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4】“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曹英元作品

家有父母

曹英元（陕西）

傍晚时分，夕阳的余辉沐浴着整个莲花山公园，在繁枝茂叶和萋萋芳草间氤氲出一缕缕淡淡的金色，总有些让人心醉。于是，便一个人彳亍于登山的步道上，说不清是为追逐那抹夕阳，还是为分享那片宁静。

忽然几声清脆又有些稚嫩的童音随风淡起：“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惊回首，后面竟是对母女，孩子很小，也就五六岁吧，唱的却很专注，一板一眼的。无独有偶，女孩刚歇口气，前面的浓荫深处又飘来了浑厚的男中音：“父亲是那登天的梯，父亲是那拉车的牛。”多么亲切的歌声！虽只此一句便嘎然而止，却也很有些唱和的味道了，急寻声而上，却未见人影。也许是女孩的父亲也不一定，我想。想着想着，平静的心湖便一点点地荡漾开来。

我的父母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却是中国严父慈母的代名词。小时候总是盼望父亲出去干事，因为呆在他身边，我和妹妹简直就是个“囚犯”，一言一行都得听从指挥，稍有差池，便要遭受皮肉之苦。那时老家的房屋全是土木结构，却也分为两层。下面一层住人，上面因要堆放一些农具和闲杂用品，便在离地七八尺高的墙上平行固定着几根横木——楼枕，楼枕上再铺上木板或青竹，便成了二层。其实楼枕是我们小时候最不喜欢的物件了，因为父亲惩罚我们的“刑具”经常就插在楼枕与楼板间的缝隙里。“刑具”是用家门口或小溪边的青竹竹枝裁剪而成的，找寻方便，工艺简单、亦很实用，打人疼得要命，却不伤筋、不动骨，在我们那里被称为“条子”。

我家楼枕上的“条子”一般都有好多根，有粗有细，因为具体量刑要根据犯错程度和认错态度而定。轻者用较细的“条子”，像吃饭洒了饭菜、翘了二郎腿、在碗里不停的搅动，或忘了给来客敬茶、敬烟，或不小心损坏了家物等；重者像与别人打了架，下河游了泳，还有干活不小心毁了青苗或在搬运途中洒了收获的粮食，便要用较粗的“条子”了；当然如果犯了撒谎或在外闯了祸或做游戏损坏了公物和他人之物等更为严重的错误，便要处以“极刑”了。那就是等我们晚上睡觉脱光了衣服，父亲便不声不响的拿着“条子”进来，掀开被子铆足了劲朝屁股上一顿狠打，只到我们疼得在床上不停的翻滚、不停的求饶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方才罢手。及至第二天，我们的身上还存有彰显着父亲胜利的战果——横七竖八着一道或青或紫或红深深浅浅极为眩目的印痕。母亲每每看到这些，总是心疼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也没少和父亲争执，可父亲却我行我素依然如故。

因了这些，小时候甚至少年时期都非常不理解父亲，也非常憎恨父亲，全然忆不起我们生病时他在黑夜中背负十几里去看医生的情景，也忆不起大雨滂沱中他拿着雨伞站在教室门口焦急等待的情景。及至长大后才知道，其实父亲是爱我们的。记得二十四岁那年，我骑摩托车飞下了山崖。父亲听说后，便如离弦之箭一般飞到了我的出事地点，七八里的山路仅用了十来分钟，五十多岁的人了跑的却是年轻人在运动场上的极限速度。那一刻我看到父亲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仅有的一次流泪了，那一刻我看到父亲似乎一霎那间老了十岁，那一刻我看着他花白头发和纵横老泪，心疼忽然间就代替了右腿骨折的疼痛，也终于知道父亲对我们爱的有多深沉、多厚重了。当我为人父后，才明白他之所以喜用武力，是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直秉承着“黄金条子出好人”这句古训，想以他自己的教育方式，逐步剔出儿女身上的一些不良习气，使我们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懂礼、守信且被社会接纳并对社会有用的好人。其实这应是长辈于后人最高意义上的爱了。

相对父亲而言，母亲的爱是细腻的、柔和的，是那种润物无声的，也是那种无微不至、无处不在的。在记忆中搜寻，似乎从未有过母亲体罚我们的痕迹，即便是气极了，也最多骂几句或吼几句罢了。到是每餐被烹调得有滋有味的粗粮野菜、每件洗衣得发白的衣服上一排排整齐的钮扣和一块块针脚细密的补丁、每个晨起上学送行前的叮咛嘱咐和平安放学归来放下心来的眼神、每个寒冷的冬夜儿女床上被掖的整齐而又严实的被角、我们每次考试成绩下降时的几声叹息，恰似朵朵随风而起的晶莹的乳白色浪花，跳跃在母爱的海洋里，饱含着凝透着母亲的爱。母亲的爱便如那夜空中的点点繁星一样密密麻麻的缀满了我们成长的历程，但真正细数起来，却是说也说不清楚，道也道不明白。

