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远去的记忆（34）依稀慈母泪

依稀慈母泪

——从一首儿歌说起

雪岸

脚，脚，

皮蛋壳。

杨家河，

水不落。

“不落南”，

“不落北”，

北上田里种荞麦。

荞麦开花一汪白，

茄子开花紫淡色。

金簸箕，银簸箕，

哪一个的小脚拿过去。

这一首儿歌，名为【脚脚搬】。

在笔者的老家，可以说这首儿歌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从记事时起，直到前些年，一回到家乡，还不难看到这样的情景：母亲带着幼儿盘腿坐在草地、席子或者板床上，把脚伸到一起，口中念念有词的唱道，“脚，脚，皮蛋壳——”，一边唱，一边用手按顺序点着自己和幼儿的双脚，一个音节点一次，唱到最后一个音节，点到谁的脚，谁就算是输了，就必须把输了的人的那一只脚拿开。于是又重新开始。当然，现在农村外出打工的人特别地多，母亲的角色便由奶奶替代了。地点也大多由农村的村落搬到集镇或城市。

这既像是唱歌，又像是游戏，既对小孩教了语言，又启发小孩的智力，很有点“击鼓传花”游戏的味道。唱这首儿歌，也是笔者来到人世后的最早、最清晰的一次记忆，是终生难忘的记忆。至今还仿佛是历历在目，那样的鲜活，那样的动听。此后，不管是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中年时代，还是进入老年时代，每当饭后茶余，夜半睡前，每当回忆往事的时候，每当看到小孩的母亲逗引自己的小孩，做着各种游戏的时候，就想起了这首儿歌，就似乎又回到那个叫人记犹新的少儿时代，又回到那个地理位置偏僻却是生我、养我、送我进入社会，独立生活，迈向人生征程的小山村。

笔者的老家在安陆市赵棚镇杨新的一个小山村里。

安陆，有悠久的历史。春秋时为陨子国。自秦代以来，先后是州、府、郡、县、市所在地。安陆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安陆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历史上人才辈出。虽说笔者曾经走过不少的县市，也都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来做自我介绍。笔者认为，安陆倒是真的可以因这八个字而自豪的。知道吗？战国时楚国的令尹——斗子文，唐代的宰相许圉师，宋代的兄弟状元宋祁、宋庠，直至近代的陈宦、辛焕文等等，都是安陆籍人。据有人统计，从秦汉至现代湖北的“楚才”总人数为1113人，集中分布于15个县市。其中安陆有37人，占总数的33.3%，位居第七，仅次于襄阳、武汉、江陵、黄岗、红安、沔阳。在孝感各县市中名列首位。在邻近的隋州、京山、应城、云梦、孝昌、广水等七县市中，成为“楚才”的分布中心。

从历史名城——安陆城关向北，经过一个小平原以后，地势逐步增高，走过八里岔、十里塘和双路、牌楼两个农村小集镇，就进入了小丘起伏、岗地遍布、山冲相连的丘陵地区。再向北走过八里路，就到了笔者的老家。

笔者的老家所在的山村，原来也有这样那样的名字，什么夏家独屋、陈家独屋等等，均不为笔者认可，因此笔者称它为陈家小村。以姓氏命名地名，是中国农村的一大特点。在笔者出生的时候，这个小村只有两户人家，都姓陈，村名就以“陈”姓开头。“小村”，是说村的规模小。听老人们说，在笔者的上四、五代，家居河南南部新郑一带，后迁至襄阳。由于遭受天灾，陈家的老人带着一家人从襄阳南下逃荒，来到了这里。他看到这里山多、地多、人少，又看到这里民风淳朴，就停下不走了。就在现在的陈家小村所在地，搭了一间草房，安了家，于是有了“陈家独屋”之称。并迅速发展到多家，在村后三里地处又兴建了一个小村。既然几代人有两家留住这里，叫“独屋”就名不符实了。这也是笔者起名陈家小村的缘由。至于“夏家独屋”之称，笔者至今不知其因何而来，也就不提它了。

