祀祖先时盛放牛牲的礼器。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1982年7月出土于河南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高37厘米、口径32厘米、壁厚0.35厘米，现藏于郑州市博物馆，为商代酒器。商代牛首饕餮纹铜尊大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圈足，圈足上有3个“十”字形镂孔。尊颈部饰三周弦纹；肩部有3个牛首，眼目突起，具有较强的立体感；牛首间饰带状夔纹和联珠纹；腹部饰三组饕餮纹，线条严谨，纹饰精美，饕餮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上饰三周弦纹。
商代牛首爵商代牛首爵1952年出土于河南新乡辉县褚丘，高23.5厘米、腹径7.8厘米、腹深10.5厘米，现藏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博物院，为商代晚期酒器。该器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其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其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且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
商代凤纹牺觥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商代凤纹牺觥，高12.7厘米、长19.5厘米，为20世纪50年代拣选于上海冶炼厂。觥是盛酒器，主要流行于商代晚期，西周时期仍有少量使用。这件牺觥整体作一头牛的造型，牛的头部和角形是南方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首和牛背为器盖，牛的颈部作流口，可用于倾倒酒液，有的觥还配置有挹酒用的斗。肥硕的腹部、粗壮的四足，将牛健壮、魁伟的英姿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腹下部的乳突，以及偶蹄的特征，反映了古代工匠细致的观察力和惊人的艺术表现力，所以这是一件写实风格较强的古代艺术品。牛背上立有一只小虎作盖钮，小虎纤细、瘦弱的体型，与牛壮硕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夸张的艺术设计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呈现出一种活泼、可爱的趣味。牛首的吻部微微翘起，双目直视斜上方，表情肃穆。牛背后端装饰有大耳兽面纹，牛的颈部两侧装饰有龙纹，下部为虎耳兽面纹，在臀部还装饰外卷角兽面纹。腹部的主题纹饰为长冠凤纹，占据腹部3/4的空间，凤鸟纹表现为大圆目、尖勾喙，头顶有一条向内卷曲的华丽长冠，长尾上卷，凤爪贴于牺觥的前足上，并以精细的云雷纹为地纹。显然，凤鸟纹与龙纹、兽面纹一样，都不是现实世界存在的动物，而是一种神鸟纹。
商代牛铜觥商代牛铜觥1977年出土于湖南衡阳包家台子，高14厘米、长19厘米，为商代晚期酒器，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和凤纹牺觥造型一样，这件牛铜觥也是以一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且在造型纹饰上均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特征。据考古学家考证，这件牛铜觥是当时湖南地区的人们用来祭祀的酒器。
商代牛铜觥写实风格是长江流域青铜艺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闻名遐迩的双羊尊、四羊方尊、象尊、猪尊等皆发现于这个区域。而牛铜觥等青铜器则体现了中国古代先民对牛的喜爱和重视，并将写实风格的造型艺术和抽象风格的装饰艺术完美地结合起来。商代“亚长”牛尊商代“亚长”牛尊于2001年在河南安阳花园庄54号墓出土，通长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腰围52.5厘米、注口长12.9厘米、宽9.1厘米，为商代酒器，也是目前殷墟发现的唯一一件牛形青铜尊。
