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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为了满足我们欲望而采取的一个手段

说到商业、财富,有一个绕不过去的问题,就是货币。坎蒂隆认为,财富的本质是满足人们的欲求,财富想要实现它的功能,必须通过市场过程,其中既包括实体经济,也就是商品市场流通,也包括金融市场,也就是货币流通。

从16世纪起,货币数量论就成为主流的货币思想。而到19世纪,英国经过两次货币争论,货币数量论大获全胜,成为主导英国政府一百年之久的货币政策,也就是“金本位”。

坎蒂隆就明确指出:货币数量论不符合现实,通常情况下,发行过多货币不会立刻引发通货膨胀。货币数量论严格来说就是旧观念下的理论产物,它的潜台词是:货币不创造价值,只是交易的工具;货币市场与商品市场无关;物价波动会影响经济稳定,所以稳定物价是最重要的。

1720年的“密西西比计划”金融崩溃给当时的欧洲人上了一课:金融市场不仅会影响实体经济,而且这种影响有时候会致命。

“密西西比计划”可以说是一次“人为的”金融泡沫,本质上说,它是为了解决法国政府财务困境制造出来的一场“空手套白狼”的大戏。

约翰·劳设置了一个让人晕头转向的复杂程序:要购买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必须先购买法国政府公债,用公债购买公司股票;卖出股票也不能直接换回真金白银,只能换回皇家银行的银行券。

“密西西比计划”最终在1720年9月引发了金融危机。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是银行券发行过度,出现通货膨胀,这时法国政府又突然变卦,不再为银行券担保。一夜之间,泡沫破裂,皇家银行倒闭,无数人破产,法国政府成为最大的赢家。

坎蒂隆指出:货币不是别的,是一种工具,这种工具建立在人的主观预期基础上,服务于人的需要。这里的关键词,是预期。

在通货膨胀的问题上,货币数量本身不是关键,关键是货币流通过程影响了我们的预期,通过改变我们的预期,货币会影响实体经济的运作,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背后一系列机制。

坎蒂隆的经济理论体系,围绕着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财富。人类对经济现象的思考起源于两个问题:第一,财富是什么;第二,如何获取财富。到后来,这两个问题逐步集中到一起变成了“价值理论”:有价值的东西才能称为财富。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里将价值盖棺定论:只有劳动才是价值的普遍尺度和正确尺度,在此之后的一百年间,劳动价值论成为经济学有关财富解释的主导理论。

坎蒂隆认为:“财富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在坎蒂隆看来,财富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一件产品、一项服务,对我而言有价值,是因为它能满足我的需要或者说欲望。

既然财富是主观的,那么劳动价值论的逻辑就得完全颠倒过来了:不是劳动创造价值,而是我们觉得一件产品、一项服务有用,我们才愿意付出劳动去生产它。这个观点也就是当代经济学体系的基石:主观效用论。

坎蒂隆认为,市场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是通过讨价还价来决定的。市场活动本质上会受到时间、规则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协调行为这些因素的影响。

市场交易中很多时候,生产者和消费者都没有直接沟通,企业家在市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供给找到销路,为需求找到供应。正是企业家们的开拓与创新精神,推动了经济繁荣;也正是因为企业家,许多技术才能够通过商业化和市场化过程最终被广泛应用于现实之中,从而推动社会发展。

坎蒂隆在两百年前就提出了一套与我们现代经济学近似的理论体系,财富的主观属性、市场过程、市场主体,这些思想不仅仅远远超越于他所在的时代,对我们今天理解商业社会和经济现象都很有启发。

坎蒂隆让我们回到经济过程中来,因为经济本质上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他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大加赞扬,实质上也是让我们认识到对任何一个社会和国家而言,活跃的企业家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助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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