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北大红楼：感悟初心，砥砺奋进

在古都北京，每次看到北大红楼，胸中总有一种激情在汹涌澎湃。

北大红楼地处京城五四大街29号，因红砖红瓦而得名。这里曾是国立北京大学第一院，为北大文科、校部及图书馆的所在地。100多年前，这栋“工”字形的红色建筑，曾是北京城最具现代气息的建筑，也是新文化运动的营垒、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里堪称中国红色文化的起点。

1918年，在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鼎力革新下，北大人才云集，社团风起云涌，学风自由平等，成了引领时代先声之地。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北大教授，高举“民主”“科学”旗帜，在社会掀起一股思想解放的浪潮。当时，身为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将北大红楼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在这里他写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重要文章，满怀信心地展望：“试看将来的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这座红楼里，陈独秀等人创刊了《每周评论》，宣传反封建的文化思想；鲁迅在此授课，培养了新一代中国知识青年；毛泽东当时虽只是北大图书馆“临时工”，却通过结识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最终选择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北大红楼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这一天，为抗议巴黎和会上的丧权辱国和约，北大的青年学子站了出来，数千名学生汇集在一起，用声声呐喊唤醒沉睡的国人，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并席卷全国，让世界看到了中国青年蓬勃向上的力量。可以说，作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北大红楼厚重的红色记忆，正是中华民族“觉醒年代”最好见证，也是中国共产党“生根发芽”的地方。特别是身居红楼的陈独秀、李大钊，堪称当时的思想文化界的大咖、广大青年的精神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时下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借用此言，可以这样说，北大红楼展现给我们的，不只有思想的激荡澎湃，还有非常有趣的灵魂在闪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大红楼内正在筹办一个大型展览，整栋建筑的历史场景几乎都被复原了，给人以穿越时空、与革命先驱沟通的感觉，预计参观人数将达到历史高峰。

进入北大红楼二层，但见文科教员休息室里，老式的桌子上摆着青瓷茶壶茶杯，衣架上挂着帽子和围巾。据介绍，当时北大有两个著名的师生聚谈场所，一个是一楼图书馆主任室“饱无堂”，另一个就是二楼文科教员休息室“群言堂”。这两个地方，无师生之别，也没有客气及礼节那一套，大家可以畅所欲言乃至激烈辩论。

为何把李大钊的办公场所取名“饱无堂”？明末清初一代儒宗顾亭林先生，在批评当时的北方人时用过一句话：“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批评南方人，则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于是学子们便嘻嘻哈哈地命名二楼的教员休息室为“群言堂”，一楼的李大钊办公室为“饱无堂”。这两个名称被文科学长陈独秀听去了，并不生气，反而觉得这一帮学生很有朝气，足见当时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是多么浓厚。正是由于李大钊清新的思想，以及平易近人、热心助人的性格，吸引了众多进步学生出入他的办公室，和他一起畅谈社会问题。其中，学生傅斯年和罗家伦都是“饱无堂”的常客，他们在这里酝酿文学革命，对旧制度和旧思想进行抨击，促成了新潮社的成立。

同为北大教授，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刊《新青年》杂志，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是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李大钊，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们两人在广大青年中都享有崇高威望。1920年1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路上两人商谈了有关建党的问题，由此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历史佳话。当时，在广大青年中还流传着这样的小诗：“北李南陈，两大星辰；漫漫长夜，吾辈仰承”。不过，这种话被陈独秀听到后，从他嘴里说出的却是：“'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对很多进步青年颇具吸引力，自然也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北大红楼，毛泽东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邵飘萍等知名人士，并得到他们的帮助。特别是李大钊，对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变，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代毛泽东曾对身边的同志感叹：“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千秋伟业，百年荣光，北大红楼见证了一个民族的伟大觉醒和伟大开端。今天，我们走进北大红楼，就是为了感悟思想源头，寻访红色记忆，筑牢思想之基，践行初心使命，乘风破浪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书写更加壮丽宏伟的历史新篇章。（董聚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