商代“亚长”牛尊这件青铜牛尊牛首前伸，双目大睁；牛角后仰，弯曲有力；牛口微张，似在低吟。牛的背部微凹，开有长方形缺口，设置有器盖。牛的体态健壮，憨态可掬，腹部肥硕，四足粗短壮实，臀部稍稍抬起，牛尾下垂，生动地展现出一头成年水牛的雄姿，反映出早在先秦时代，工匠们就能将牛行进站立的姿态通过写实的艺术手法完全呈现出来。此外，牛身满布龙、鸟、鱼等20多种动物纹饰。牛的下颌部有鱼纹和鸟纹，上颌部有小虎纹。颈部两侧装饰倒置的龙纹，颈部上端饰兽面纹，背部的盖面饰对称的卷龙纹。臀部饰相背的小龙纹，四足上端饰龙首纹。最引人注目的是牛腹两侧各饰有猛虎，虎首低垂于牛的前腿处，虎尾上卷在牛的臀部，虎口大张，并以细密规整的云雷纹作地纹。全部纹饰虽然以线条勾勒而成，但是主次分明，层级感较强。专家认为，这种写实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明显受长江流域青铜文化影响，与殷墟抽象风格的动物形器皿截然不同。牛形尊与牛形觥虽然造型比较接近，却是两种不同的盛酒器。觥是牛首作盖，尊是牛首与身体相连，只能从背部的缺口处挹酒。因牛尊头部有其主人“亚长”二字，故被称为“亚长牛尊”。根据考古学家的推测，“长”是南方的一个家族，臣服于殷商，受到商王的信任与重视；“亚”是武官的称谓，所以，这位墓主人是一位地位较高的武将。亚长在一次战斗中战死疆场，得到商王厚葬。为纪念他的骁勇善战，商王命人以性格倔强、勇猛坚韧的圣水牛为型铸造铜尊，将其放入亚长墓中，这或许有着殷商王室将亚长奉为“战神”的寓意。殷墟时期甲骨卜辞中常常记载，商王外出狩猎，捕到一种叫“兕”的动物。专家推测，兕正是野生水牛。在商人的心目中，没有被驯服的野生动物是通神灵的，所以将其称为“圣水牛”。圣水牛比家养水牛的角更短，体型更粗壮，虽然与人类共生千万年，终究未被驯化，东周之后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只有威猛与不屈的故事千古流传。西周牺尊1967年，陕西岐山贺家村出土了一件西周时期的牺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是目前所知西周中期唯一的一件牛形尊。虽鸟、兽等仿生题材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该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通体为牛形，体态修长，腹部浑圆，四足匀称有力。牛口吐舌，舌作细流，这种设计既顽皮可爱，还有实用性的考虑。背部的长方形缺口设器盖，臀部设有环与盖环相连。盖钮为站立的一虎，虎体小巧，大头立耳，体躯后缩作扑攫之态。牛的腹部装饰有抽象的卷龙纹和云纹，纹饰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晚期繁缛、精细的纹饰风格迥然不同。这件牛形尊的表现手法生动夸张，牛的形象高大强壮，温驯憨厚，与灵巧凶猛的小虎形成鲜明对比。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体现了当时青铜工艺的高超水平。
西周牺尊商代的酒礼器特别发达，种类繁多，样式新颖独特。周人灭商后，统治者总结商人亡国的教训。在《尚书·酒诰》中明确提出，商人是因为饮酒无度导致亡国，严令禁止周人酗酒。所以，西周时期的酒器开始走向衰落，种类和数量大大减少。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在四川博物院的青铜馆内，陈列着一件反映古蜀文明辉煌灿烂的青铜器代表作——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通高79厘米、腹径41厘米，于1959年在四川彭县（今彭州市）竹瓦街出土。
西周人面牛纹大铜罍这件铜罍的独特之处，就在于罍盖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盖盘上铸有两两相向的四头跪牛，直口，方唇，高颈，圆腹，下部内收，圈足，颈肩及圈足上各饰弦纹二周。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是巴蜀青铜器的杰作。事实上，牛形元素不光盛行在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中，在其他地区也非常受欢迎。古蜀文明、古滇文明中，很多青铜器上都有“牛”元素的身影，足见古人对这一动物的喜爱。战国立牛球腹铜壶战国立牛球腹铜壶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高35.5厘米，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为古滇国时期的盛酒器。其器口上有铜鼓形盖，盖顶铸一立牛，憨态可掬。器身为小口长颈，颈部如上小下大的圆管，腹部好像圆球。整器突出了作为财富象征的立牛形象，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美感。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战国立牛铜杯战国立牛铜杯同样出土于云南江川李家山，高29.4厘米，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为古滇国时期的酒器。此杯敞口，深壁，腹部向外斜侈，平底圈足，豆形盖上雕铸一立牛。腹上部及圈足各铸有双旋纹、斜方格网纹，盖上铸有竹节纹和孔雀纹。从青铜器上表现饮乐场面的图像来看，此类铜杯是当时专供古滇王室饮酒的器具，造型风格上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
