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中：挪
挪
文/汪建中
工作几十年，没挪过几个地方。也许是出息所在，到一地我就觉得“这儿好”，就盘算着扎根。
到九二年四月，我们夫妇已在临江乡广播站呆了十年。这年撤区并镇，临江乡被撤销，我们被调到九公里外的东流镇广播站。
东流新镇，由原长岭乡、长安乡、七里湖乡，东流区、东流小镇五合一，是副县级建制的江南古镇。并镇后的东流广播站改称东流镇广播电视站，在编九人。人、财、物权属镇;行政、业务由镇、县双重领导。当年县委组织部行文，明确了全县十个站长，我名列其中，是东流站的头。
领导有意无意地让我去过把官瘾，但是却彻底改变了我原来的生活，一切似乎都乱了方寸，一切又从头开始。
在临江，我们夫妇开了十年广播;那里有和我们相处融洽的领导和乡民;有我用十年浇筑的口碑;有我的房子，我的猫、狗、鸡、猪和二十八群蜜蜂;更有我为县局代销、修理家电的“生财之道”。
在临江十年，条件渐渐变好，房子也有的是，多年下来，生活所需的瓶瓶罐罐，种菜养猪的家家伙伙，我们家应有尽有，和农民无异。为给农民递送《安徽广播电视报》，我以八百块钱买了局里已跑了十年的，那辆笨重的老式“幸福二五O”摩托。
说来可乐。我骑上这老掉牙的绿色“二五O”，戴着人家送我的绿色消防钢盔，可能有点像那电视里的鬼子兵。也因此，遇到放学的孩子，他们常齐齐地站在路边举起右手，向我行“鬼子礼”，让我忍俊不禁。有时我骑出半公里后竟还在傻笑，引来路人讶异。这人有毛病?
在临江，以我的为人，和我的那把烙铁，临江百姓家所有的土产品，如香油、花生、芝麻、黄豆、山芋……，“他有我就有”。我曾“抱怨”，每年农民送我的西瓜总是七十到九十多个，怎么也突破不了一百个。
我是平凡小人，虽没做什么事，但在临江，我度过了人生二十九岁到三十九岁的黄金十年。我对临江小乡真的很有感情。我很是留恋那乡间的广播，农民的笑脸。在那里，我知足，惬意地活着。
人言说，树挪死，人挪活。想着要到新的地方去尝试新的生活，心中还是会有股甜甜的味道。
很快，我以“鸡毛价”卖了那用鸡毛价买来的房子。接着，我又以一千元的鸡毛价卖了我的二十多群密蜂，那可是我从两群蜂起家繁养起来的。养蜂不但给我带来快乐，还能“生财”，我好不舍。
东流的工作情况很糟糕。除了街道上的三只中音喇叭在响，全镇乡间的广播基本都已瘫痪，领导都在忙着大办乡镇企业，似乎也不想过问。
镇广播站设在政府二楼最西头，一间屋被一隔两半，半间办公，半间做机房。里屋放了一台“275”，外间放了两张无抽屉的课桌;两张刷了红漆的木条长椅;还有一把在“关节处”打了“扒钉”的木椅。这椅子原来是有两把的，新调来的闻副书记报到后，有桌子没椅子，管财的林镇长亲自来为他“抢”走了一把。除此，这里再没有一个水瓶，一个茶杯，一个板凳。
原镇广播站有两位同志，老周五十八岁，十几岁就参加工作，是位有三十九年工龄的老资格。小朱是位女同志，上海知青，家庭条件不错。站里除了另一位上海知青小周，其他同志都还住在原来的小乡。同志们过去都是小乡的土干部，如今多少有点被“遗弃”的感觉。在他们的头上，又突然冒出我这么个破站长，心里怪怪的。
周边小乡撤了，七八十个干部收缩“进城”，住房空前紧张，好多干部分住在镇里从各单位借来的房子里，住得很挤。关于我的住处，镇里给了我八个字，“自己解决，房租自付”。
无奈，我在长江路一户孙姓人家租了二楼的一个房间和楼下的一间厨房，客厅和房东共用，一家三口重新过上了“挤日子”。我买了一套煤气灶具，准备过街上人的日子。