陈家小村，坐落在一个小山窝里，坐东朝西。当时两户人家，都是土砖瓦房，一字儿排开。村后是一座相对高度约为四、五十米的小山。这小山从山顶向南、北两个方向延伸四、五十多米后，绕过村的两侧，由东向西，伸出两条长约三、四百余米的小山岗，插入村前的山冲。它像一个巨人伸出双臂，把笔者的小村紧紧地怀抱自己的怀里。小山岗上长满松树和柏树、刺槐树，一年四季，一山清翠。南边山岗之南是一个小山冲，名叫“藕塘冲”。山冲的南侧为庙山（又称黄鹰山）。庙山的山顶历史上有一座小庙，人称“黄鹰庙”，解放初期这座小庙被拆毁改成了旱地。北边山岗之北是一个更小的小山冲，名叫“北上洼”。小山的东边又是一个小山冲，我们称之为“后山冲”。小山成了我们村的制高点。站在这小山山顶上，向东可以看到县城关至赵家棚的大动脉——安赵公路。向北就可以看到紧靠应山县的吉阳山，雨后初晴的日子还可以看到几百里外的桐柏山。向北偏东可以看到有着神奇传说的双鹤山。向北偏西可以看到有着厚重文化的槎山。向西又可以远眺近百余华里的白兆山和寿山。向南则可以看到婉延而去伸向安陆古城的丘陵。

村子的前面，离房屋十米左右是一口一亩多水面的小水塘。水塘的土堤不宽，但相当牢固，上面长满了青草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花。水塘的三面坡上长着一些高大的杨树、柳树、椿树和檀树，使小水塘近一半水面常年笼罩在树阴之下。水塘里养了鱼，在浅水区还栽了一些菱角。就是这口小水塘，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限的乐趣。我们常常在塘边的树阴下捉迷藏、打雪仗、过家家，玩着当时农村小孩玩的简单的游戏。在菱角成熟的季节，我们拿着长长的竹竿，站在塘边，捞菱角，品尝它那鲜美的果肉。特别是水塘中的鱼儿，更是我垂涎欲滴的对象。每当夏季雷雨天气将至的时候，水塘里的鱼就会浮出水面，一边游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空中的氧气，发出“啜啜”的声响，很有节奏感，像是一曲动听的交响乐，给小村增添了几分乐趣。此时，人一走近塘边，鱼儿就会“哗”的一声，迅速潜入水底。不到一刻功夫，又浮出水面，继续呼吸那充满氧气的空气。笔者稍稍长大以后，在暴雨来临之前，就利用鱼的这种特性，站到塘边，举起带有四根铁齿的“推爬”（一种用于稻田灭草的农具），向水面上的鱼儿打去，如果看得准，且下手的时机得当就会带出一条鱼，为餐桌添上一道难得的佳肴。只是再要捕捉下一条鱼，就要耐心等上一刻功夫了。

那时，农家的卫生意识差，就是这口小小的积蓄小山雨水、容纳生活废水的池塘，还兼有畜禽饮水、农家洗菜、洗衣的功能。好在农家的生活饮用水，则固定到村湾南侧小山冲里的一口清水塘里。小水塘的下面是栽种水稻的梯田。由此向下，走过六块梯田以后就到了山冲的低洼处。这里有一口面积约二十余亩的大水塘，我们称它为杨家大塘。杨家大塘的上下是从南至北、南高北低、连绵不断的山冲梯田。顺山冲而下，经过黄家大湾，直到上面那首儿歌中所提到的杨家河。紧挨着杨家大塘的西侧又是一个山村，名叫杨茂南湾。杨茂南湾与陈家小村正好相反，坐西朝东。两村门户向对，遥遥相望。杨茂南湾同样是背靠一座长满各种松杂树木的小山岗。这是个比较大一点的湾子，共有十余户人家，比我们村大多了。据说，杨茂南湾就是以出生在该村的前清一个秀才的名字取名的。当时的杨茂南在我的老家一带小有名气。人有名，地也沾光。