战国立牛铜杯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勤奋坚韧、温和忠厚；牛还是财富的象征、祭祀的供品、氏族的图腾。从我国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可知，牛的纹饰或造型很早就出现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上。比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牛方鼎、河南郑州出土的青铜尊等，都在其显著部位绘有牛首兽面纹；商周时期的酒礼器非常发达，一些墓葬出土过直接以牛为造型的牛形尊与牛形觥等各类酒器。可以说，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牛的喜爱之情，寄托人们对生产丰收和生活富足的美好愿望，并且将牛的这种勤劳忠厚、顽强坚毅的美好品德作为中华民族的品格，延续数千年。西周牛首饰四耳簋
西周牛首饰四耳簋于1981年在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土，高23.8厘米、口径26.8厘米，为西周早期盛食器，现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此簋圆形侈口，深腹，高圈足有宽边，四耳分铸，一榫头套合，每耳同垂珥都饰6个牛首。器饰由颈至下腹饰乳钉纹直条纹，圈足则饰龙纹。簋是祭祀和宴飨活动中盛放谷物的礼器，根据铭文记载就是盛放黍、稷、稻、粱之器。“稷”是古代五谷之一，周人的祖先名“后稷”，对农业生产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被后人奉为“农神”。由于周人重视农业，因此西周的农业经济在商代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耕作经验的增加使粮食产量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是因为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和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使生产有了更快的发展。粮食品种增加了，单位面积产量也增加了，畜牧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青铜艺术中，周人会格外地偏爱“牛”这一元素。西周牛首纹簋形器
西周牛首纹簋形器于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江苏南京高淳县（今高淳区），通高15.8厘米、口径长17.8厘米、底径长11.6厘米。此青铜器椭圆形口，平唇，弧形双耳，深腹，底部有微凸形圈足。腹部由一圈凸弦纹一分为二，上腹部居中饰牛首纹，牛首双角向内弯曲，大角小耳，左右为对称的窃曲纹，下腹部素面，器型具有吴国风格。西周牛首形提梁卣
西周牛首形提梁卣出土于江苏南京高淳县（今高淳区）下坝，通高19厘米、椭圆形口径14厘米、底径17.5厘米，为盛酒器。该卣整体为椭圆体，失盖和提梁，直口，束颈，垂腹，圈足外撇，有折边。肩部两侧饰双耳，套接直角牛首形提梁。腹部两侧铸有两条扉棱，状若夔龙。上腹部饰一周夔纹，中间为立体兽面纹，圈足为一组夔龙纹。卣为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和西周时期。根据金文和相关文献资料得知，青铜卣造型多为椭圆形，颈微束，垂腹，圈足，带提梁，俗称提梁卣，也有部分方形和直筒形卣。春秋牺尊
春秋牺尊于1923年在山西浑源县城西南李峪村出土，高33.7厘米、长58.7厘米，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这件牺尊不仅可用作盛酒器，更兼有温酒的功能。其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3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用于盛酒。这个设计是利用中间的容器盛放鬯酒，通过前颈和后背的两个圆口向腹内注入热水来温酒，构思非常精巧。据考古专家考证，原先牛背上的3孔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最为突出的是，在牛鼻子上设有一个套环，反映了当时驯化牲畜技术的成熟。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专家认为，这是使用当时最先进的模印技术制作的纹饰，大大提高了青铜器制造的生产效率。战国错金银牺尊
战国错金银牺尊1982年出土于山东临淄商王村，高28.3厘米、长46厘米。此尊整体为一个小牛犊的形象，昂首，竖耳，偶蹄。颈部套有项圈，镶嵌16枚椭圆形银珠，鼓起如铃铛。背部设盖，盖钮为扁嘴长颈的水禽，水禽的颈部反折，喙部紧贴在背上，巧妙的呈现为半环形。牛首和水禽两翅均镶嵌有绿松石，牛的眼球着煤精石，口部左右有错银丝两道，各嵌8枚银质星点，腹部和四足还有以金银丝镶嵌的几何纹。专家认为，中国古代青铜艺术在战国时期迎来了第二次高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各种宝石和金属装饰工艺的盛行，使得这一时期的青铜器炫目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