搬家那天，镇里为我请了一辆东风大货车，由周老陪我搬家，之前我没告诉任何人。车到临江停在屋边，很快就有许多路过的群众靠上自行车帮我搬东西，还不停地问长问短。因为东流租下的房子实在太小，什么杂物也放不下，我只能搬上电视机和几件家具，以及一些必须的生活小件，扔下除此以外的所有家什。十年前怎么来，现在又怎么去，映证了那句“搬家穷”。
车子发动了，我和在场的乡亲们依依打着招呼。这时，只见几位群众从供销社那头急急跑来，爬上车，往车箱上系了一条长长的红布。见此，我连忙上前，向他们连声道谢。待我坐进车里，车旁又响起一阵鞭炮声。他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送别两位本不与自已相干的人。此时，我禁不住热泪盈眶。那僻乡的民风真的是好纯朴，好纯朴。
上班了。单位里九个人吃着国家饭，只有小朱一个人每天两次，开着那三只广播。如此状况，令我很是不安，觉着这简直对不住一日三餐。我找到领导，请求镇里召开广播工作会，采取措施，尽快使广播正常运转。
过去，针对广播有句牢骚话，叫作说起来重要，用起来需要，花钱时不要，不幸真的被我遇见。也许是本能，我只要看到领导就缠着说工作的事。彼时的镇领导手头没钱，提起广播就头疼，逼急了，他就说忙，赶我走。街上的十几只中音喇叭多是坏了变压器，换一个需要十几块钱。为此我写了两百元材料款的报告求批，想先修好街上的广播。递了报告，我就不停地催。不想，被林镇长讥我是“要钱的站长”，这钱到今天也没批给我。
后来，镇里不打招呼就拆了原来小乡的广播机房，在原乡政府办起了玻璃纤维厂和纸盒厂等乡镇企业。接下来，室外的广播线在夜里被人整段整段的盗剪。弟兄们无所事事，基本不来上班。
这几近漰溃的工作现状，账要记在我这“新官”头上了。参加工作以来，我头一回心里惨惨的，我好失落好无奈。
我每天去广播站呆上几个钟头，修好“收缩”上来的所有的“275”;扫扫地，抹抹灰;将站里的机器，门窗，弄得一尘不染。除此，我常被通知参加镇里的时政学习会、行政碰头会、企业调度会。我让同志们每月到单位学习一次，传达文件，读读报纸。然后请他们在我家吃饭喝酒，联络感情，刷存在感。我真的好无聊。这就是在履行“站长职责”?
浑浑噩噩，人心涣散，单位缺钱，连一框铁丝也买不起。我不知该怎么搞。
此时，正值落实南巡精神。改革开放多年，人们不再耻于说赚钱二字，还提倡胆子大一点。单位也可以创办副业。我想，如其白吃干饭不如换个活法。我天天想着单位能活起来，为此搅尽脑汁。
首先，我想着要利用城镇资源，由我垫资带着大家办个“广播电视服务部”，售、修电视机等家用电器。我设想，大伙都来上班，由老周、小周分别担任会计出纳;技术服务由我承担;赚了钱归公，亏了本留账，风险由我独担。
当时的东流有一个与我单位搭界的行当生意红火。那就是有五家录像放映厅在营业，那里面每天都传出“啌啌夸夸，打打杀杀”的声音。
那时的广电部门有一项职责叫音像管理。我有一本省厅考发的《安徽省音像管理检查证》，可配合县局参与本镇音像管理。按文件规定，市面上放映的录像带应该是广电部门正规发行，销售，或出租的“正版带”。杜绝放映黄色、反动、劣质的“走私带”。
经调查了解，我知道各放映厅的磁带，多是来自南方“背包客”的港台盗版带，成本低，质量低劣，内容混杂，隐患多多。
这里，我看到一项既可履行职责，又能为各录像厅服务，更可为单位增加收入的“商机”。结合音像管理，广播站可以当“二道贩子”，为录像厅服务，搞录像带出租。