笔者的老家住在陈家小村的南端。出门左前方是我家一个面积一亩多的竹园。竹园上面的山岗上辟有一块约半亩面积的禾场。禾场的西方有一片坟地。这一片坟地也是我们湾两户人家夏夜的纳凉之所。过去，迷信盛行，一谈起鬼怪，甚至一谈起坟地，人们就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夜晚，这片坟场的一人高左右的上空常常飘荡着一小团一小团淡红带绿色的火光。笔者去问大人，这是什么？开始他们说是“亮光虫”（即萤火虫）。笔者便和几个小孩便去捕捉“亮光虫”，搞来搞去，总是捉不到。“亮光虫”是能够捉到的，我们开始怀疑起来。大人们还是想着法骗我们。到后来，他们才讲了实话，说那是鬼火，碰不得的，不要捉了。当然萤火虫和鬼火有时也混在一起，难以分辨。小孩最害怕的是鬼。我们不敢再去捉了。也许是习惯了吧，每到夏天，我们两家便在这坟地里架上板床或竹床乘凉，一个坟头一张床，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没有丝毫的畏惧感。就在这夜空下的坟场里，大人们盘腿坐在板床上，一边摇着蒲扇，驱赶蚊子，驱走炎热，驱赶疲劳；一边看着那皎洁的月光，闪闪的星光，飘动着的萤火光，听着那绵绵不断的蛙声、虫鸣；一边拉着家常，谈着年成，交流着白天听来的各种信息。有时他们还指着天上的星星，教我们小孩辨认。就是在这里，笔者认识了指示方向的北斗七星；认识了那有着美丽动人传说的牛郎星、织女星；认识了那横贯天空的繁星密布的银河。

据老人们讲，当初风水先生来陈家小村，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近看远看，称赞这里背靠青山，门对山冲，两座小山岗如青龙守卫，加上绿竹拂风，山花烂漫，是个难得的建房居住的风水之地。然而，由于村子太小，名气不大，出门在外，当别人问起是那里人时，笔者便说是陈家小村的，好多人说是不知道，还要解释一番，并搬出对门湾的杨茂南湾，才说得清楚。此后，笔者就干脆说是杨茂南湾的对面村的。小村虽小，却山清水秀，气象万千。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农田，就成了陈家繁衍发展之地。

似乎美丽风景的功能只是供人游览观赏，不是人们长期生活居住的理想场所。正是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开始了笔者苦难的童年。笔者是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出生的。那时正是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李先念从延安来到赵家棚，率先举起了抗日的大旗，并随后成立了新四军五师，谱写可歌可泣的抗日历史。笔者来到人世的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曙光。

在笔者出生之前的一段时间，家庭经济条件较好。全家有耕地12亩，分布在门前冲、南山冲（藕塘冲）以及北上洼，易于耕种和管理。只是这里山冲小，塘堰少，一遇大旱，就要减收甚至绝收。一九四一年，就是农历“辛已”年，是我们老家历史上有名的特大干旱之年，家里的12亩田地全部绝收。就是平常年景，还有在山脚之下水塘之上的三亩田不能栽种水稻，只能种植一些旱作物。只有在丰水年份，才能栽上稻谷。有时大雨下得晚，就把这几块已种上旱作物的农田翻耕，栽上秧苗，人称栽“老秧”。由于季节过了，“老秧”不能完全分蘖，产量很低。但还是比种植旱作物划算。那时有句“稀稀几路，胜过种豆”的话，就是说的这个意思。家里在庙山、长山和村后的山上还有十余亩长满松树的山场。家里的房屋是，一进两层，左右两个天井，大小九间房，以及配套的牛栏猪圈。大门两侧的一层是前厅和小厢房。前厅对着天井的那面墙壁安装了木刻格子门窗。房屋虽然是土砖瓦房，但比较宽敞。在当时的农村属于中等偏上水平。土改时划分阶级成份，主要是按家庭田地和房屋来划分，一般不看现实的生活状况，便被划为上中农（即富裕中农）成份。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笔者出生的一个月前，长年辛勤劳作的父亲，不幸累死在挑麦子的田埂上。那天中午，天气燥热，眼看就要“走暴”（由晴天突然转为雷雨天气）了，割在田里的小麦还进场。粮食是一家人生活的指望，半年辛辛苦苦的劳动成果是不能有丝毫损失的。父亲匆匆吃了一口饭，就去挑麦子了。挑麦子在农村是重活路，又是带有一点技术的活路。两头向上翘起的“钎担”，挑上麦子或稻子，掌握不好就会打翻。麦子未上肩之前，要拿起“钎担”，将它的一头杀进一捆麦子内去，用手一抬，扛上肩头。然后就势将它的另一头一下子杀进另一捆麦子，迅速用手向上一抬，调整一下，让它的正中部落到肩膀上，挑好就走。这时不能弄来弄去，那样如果到不了位，还会把麦、稻粒抛撒在田里。不论路程多远，只要麦子上肩，就不能中途放下担子休息，要一口气挑回。到了稻场之后，还要将小麦堆成堆。随着小麦堆子的增高，挑麦子上堆，没有一定的力气是不行的。父亲就这样挑着、挑着，弄的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湿透了擦汗的毛巾，湿透了身上的衣衫。突然，在挑麦子回稻场的路上，人和麦担子一起栽倒在田间。在禾场上的母亲发现后大声喊叫起来，邻居也闻讯赶来，迅速把父亲抬回家里，放到木板床上。只见父亲的嘴唇不断地向外冒出鲜血。血越来越少，呼吸也越来越弱。不到一刻，派去请郎中的人还未走进村头，父亲就撒手离开了人间。一家人悲痛欲绝，哭声伴随着刚刚来到的雷雨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寂静，整个村湾笼罩在悲哀之中。

