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父亲项英:两代人的沧桑往事(全文)
作为项英的女儿，项苏云与父亲在一起的时间仅12天，而关于母亲的记忆更近乎一片空白。“偶尔想起来也会有些感伤，但是那个年代又不是我一个是这样的遭遇。”爽朗的项苏云轻轻一挥手，似乎不愿让自己陷入到那种情绪中。
12天的父女
我从小到大就习惯了自己的孤儿身份，在延安能见到爸爸，实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1938年9月的一天，我正在吃晚饭，郭青老师来了，说你爸爸到延安了，有人接你去见他。记忆中我又惊奇又高兴，急得马上要走，饭也顾不上吃完。
我后来才知道，爸爸这一次是从皖南根据地来延安开六届的，延安为外地来的成员举行了一个欢迎会。欢迎会是在八路军大礼堂开的，记忆中我乖乖跟着大人们走了进去。大礼堂条件十分简陋，人们都挤坐在木条板凳上，但会场的气氛十分热烈。我跟进去以后，大人们都相互招呼，可我谁也不认识。我就走到主席台前，转身面对着整个会场，找我爸爸。陈云走过来叫我：“苏云，你是不是在找你爸爸?”他把我领到一排座位前，指着旁边的一个人说：“老项，这是你女儿。”又转过来告诉我：“这就是你爸爸!”
记忆中爸爸一把将我抱起来，放在他腿上。他看我，我也看他。他问我：“你几岁了?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在问别人家的孩子。他问什么，我就说什么，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激动的。虽然我一直很羡慕身边的小朋友有爸爸、妈妈可以撒娇，但爸爸真的突然“冒”出来后，我还有点不好意思，毕竟我长到了7岁半才第一次见父亲。
有一天晚上，郭老师来告诉我，说我爸爸有任务，马上要离开延安，所以他白天来学校，想再来看看我。但是，我们学校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已经躲进山里上课，于是我和父亲还来不及告别，就这样分开了。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便是与父亲只相处了12天。
父亲与“”
“”中，父亲肯定有指挥失误的地方，但所谓贻误战机，没有及时带领部队转移，却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军事科学院有位专门研究项英的专家叫王辅一，他是用白纸黑字的电文来研究这段历史的。中央发了什么电报、项英是怎么回的，当时都有记录在案。从他的研究中可以看出，1940年10月底，国民党大军包围，中央对项英交代一直是要交涉。1940年11月30日，中央给发了这样一条电文：“日蒋决裂，日汪拉拢，大局从此有转机，蒋对我更加无办法，你们北移又让他一步，以大势判断，蒋、顾(祝同)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移动，12月底移完不算太迟。”在事变前13天，中央仍给他和发来“以拖为宜”的电报。所以，说项英赖着不走是不对的，是中央一直让他拖着的。可惜原秘书长李一氓去世了，中央重要的电报都经自他手。
1941年“”发生后，我只知道父亲下落不明。直到1945年，去延安开会时通报给大家，我才知道父亲已经牺牲了。好像也没有特别的悲痛，跟父亲一起也就12天，坦率地说，感情会有多深?另外，周围同学也经常有父母牺牲的，这在那个年代也是平常事。但是“”之后，我把名字从张苏云改成了“项苏云”，我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我是项英的女儿。
母亲之谜
1938年，郭青老师把我带到延安时，我听说妈妈就在一个月前刚刚到过延安，把弟弟留下来后离开，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我也错失了跟妈妈见面的机会。
母亲后来的命运多少与有关。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1万多人被敌人包围。当时重病的、年老体弱的何叔衡、已怀孕的母亲与中央苏区政府的妇女部长周月林一起撤离，突围时，何叔衡牺牲，、周月林与母亲一道在福建被俘。被俘时，母亲他们用的都是假名，审问中也没有露什么破绽。他们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月多，我的弟弟就出生在监狱的牢房里。但就在母亲和周月林被保释、也快要获得自由时，国民党却突然知道的真实身份，杀害了他。
化名为“林琪祥”的为什么会暴露身份?很长时间一直是个谜。最近几年，一些正式出版物上还发表过这样的文章，说我母亲出狱后找到了父亲项英，还没放下行李就被父亲责问：的死是不是和你与周月林有关系?父亲看母亲显得很紧张，就认为是母亲出卖了，一怒之下，拔出手枪把母亲枪毙了。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何而来，但这完全是个谣言。
事后证明，离开南昌后，坚强的母亲把弟弟送到了延安。徐明清是原延安市妇联主任，当年妈妈送弟弟去延安时，她还接待过我妈妈，所以“项英杀妻”肯定是不存在的。但是自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也没人知道她的下落。
关于母亲的下落，我最近听到了一个最新说法。去年底，一个记者去访问公安部的一个老同志，他以前在延安呆过，在手下参加过一些专案组的审查工作。据他回忆，他们抓住了一男两女，怀疑是托派，找人审查，这位老人家审查的男的被枪毙了，两个女的被下令勒死。他听说其中一个是项英的夫人，她出卖了。这件事情之后，他也险些被以某种借口除掉，但这些老干部是罗瑞卿的部下，是他托人找到罗瑞卿才保住性命的。等这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再让他们带我去见这个老人时，老人家已经糊涂得说不出话来。不过以我在延安的经历，我认为这个说法是可信的。
我是70多岁时才听说这件事的，我能有什么感慨呢?对于母亲，我只知道她是四川人，但究竟是四川哪里人都不知道，所以我也无从去追寻她的家族、她的身世。我只知道她与父亲是在上海搞工人运动时相爱的，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现在的年轻人肯定无法理解他们的情感，但我想，在父母这一代人的心目中，他们的理想是高于一切的，在需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牺牲感情、家人乃至生命。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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