但父母于我的爱，却有一样我是非常明白且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那就是再穷也要让我们接受教育。其实父亲除了是个地道道的农民之外，似乎还有另外一个身份——村干部。因了这个身份，作为家中主要劳力的他的精力便被开会、下村占去了多半，侍弄地里庄稼的时间就非常宝贵了，常常是早晨天未见亮就起床、中午顶着烈日干、晚上黑了才回家，总想把一天当作两天来用，多种一点就多收获一点，但有时候活儿干到一半在地头上便被驻村干部或乡亲们叫走了，公事办完了回来又接着干。用父亲自己的话说，干活就像做贼似的。因此，尽管那是个以粮为纲的年代，可我们家里年年收获的粮食却只能解决个温饱问题。加上那时村干部报酬相当低，村里也没有积蓄，一年忙到头，还不够上面下乡驻村和检查的工作人员的招待费，家里的日子常常是捉襟见肘。但尽管这样，父母却咬着牙坚持供我们上学，当然也吃了许多别人没吃过的苦头，受了许多别人没受过的罪。

为了多挣点钱，养猪没多少粮食，母亲白天便漫山遍野打猪草，回来时常常被比她高出几倍的插花背篓压得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还要加班加点磨饲料、剁猪草，每天都要忙到三更半夜才睡觉；养蚕常常贪多，桑叶却不够，蚕儿四龄后父亲便背着蛇皮口袋一走几十里去买，天晴还好，如逢雨天，回来时全身总是没有一点干的地方；附近哪里有采茶叶运东西之类的机会，母亲总是要牢牢抓住。白天在外面累一天，晚上回家还要赶做家务，有时一晚上只能休息一两个小时便起床了，可她没有叫过一声苦，喊过一声累。

记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晚上，我和妹妹都在民主上中学。因村里老了人（人过逝了的意思），父亲便义不容辞地去帮忙了，母亲一人在家做家务，因劳累过度，缺乏休息，半夜十二点左右在剁猪草时晕倒了，并在猪草堆上昏迷不醒地躺了一个多小时父亲才回家，急急的背起送往山下的卫生院，医生诊断后说可能是贫血引起的。并说好险，如果再晚半个小时，恐怕就没救了。经过一阵紧张的掐人中、打点滴的抢救，母亲终于苏醒了，算是从鬼门关捡回条命来。可是第二天，母亲不听任何人劝告，硬是拖着自己虚弱无比的身体毅然决然的下地干活去了。

父母正是凭着这样的毅力，才给了我们一个完成学业、走上工作岗位的机会。看着和我一起成长特别是学习成绩比肩于我的几个伙伴，皆因父母拿不出钱来而止步于小学、初中的大门现在或于高危的矿井下作业或面朝黄土重复着父辈们的劳作时，我在心酸、心痛之余，更多的是对父母发自肺腑并用任何优美的语言都无法形容的感激。曾有同龄人在我面前炫耀，说其父母为他置办了多少房产，积蓄了多少存款，我却一点都不艳羡和嫉妒。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给了我一笔此生永远也无法用尽的财富。

2006年，我转让了老家的房屋，把父母接来同住。本意是他们忙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虽儿子无用无福可享，但享受一下清闲还是可以的。但父母都是闲不住的人，从土地上下岗立马又在家务中上岗了，并且分工明确：父亲负责打扫卫生和花卉培育。以前从没干过家务且粗枝大叶的他，竟然很快就把擦家具、拖地板之类的细活儿干得紧紧有条了，而且质量很高，简直可以用一尘不染来形容了。更让我惊异的是，父亲因事情多，连我们小时候都没怎么抱过领过，可我的女儿出生后，他却奇迹般地学会了给孩子端尿、穿衣、喂饭，自此便整天围着孩子转了；母亲则是洗衣做饭，担负着一家人的饮食起居，一天围着锅碗瓢盆和洗衣机飞快的转个不停，似乎难得休息片刻。我们上班时，父母总要叮嘱好好工作，听领导话。如果是雨天，还要把伞递到手中，如果是出差或下乡，还少不了出门注意安全、少喝酒之类的唠叨。看来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在父母眼里却仍然是个孩子。他们似乎永远都甘当儿女们登天的梯，而儿女们也永远是他们呵护下的一个宝啊！

几声悠扬的鸟鸣打断了我悠远的遐想。抬望苍穹，一朵朵形态各异的云彩正在夕阳的光芒中尽情燃烧着、绚烂着，明亮妩媚了半个天际。无意间瞥了一眼手机上的日历，竟发现今天是父亲节，想着日臻苍老渐入人生夕阳为我们奉献了大半生的父母，我忽然没了赏夕阳享宁静的兴致，便一口气冲回了山下的家中。

【作者简介】曹英元，中共党员，大专文化。1977年4月出生于陕西岚皋堰门镇。曾为人师表过，亦在乡镇包过村、从事过新闻宣传工作，现供职于中共岚皋县委宣传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陕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岚皋县作家协会秘书长。2003年开始创作，迄今为止，已在《延河》《华侨报》《陕西日报》《陕西工人报》《陕西文化遗产》《安康日报》《安康文化》《中国散文网》等报刊媒体发表各类作品一百五十万字，获各类征文奖15次。2014年元月出版个人散文集《情满岚皋》。参与编辑有《走进岚皋》《笔墨岚皋》《岚水情深》《写意岚皋》《巴山秀水 神奇岚皋》《岚皋诗文遗存》《巴文化与岚皋》等地方文化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