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全国各地的人来上海，都能找到与家乡同名的道路，这让很多初来上海的朋友倍感亲切，各地小吃也是遍及上海街头，山东煎饼更是如鱼得水，几块钱就能吃饱，几乎成为上班族的首选。这让很多人误以为上海的鲁味记忆只有文庙和煎饼，其实自忠路的山东印记更为深刻。
我们之前的文章《上海西门外的自忠路》，就和大家说过自忠路的更名是为了纪念抗战英烈张自忠将军（山东临清人），彼时上海还有很多道路是以外国人命名，为什么选择这一条了？多半是与这条路的渊源有关。老早在自忠路重庆南路有个关山东公所（今自忠路455号），期初只是清顺治年间（1644～1661年）关东、山东籍商人设置的义冢，用于安葬客死沪地又无力运柩归里的乡胞。“溯自山东茔义田之设，肇于国初顺治年内，合关东、山东两帮，集资于上海县城西置田五十余亩，以为葬埋公地。”明清之际的上海，贸易频繁，据明弘治《上海县志》记载，当时上海商人“乘潮汐上下浦，射贵贱贸易疾驶除十里如反复掌，又多能客贩湖襄燕赵齐鲁之区”。与此同时，从各地来上海的商人日益增多，大多来沪的关东（山海关以东，即东北）商人祖籍也是山东，遂与山东商人联合成立同乡会，取名“关山东会所”。旅沪山东和关东商人主要从事大豆贸易。早在殷商时期，大豆已成为重要的粮食作物，被列为“五谷”。江南民间用豆主要依赖北方供给，山东、东北是大豆的主要主产地。清朝，海运豆石限定由江海关之刘河人口。据档案记载， 江海关豆税“ 每年约收银二万八九千两” ，其中“ 刘河所收山东豆石实居三分之二， 历有档案可考” 。到光绪年间， 山东大豆加工业兴盛起来，大豆的输出才逐渐减少， 转而以输出豆油、豆饼为主了。据清人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描述：“自康熙廿四年开海禁，关东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
同治《上海县志》载：“凡运米之船有四：一曰沙船（船商多隶江苏及本邑，惯行北洋）；一曰蛋船（船商多由浙宁来上贸易，能行南北洋）；一曰卫船（船出直隶之天津及山东界， 贸易南来，只行北洋）；一曰三不象 (船出福建，与各船相似而不同，故名，亦能行南北洋)。
中国大货船-沙船
至道光五年(1825)，山东登州府方爱仁，济南府孟广钰，沂州府宋鸿志等广记、永春等商号联衔清理，丈量地亩为25亩多，呈文备案，上海县立碑保护。后鸦片战争起，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之役，山东商人多避难航海而归，土地被附近农民所占。山东商人除了与上海的埠际贸易外，因其地近朝鲜半岛，与朝鲜的贸易也很大。然而，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中国对朝鲜的控制权被日本所夺。原来主要经营对朝鲜海上贸易的山东商人又纷纷转向南方，来上海做生意的山东商人数量暴增。1895年为720人，1900年已达1379 人。“既稔知来者之多，与旅居之不易，每思辟地为馆，以生命群之力，而联涣散之情”。乡土意识极重的山东商人迫切希望能有一个自己的同乡组织。光绪二十九年（1903），广记、元吉等21家山东籍商号要求收回原义冢产权，在驻守上海的商务大臣吕海寰（山东东莱人）、上海知县汪懋琨（山东历城人）的支持下，收回24.525亩地产，另外集资购地6亩余，旧基新址共32亩余。1906年，在此基础上兴建山东会馆，又名齐鲁会馆。
上海“山东会馆”，“武训学校”校长李士钊拍摄，"山东会馆"为前清末代状元、山东大学创始人之一王寿彭所书。大门两侧分别挂着“齐鲁小学”“齐鲁中学”两块牌子。在侧门的右方挂着“上海武训学校”，系董必武所题。齐鲁小学诞生于1925年，武训学校成立于1946年，是李士钊受陶行知所托而建的。旅沪山东商人内部又分成若干帮。1906年会馆创办时，捐款者来自22个地域帮或行业帮，商号多达91家。其中关税帮商号最多，为15家。后来捐款者中又有涛洛帮。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间，有谦祥益等280余家商号捐款。由这些帮别，可知山东商帮在晚清的上海的地位。其经营的行业则以豆、洋杂货、丝绸等业为主。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山东商学各界热心捐款，“一人独捐千元者且有数家”，一时之间集至“数万之谱”，显示了山东商人的实力。
民国黑龙江安达--堆积如山的大豆黄豆，照片来自孔夫子旧书网
会馆成立之初， 只是“笃乡谊，祀神祗，联嘉会”。会馆座南朝北，前后三进，屋有百余间。前厅祀关帝，中厅奉孔子，后厅供天后。三月二十三日天后诞辰、五月十三日关羽诞辰、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辰。民国初年, 在山东会馆内组织成立了山东同乡会, 其职能与会馆略有差异,具体办理有关社会公益事业。
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无锡旅沪同乡会曾在西门路山东会馆及大陆商场，分设收容所，收容同乡难民。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为争取青岛主权，山东旅京人士率先组织了外交后援会，各地山东人士纷纷声援。5月1日，北京大学生获悉外交失败，4号率先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不平等条约。6月，上海工人开始大规模罢工。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
五四期间，进步人士王乐平专等专程从山东至沪，于山东会馆内筹备上海后援活动。11日，千余山东乡胞，冒雨集合山东会馆，召开救国大会，并成立了领导斗争的直接机构----山东协会，《民国日报》报道“场内无余隙，后至者多立于窗板回廊之上”。23日，旅沪山东商帮率先实行限期报送已定日货清单，发起抵制日货运动。30日，山东协会发出《告旅沪同乡书》，称“凡我山东人驻沪滨者，无论如何忙迫，无论有何要务，皆不必顾”，准时参加7月1日的国民大会。
在之后的岁月里，山东会馆曾是营救抗日将士的中转之地，在上世纪40年代初还曾作为抗日联盟的秘密处所。所以在抗战结束后，将西门路、白尔路统一成自忠路也是很自然的啦。
解放后，会馆由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上海分会接收，房舍先后由新华中学、区教育学院等单位使用，目前为卢湾三中心小学（由嵩山路动迁至此）。
本文部分内容来源：范金民《清代前期上海的航业船商》、廖声丰《清代前期江海关的商品流通与上海经济的发展》、《上海会馆公所史话》、上海通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