亲友们也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一看到这个场面，忍不住流下了辛酸的泪水。父亲的猝死，对笔者的母亲更是晴天劈雷，祸从天降。当时，母亲正怀着笔者和弟弟。笔者的前面还有二个哥哥，二个姐姐。大姐、大哥都未成年。二哥更小，二姐最小。父亲既是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也是家庭经济和社会交往的主要策划者，是家庭的顶梁柱。几十年的夫妻恩情，如何割舍得开？今后这一大家人怎么生活，何去何从？泰山一样重的负担，对当时的一个农村妇女来说，无异于六月飞雪。母亲望着装有父亲遗体的棺木，望着棺材前的灵牌，失声痛哭，哭声震天撼地。人死不能复生。未来的路还得靠活着的人去走。母亲就在这极度悲痛和一片茫然之中，埋葬了父亲，不得不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父亲去世以后，家庭经济和生活状况急剧直下。恰恰就在此时，笔者和弟弟又一起来到了人间，又多了两个长嘴的。当时全家一共八口人，人平只有一亩多耕地。那时农田粮食产量低，一亩田的稻谷只收得三、四百斤，小麦不过二、三百斤，一年两季加起来也不过六百斤左右，要是除去秧田和只能种一季的冷浸田，平均每亩能收到五百斤粮食就谢天谢地了。家里没有过硬的男劳力，田也种不好，产的粮食少。交纳各种多如牛毛的税费，也要靠粮食。能够留下的粮食就不多了。粮食少，只能瓜菜代。一年到头，除了春节几天和来客人的日子，一家人几个月吃不上一碗白米饭。平时，碗里装的野菜比米饭多，饭桌上也只有一、二碗缺盐少油的腌菜和青菜。记得笔者二、三岁的时候，看到邻居家的小孩端着白米饭，就向母亲吵着、闹着，也要吃白米饭。母亲开始时是哄劝，哄不住就骂，有时还举起棍子，装作要打的样子，可那棍子总是落不到笔者的身上。母亲也是没有办法啊。从此我们再也不闹了。但常常在那睡梦中梦见那白花花的大米饭，一梦醒来还在用舌头舔着嘴唇，恋恋不舍，似乎是在品尝着那梦中白米饭留下的余香。

那时农村有一句俗话说是“大人望种田，小孩望过年。”“大人望种田”，是指大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有一个好年成，种田能获得一个好收成上。“小孩望过年”，是指小孩们把希望寄托在过年上，过年就有好吃的，就有一、二件新衣服穿。每到旧历年前腊月底的那几天，小孩们总是搬起指头算个不停，口中还念念有词地唱道：

二十五，打豆腐。

二十六，煮大肉。

二十七，年办毕。

二十八，插大蜡。

二十九，样样有。

三十夜，蜡花谢。

初一早，拜年好。

腰一弓，手一托（指作揖），糖果（农村小作坊用米做成的打白糖，放在锅中烧热，和米子即用糯米爆炒成的米花拌在一起，做成鸭蛋形状）米子拿给我。

现在看来，他们的要求实在是不高。如今的小孩在平时就不会吃这种东西。那时的笔者就把希望寄托在过年和来客人的时候。家里再穷，面子是要的，客人吃的是白米饭，我们碗里自然也是白米饭。有时还要给客人煮“荷包蛋”（用生鸡蛋打破后直接下到开水锅内，加上糖，煮熟就成）吃。来客知道我家小孩多，生活苦，总要留下二、三个鸡蛋分给我们小孩吃。在母亲点头之后，我们狼吞虎咽般享受着这天天渴望的美餐。