我去了几趟安庆，找到地、市广电音像发行部门，与其订下长期转租录像带的协议。经测算，租入磁带，每盘每天只用一到两块钱，转手租出，每盘每天能收五到六块钱;五个录像厅每天要用十几盘磁带，单位每天就有几十块钱的收入。那时广播站好穷，真能如此可就“发财”了。各放映厅的片源也将来自正常渠道，不用各自去安庆为租带子奔波，还省下了车船费。用现在的话说，叫合作双赢。
想好了，跑过了，我就召集同志们开会，说出我的计划，请同志们支持。我说：“办起服务部，同志们重新分工，正常上班，到月底可领取随单位效益浮动的出勤补肋。轮流出差到安庆取，換录像带，每天站里补助差旅费六块钱。服务部的账目日清月结，按月结算，如有盈余，一半归公用于维护广播，一半用于出勤补肋等公务开支。”
我说得煞有介事，同志们一脸懵圈，半信半疑。
接下来，我写了关于开办服务部的报告;请求镇里组织公安、公商、电影、广电部门，开展音像管理检查;向各录像厅转发文件，明确管理关系。又到镇工商所办了营业执照。
一切准备就绪，转眼也到了九月份。我和房东商量，把他家靠街面的一间房子开了个三开大门，在里面摆起了柜台，货架，从县局赊来电器一一摆放，小小店面被搞得象个“真三”，没有仪式，没放鞭炮就开张了。
也许是天助我也，几个月下来，服务部每月的收入刨去房租、电费及固定的五十元税金，(不算柜台、货架等固定投入)倒也有千余元的收入。
广播站第一次用自已的钱修好了街上的所有喇叭，大街上和部分村组又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广播声。同志们每月还真的领到了差旅及出勤补助费。
我又象过去一样忙了起来，单位也渐渐地有了生机。我这人贱，一忙，脸上的表情就会轻松起来，嘴角就会上扬。我似乎又慢慢找回了工作的乐趣，找回了微微的成就感。
那时我在想，九个人的大站，各人拿了工资却无所事事。拿钱的心里不踏实，给钱的心中不舒服，这怨谁?后来我又想，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有集体假公济私之嫌?但是不干活白拿钱又对吗?九十年代初，工资增加缓慢，单位经费紧张，各级财政吃紧，上面似乎在鼓励这么干。
后来，广电站抓住机遇顺应潮流，在镇党委、镇政府的重视支持下，同志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得以顺利发展。九四年，我以家庭财产作抵押，为单位贷款二十万元，办起了有线电视。二OO七年后，又借力“广播电视村村通民生工程”，把数字广播电视信号，送到全镇千家万户。东流站不靠财政拨款，拥有五百平用房，两辆公车，曾号称几百万家产。
听我如此说，看官会以为我这疯子的结局会很完美，可老天爷却并不成全我。我的孩她妈在我们事业、家庭刚刚兴旺的时侯，因公付出了她四十九岁的生命，当年我五十一岁。孩她妈一生支持我的工作，为了公事，家里一度被我整的“倾家荡产”，她也没有怨言。我们一起共渡失落，同享“辉煌”。二十多年里，我们形影不离，从结婚到她离世，我们离别从没超过一个星期。她不怨贫穷，不厌辛劳，她是我的好战友，好搭挡。她走时，我的感觉是，我又什么都没了。
斯人已去，我还活着，原谅我，我非圣贤。五十五岁时，我又有了一位爱我的老伴。生活中，除了那分无尽的哀伤，我很幸福。工作上，我无怨无悔。
调来东流，二十多年我再也没有挪窝，真在这儿扎了根。直至六十五岁才真正退休离岗。
渔滃 二O一九年九月
审稿：丁松 编辑：夏显亮
汪建中，一九五三年六月生，怀宁县小市街人，东至县广电系统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