就是这样“糠菜半年粮”的生活也还是来之不易的。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农忙季节，母亲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全家上阵，在田里劳作。还未成年的大哥、大姐，牵的牵牛，扶的扶犁，干起了只有大男人们才能干的农活。别人家一亩田，一天可以轻轻松松的耕完，我家里二天还耕不了。就是耕了，也是耕漏了的不少，耕不到边的多，不像个样子。后来多次听母亲说过，由于大哥、大姐年龄小，牛也欺负他（她）们，经常不是套不上牛的肩膀，就是牛就不听招呼，或者飞跑，或者站着不动，使大哥、大姐不知哭了多少次。年纪小一点的二哥、二姐也挑起竹箢，往田里送肥料。人小，力气自然就小，不能和大人们比，只好像燕子筑巢那样，一点、一点的挑。

这时，田头地角就成了我和弟弟的摇篮；田埂上的青草、田边的土块，就成了我们的玩具；地上爬来爬山去的蚂蚁，空中飞来飞去的蜻蜓，就成了我们的伙伴。过路的人看到这情景，也止不住的叹息和怜悯，不自觉地流下怜悯的眼泪，“真可怜这一群孤儿寡母啊！”这些怜悯的人也是穷人，他们也要谋自己的生路，对我们一家也是爱莫能助啊。

农闲的时候，母亲又带着我们这一群孩子，春天到地里扯野菜；夏天，到水塘里捞水荷；秋天，赶我们外出检稻穗；冬天，拿起棍子，提着篮子，外出讨米要饭。笔者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年（也是笔者三岁多的时候）的冬天，天下大雪，母亲带着笔者外出讨米要饭。那时，一家人冬天都没有袜子穿。笔者便打着赤脚，穿着一双草鞋，踩着冰雪，忍受着刺骨的寒冷，跟着母亲挨门挨户的讨。每到人家的门前，就站在大门边，口里不停地叫着：“大爹，大妈，给点吧。”

好一点的人家一边连声说着“造孽，造孽”，一边拿出米（或饭）倒到母亲提的竹篮里。

母亲和笔者自然欢喜不尽，连声说着“好人啊，好人啊”。

不好的人家，老远见到我们，有就去关门。有的还横眉瞪眼，不给好颜色看。有的不仅不给米，不给饭，还放出恶狗咬我们。母亲只好拿起棍子抵挡，这时笔者总是吓得往母亲身边靠。在这此讨米的日子，笔者受尽了多少冬天的风寒，受够了多少人世的白眼，体察了多少生活的艰难，吞下了多少人生的辛酸。

讨到中午，就着这人家给的剩菜、剩饭，站在别人的大门前，顶着寒风，狼吞虎咽。

晚上回来，吃了炒热过的乞讨来的米饭，母亲又去纺纱织布。一家人的穿衣，也要靠母亲夜间劳作啊。

有人曾劝我母亲卖掉一些田地，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不要再去讨米要饭了。母亲知道，田地是农民的衣食之源，是全家未来的唯一希望，眼前再困难，失去了田地，今后就会更困难，这大一家人今后怎么办，一大群孩子怎么办。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撑下去，她始终没有卖掉一分田。当然，母亲怎么也没有也不会想到，马上就要解放了。要是在那时卖了田地，一家人就不会苦到那个程度，到土地改革时说不定还会分到一些田地，划分阶级成份时说不定还会划为贫家哩。

一家人就这样艰难地向前过着日子。只有在秋天粮食丰收，当母亲有点空闲时间，心情也好的时候，才和笔者坐在放在堂屋的木板床上，一手点着两人各自的脚，一边唱起那首“脚，脚，皮蛋壳——”的儿歌。

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家里才充满了笑声和欢乐。这也是笔者少儿时代最大的乐趣。